自动化浪潮中，服务业的角色

    如今，服务业复杂多样，包罗万象，神经外科医生、大学教师、银行家、汉堡包厨师和占星师等都可以归入服务业。因此，对于试图分析就业市场起伏的人而言，仅仅着眼于服务业这个大类并不是特别有用了。现在很多学者认为克拉克对经济部门的划分模型已经过时，这并非没有道理。

    有人提议对服务业以及整个经济进行更为彻底的重新划分，其中一些观点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的那段时间。当时，政府更倾向于先设计出良好的社会政策，然后考虑如何为它们买单，而不是先制定出好的经济政策，然后思考它们能为社会提供什么样的福利。最重要的一点是，市场分配价值的方式很少能公平地反映大多数人的行为。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2013年写的一篇短文中，提出了一种最新颖的方法去重新划分服务业。后来，由于这篇文章颇受欢迎，得到广泛传播，格雷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组成了一本书。他的方法非常独特，将教育、医疗、农业和科学研究等服务划分为真正有用的工作，同时将那些除了让人有点事做，却无明显社会价值的服务划分为所谓的“废话类工作”（bullshitjob），其中包括公司律师、公关、高管、健康管理员、学术管理员以及金融服务供应商。他认为这些工作“完全无意义，没必要，危害性大，就连从业者也不能证明它的存在价值”。

    他争辩道：“好像有人纯粹为了让我们有点事做而凭空造出来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对于正在从事所谓“废话类工作”的人而言，有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但也有人从中找到了满足感、方向感和成就感，将祖先传下来的平庸技能转变成类似艺术的东西。

    在后工业化社会中，迅速发展的服务业中涌现出了大量无意义的工作岗位，格雷伯绝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现象的人。如今，很多类似组织存在越来越官僚主义、越来越膨胀的趋势，这一现象有时被称为“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Law）。该定律以西里尔·诺思科特·帕金森（CyrilNorthcoteParkinson）的名字命名，他于1955年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带有调侃语气的文章中提出了这个定律。他曾经供职于英国殖民地公职机构，这个机构的慵懒低效向来都是臭名昭著，“帕金森定律”就是根据他这段工作经历提出来的。

    根据这个定律，“工作会不可避免地膨胀，占满一个人所有可用的时间。如果时间充裕，他就会放慢工作节奏或增添其他项目，以便用掉所有的时间。”相应地，官僚机构总能产生足够多的内部工作，呈现出忙碌的表象，刻意凸显自己的重要性，以便确保本机构能够持续生存和扩张，但工作效率并没有出现相应的提升。帕金森的用语令人联想到薛定谔这样的科学家在描述工作、能量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时的用语（帕金森在写这篇文章时显然并非故意让人做出这种联想）。根据帕金森定律，官僚机构要想生存和扩张，就必须不断获取能量，这种能量的表现形式为经费，并且像精力充沛的黑面织布鸟一样做一些低效或无效的工作，即便这种工作的目的纯粹只是为了消耗时间和能量，也要不停地做。

    当首席执行官们试图裁员时，或者当债台高筑的政府严肃地要求进一步缩小预算时，都会引用“帕金森定律”。尽管如此，许多担任管理职位的人尽管不知道这个术语的名称，却能直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毕竟，在许多组织中，被公认为顶尖人才的主要技能之一就是要能够雄辩地争取大笔预算，并派遣更多员工去执行规模宏大但最终毫无意义的项目，而预算没花完则被视为一件不体面的事情。

    官僚机构膨胀的现象无处不在。当我们看看它如何困扰大学等组织和机构时，它的严重性才会变得清晰起来，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大学之类的组织和机构的基本目标都没有实质性改变，而规模却不断膨胀。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哈佛大学建于1736年，现在的学费平均值经通货膨胀调整后，是1990年的两到三倍。英国最古老的大学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1998年之前，英国高等教育不仅对本国公民免费，而且地方政府会对学生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为大部分学生提供生活补助，非常慷慨。大学生们能够生活得比较舒适，不需要为了维持生计而在读书期间勤工俭学。但自从1998年开始收学费以来，学费已经上涨了900%。

    在美国和英国，除了最富有的学生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家庭无法支付大学教育成本，那么自己毕业时很可能背负一大笔债务，甚至可能需要一二十年才能还清。尽管一些外部经济因素加速了英国学费的大幅上涨，但学费上涨的主要理由是需要为日益膨胀的行政队伍提供资金。以加州州立大学为例，该校行政管理人员的总数从1975年的3800人增加到2008年的12183人，而教学人员从11614人增加到12019人。这相当于教学人员增加3.5%，而行政管理人员增加221%。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几乎所有新增的行政工作人员都担任办公室的官僚职务，但事实上，同一时期的文书、服务和维护工作减少了近三分之一。

    在大学等诸多组织中，一些新的管理角色的确重要和有用。所有得以正常运转的官僚机构都有所谓的政策专家、技术专家或其他方面的专家，这些人在各自的神秘角色中找到了深深的满足感，没有他们，很多事情可能陷入停滞。但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怀疑：许多公司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们的现任领导者善于说服自己和其他人相信它们很重要，或者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观察、衡量和评价正在做重要事情的其他人。

    当然，这只是许多学者的观点。他们没有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做研究和教学，而是几乎普遍地报告说，与20年前相比，每周花在行政管理上的时间大大增加了。他们还指出，尽管许多行政职位没有学术职位那么专业，也没那么有竞争力，但行政人员的薪水却往往要高得多。以英国为例，据报道，2016年有四成的学者考虑辞去自己眼中专业的、求学多年才获得的工作。

    很多人从事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但他们却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了满足感，或者至少享受到了这份工作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陪伴感和结构感，使自己的生活不至于独孤、凌乱，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如此，问题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工作者并没有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很大满足感。

    日益自动化和高效的制造业将越来越多的人从生产线上赶了出来，而冉冉升起的服务业创造了足够多的岗位，接纳了这些人。更重要的是，在下一波自动化浪潮中，必然有更多的人失去在后工业时代赖以谋生的最后“庇护所”，成为显得冗余的失业者，到那时，服务业还能容纳得了这些新出现的失业者吗？目前来看，这一前景远远无法确定。

    （本文摘自《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英］詹姆斯·苏兹曼/著，蒋宗强/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3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