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绍祥：“翻译一本书比写一本书贡献更大”

    1984年的春天，22岁的晏绍祥结束内蒙古大学“世界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复试，中途在北京转车回安徽时，因为候车无聊，他转悠到火车站附近的王府井新华书店，意外地发现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阿庇安的《罗马史》，向来喜欢买书的他就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而在与商务印书馆的初次“相逢”之前，他从未听说过这家国内老字号出版机构的名字。后来，他买的那些书都被收入大名鼎鼎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再后来，他从华中师大调到首都师大工作，成为汉译名著专家论证委员会委员，再后来，他成为了汉译名著的一名译者。

    第一次参加汉译名著专家论证会的时候，晏绍祥向商务推荐了一些书目，其中就包括后来被收入汉译系列的《罗马共和国政制》。“当时主要考虑是国内做罗马史的人少。另外，西方从19世纪中后期蒙森的三大本《罗马公法》出版以后，这种系统讨论罗马政治制度的书就不多，而林托特这本《罗马共和国政制》比较系统，篇幅不是很大，而且简明扼要。”其时的晏绍祥对罗马了解也不多，平时教学中，他会带领学生一起阅读这本书的英文版，后来接受这本书的翻译任务，一则是因为自己有学习的需求，再就是当时国内从事罗马史研究的人很少，关于罗马政治的讨论，很多还停留在苏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觉得“这本书译出来可能会有点意义”。

    翻译过程中，因为涉及罗马一些具体的制度，其中一些名词的翻译颇费周折和思量。比如“praetor”这个词，到底该怎么译？当时国内有好几种译法。这个词本义是先锋官，就是打头阵的人，有的译者把它译成司法官，有的译成大法官、裁判官、行政长官，五花八门。“但实际上这个官职是帮助执政官管司法的。如果从职能上来讲，翻译成大法官是对的。”当时中国学界最流行的王以铸译的苏联学者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中，王以铸就是将这个词译成“大法官”。“从职能来讲他是对的，但后面就不合适了。”晏绍祥说，因为这个官职一直增加，到公元前227年增加到四个，公元前198年六个，大概到公元83年增设到八个，这样它的职能就很复杂了：有的管罗马公民之间的司法事务；有的管罗马公民和非公民之间的司法事务；甚至于有人去做了行省总督，这些人既有司法权，又有统兵权。“罗马的制度是什么？有时候需要的将领多了，就把前面的两个司法官合二为一，腾出一个人专门去统兵，你说这么个词儿翻译成什么合适？”在《罗马共和国政制》中，晏绍祥创造了一个译名：副执政官。因为他的官位比执政官要低一点，随从只有执政官的一半；他见到执政官的时候，需要起立，但是他管的职能很多，如果单纯地翻译成大法官或者行政长官，都不太恰当。

    在晏绍祥之后，这个词的译法仍然是五花八门，没有定论，但相对来说，有些职位慢慢地，比如说执政官，学界基本上都认可了。和希腊城邦一样，罗马的官职都是一年一任。但到公元前三四世纪以后，战争频发，之前的三四十个官员不够用了，但罗马的做法不是增加官职，而是将前面官员的任期延长，但是延长以后，他和常规的官员又不一样。这个官职是在拉丁文的名字前面加上“Pro”，即“Pro-consul”。严格地说，这个词应该译成前执政官，但他们又有执政官的权力。王以铸先生当时把它译成“代执政官”或“同执政官”。但是世界古代史权威廖学盛先生不同意这个译法，理由是罗马无所谓代理之说。对于这个词，晏绍祥后来琢磨了一个词叫“续任执政官”：虽然期限延长，但是他的权力会受到限制，随时可能被替换。

    “这种涉及早期历史的词，因为理解不同，出现很多译名，确实非常麻烦，有的时候你就得琢磨怎么翻译比较合适。罗马史涉及的很多内容，我们不了解，很多东西需要去查，不过我们现在查资料比寿纪瑜先生那会要方便，毕竟有网络，搜索很方便，可以了解西方学者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你大概可以确定一个和中文比较对应的译法。”

    而在几乎同一时期着手翻译的《古代世界的政治》中，晏绍祥遇到的是另外一个难题。该书作者芬利被认为是20世纪后期西方最杰出的古史学家，他一个很大的贡献，是将社会科学的方法引入古代史中，在《古代世界的政治》中，他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而是按照不同专题来进行阐释，如阶级和国家、领袖和追随者，等等。“芬利实际上对历史叙述很少，他更多的是分析，语言特别简练，很多话说得并不是特别明确。你得去琢磨，但显然我不如黄洋琢磨得深。我翻译完之后，是黄洋帮我改的，他改得非常细致。”

    《古代世界的政治》共六章，晏绍祥和复旦大学的黄洋教授合作，两人各译三章。“实际上这件事是黄洋张罗的，他要不牵头我也没把握。因为这种书真的不好译。”芬利的叙述后面有很多的潜台词，特别是他采用的是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对照的写法，即便一句话，它后面其实隐含着大量的事实。翻译时，译者必须具备相关的知识背景，才能跟得上作者的思路和节奏。晏绍祥由此感叹：翻译最理想的状态，是译者在这个领域的学问，比作者还要大，至少你不能比他差，否则你很难传达他的意思。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这种水平。

    晏绍祥说自己对于翻译谈不上什么体会，只是觉得“越翻译到后来，胆儿越小”。“翻译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的学问远远赶不上人家原作者，加上语言又不是母语，就很容易出错。有人说，译书和写书还不一样，写书我写到哪写不下去了，可以绕过去。翻译你是没法绕的，你必须硬着头皮往前冲，但那时你就有可能出错。只是这种时候实际上往往出错的概率还没那么大，因为你知道你不会，就会特别小心。你实在到处查不到，还可以去问别人。最容易出错的是那种看起来不经意的，好像很简单，但实际上你可能就搞错了。这种错误主要的原因是自以为是，所以翻译的时候最怕的是自以为是。还有一个是人的注意力不可能总是那么集中，有时候你稍不留神就不知道咋回事了。”

    每次商务重印《罗马共和国政制》时，他都会把书稿从头到尾再细看一遍，而且每一次都能发现错误。至今为止，晏绍祥总共译了10本书。一则因为自己的专业阅读需要，另外，他译书的范围不出希腊罗马史这个圈子，理由是“连自己圈子里的书都译不好，你出这圈那还不纯粹出洋相？！”

    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读者到译者，这其间身份的转换，也多少映射了一代学人学术生涯的轨迹。“不光是我，很多做西学的人，可能都是和商务的译本一块成长起来的，因为你在八九十年代很少有其他的书可看。”因为早年读过这些译著，后来又慢慢地有机会读外文书，然后慢慢地在学术界成长起来，再回过头来做这种学术名著的译介工作。在晏绍祥看来，对有些学科来说，这些译著非常必要。一直以来他都认为，相比较而言，在某些特定领域和特定的时期，翻译一本书比自己写一本书，对学界的贡献更大。“我如果自己写一本《罗马共和国政制》，勉勉强强也能凑得出来，但是肯定不如林托特写得好。现在虽然说好像文化上有很大的进步，但在很多领域，我们的实际水平仍然是在人家后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译本的贡献，有时真比我们自己造一本书贡献更大。”

    晏绍祥说，中国如果没有翻译西学，肯定达不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所以有的时候，他对翻译的态度，相对比较宽容。“它确实有很多错误，也有很多译本是属于粗制滥造，粗制滥造我们当然坚决要反对，而且自己坚决不去干，但即便是粗制滥造的，起码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本书存在。你看了译本实在是恶心得要命，完全看不懂，你就会去看原书。这也是它的一个客观贡献，对不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翻译工作不但应该做，还应该比原来做得更多更好。”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