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垢磨光，千锤百炼，正如从铁到钢”

    ■关于小学教材的种类，陈伯吹认为，小学教材虽然是“整个性”的，但也可相对地划分为七个“性类”：练习的教材、记忆的教材、思考的教材、组织的教材、搜集的教材、发表的教材、欣赏的教材。

    ■关于小学教材的编撰原则，陈伯吹说：“教材能否达成教育上的各个目标，第一要义，所有的各性类的各科教材，在本质上应该是文学的、艺术的，因为文艺是诉诸于人类的感情，而各种本能的发展，正建筑于感情之上。”

    陈伯吹（1906—1997）是20世纪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一生主要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陈伯吹也是一位编辑家、教育家，在其长达7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主要职业为儿童书刊的编辑和大中小学的教师，并长期过着“三位一体”（教书、编辑、写作）式的生活。其作品既有大量的儿童文学及其研究，又有许多其他领域的杂文、散文、诗歌、小说、译文和科普著作等，还有不少关于儿童教育特别是儿童读物方面的著述。这其中就有多部小学语文教科书，而有关他的研究论著中鲜有介绍。因此，本文拟对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次参加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及其相关研究工作做考述和梳理，旨在研究陈伯吹的小学教材观和编辑实践。

    最早编辑的教科书：《北新国语读本》

    陈伯吹是家中老大，少时生活贫困，但学习非常上进，工作也极其勤奋，对写作尤为爱好，很早就显露出了儿童文学创作的天分。他在北新书局工作和编写第一部教材之前，曾有多年的学习、教书和写作经历：曾就学于上海宝山师范（1920），毕业后在朱家宅小学（1922）和县立小学教书（1925），又在上海大夏大学师范专科（1928）深造，同时在上海幼稚师范兼课（前后长达十年）。其间，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报告文学《学校生活记》（1927），在芳草书店出版了诗集《誓言》（1929）以及爱情小说《畸形的爱》（1929），还在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儿童世界》《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和中华书局《小朋友》，以及《宝山县立师范学校校刊》《宝山县教育会年刊》《今代妇女》《大夏月刊》《大夏周报》《电政周刊》《北新》《教育建设》等报刊上发表几十篇文章。陈伯吹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因为我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和四个弟妹的生活费用，需要我负担。我只能努力写作，从勤勉中获得报酬。我又一次得到在写作上的锻炼。”

    陈伯吹的教材编辑实践可以追溯到1925年。他在上海宝山县杨行乡立第六初级小学（朱家宅小学，1922—1925）教书时，曾把《儿童世界》和《小朋友》两种周刊“选作教材”，并且“决计在最后半年里将历年所得的经验心得，以及一切事实，做有系统的载述，经七月而脱稿，名曰《学校生活记》，版权已让与商务印书馆；还有《儿童故事读本》和《常识读本》，尚在编著中，还没有完成哩”。

    1930年底，24岁大学毕业的陈伯吹到上海北新书局当编辑。当时《野草》杂志“文坛新讯”还刊登了一则消息《陈伯吹将任北新编辑》。陈伯吹在该书局主要负责编辑《小学生》半月刊和一套《小朋友丛书》，为此他创作了许多诗歌、小说和童话，独自出版了十多部儿童读物，进一步受到业界的关注。而且，从此也开启了陈伯吹主创儿童文学、潜心研究儿童读物和编写小学语文教材之路。其中，关于儿童读物的研究文章，如《儿童故事的趣味问题》（1932）、《不适用于幼稚园的儿童故事》（1932）、《故事的讲述》（1932）、《儿童诗歌研究》（1932）、《故事的价值研究》（1932）、《儿童文学与儿童》（1933）、《从行为主义到公民教育的实施》（1933）、《童话研究》（1933）等，主要发表在《儿童教育》《上海教育界》《大夏周报》上。

    就在这段时间，陈伯吹被北新书局主办人李小峰、总编辑赵景深（李小峰女婿）拉去一起编小学语文教材：一是《北新国语读本》，共4册，高小用，由赵景深、李小峰、陈伯吹、徐学文编辑，周作人、吴研因校订；同时，他们还编了配套的《北新国语读本教授书》（4册）；二是《小学北新文选》，共8册，高小用，林兰、陈伯吹编选。以上教材均由北新书局1932—1933年出版。

    最早主持编写的教科书：《复兴国语课本》

    在上海读书时，陈伯吹因为写作投稿的原因，常去联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人、《儿童世界》主编郑振铎和《妇女杂志》主编杜就田。他们对陈伯吹的作品很熟悉，也很欣赏他的文笔，其中郑振铎还语重心长地分析了陈伯吹创作的优势：熟悉小学教学和儿童读物，有多年和孩子在一起的经验，并建议他专攻儿童文学，后来又提出请他业余时间为商务编写教科书。于是，由陈伯吹领衔，沈秉廉、庄俞参与，共同编辑了供初小使用的《复兴国语课本》（8册，春季始业），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发行。之后，陈伯吹与宗亮寰还编写了《默读练习本》（8册，初小用），也由商务出版。这是配套《复兴国语课本》、供小学生略读的教材。陈伯吹的这套初小《复兴国语课本》，与沈百英的高小《复兴国语课本》，是当时商务推出的小学语文教科书的主打品牌，并且与叶圣陶编、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朱文叔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学国语课本》，吕伯攸编、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编初小国语课本》，吴研因编、世界书局出版的《国语新读本》，陈鹤琴编、儿童书局出版的《儿童国语》，蒋息岑编、大东书局出版的《国语》等，流行于上世纪30年代，其共同特点是“以儿童为本位，以儿童文学为主体”。

    出版教科书历来是出版社的利润来源和发展之要，所以北新书局对陈伯吹业余时间为商务编教科书的事颇有意见，“因此彼此搞得不大愉快”。儿童书局经理张一渠早就想邀请陈伯吹去儿童书局工作。该书局是我国第一家专门出版儿童读物的出版机构。于是在1934年初，陈伯吹转到儿童书局担任编辑部主任，主要负责编辑《儿童杂志》《常识画报》和《小小画报》，并将其办得有声有色，不仅成为“小学生喜爱的读物，也颇受小学教师和学生家长的欢迎”。

    在儿童书局工作期间，陈伯吹在创作儿童文学的同时，继续钻研儿童文学、儿童读物和儿童教育问题，在《儿童教育》《新儿童杂志》《初等教育》《生活教育》《兴华》《女子月刊》《妇女生活》上发表了《神话的研究》（1934）、《儿童生活的一斑》（1934）、《儿童读物问题》（1935）、《儿童用品与儿童教育》（1935）、《从人到妇女到儿童》（1936）、《怎样教育民众》（1936）、《国难时期中小学之自然》（1936，署名夏雷）、《最近的苏联儿童文化》（1936署名夏雷）、《国语科暑期略读教材教学法》（1937年）等文章。“七七”事变爆发后，陈伯吹先后在英美人办的上海华东联合中学和育才公学高中部担任国文教员，又在《华东联中期刊》《正言教育月刊》《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儿童与青年读物研究》（1940）、《特殊儿童的行为指导》（1941）、《明日的青年教育》（1941）、《论儿童阅读的习惯》（1941）、《论儿童的文学》（1941）、《论儿童与阅读》（1941）、《儿童阅读的量表》（1942）、《论儿童文学的型式》（1942）等文章。

    参与编写的第一部“国定教科书”

    抗战胜利后，陈伯吹回上海

    担任中华书局编审，继续主编《小朋友》杂志，同时主管儿童图书期刊，并一度在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兼课。其状况一如既往，利用业余时间搞写作，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在《文艺春秋》《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新教育杂志》《儿童问题丛刊》《前锋》《大公报》上发表了《普希金与儿童文学》（1947）、《马克吐温和儿童文学》（1947）、《儿童读物的编著与供应》（1947）、《学校与家庭联系的新论——一个“儿童教育”的问题》（1947）、《谈儿童读物》（1947）、《儿童读物的检讨与展望》（1948）、《儿童读物的用字和用语问题》（1948）、《儿童读物座谈会发言》（1949）、《一个健康教学的设计》（1949）、《儿童戏剧与儿童教育》（1949）、《儿童读物应否描写黑暗面》（1949）等文章。至此，陈伯吹也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儿童文学观或儿童读物观以及小学语文教材观。其中，《小学教材与儿童读物的检讨》（1947）既是其撰写的第一篇专论语文教材的论文，也是其全面研究小学教材的代表作。

    关于小学教材的意义，陈伯吹认为，教材是人类和民族经验的精华，小学教材则是这些精华“加上‘儿童本位’”。“当它成为教材的形式时，还须经过一个洗练的阶段，刮垢磨光，千锤百炼，正如从铁到钢一样。换句话说，它必须要经过温床孕育成长的阶段，使它的内容与形式成为最适当的教材；这在小学教材，尤其应该如此。”

    关于小学教材的种类，陈伯吹认为，小学教材虽然是“整个性”的，但也可相对地划分为七个“性类”：练习的教材、记忆的教材、思考的教材、组织的教材、搜集的教材、发表的教材、欣赏的教材，其目的在于“锻炼健康的体格，陶冶良好的品性，培植生活的知能，训练劳动的身手，养成科学的态度，增进艺术的兴趣等”。

    关于小学教材的编撰原则，陈伯吹说：“教材能否达成教育上的各个目标，第一要义，所有的各性类的各科教材，在本质上应该是文学的、艺术的，因为文艺是诉诸于人类的感情，而各种本能的发展，正建筑于感情之上。若无感情，或者说没有兴趣，那么一切的游戏、模仿、好奇、求知等本能，无一可得快乐的结果。所以，休格（Hueg）大胆地说：‘文学当从儿童入学的第一天读起’。”在他看来，不仅国语、音乐、美术、劳作，就是科学等学科的内容，“如果编著小学教材，能够把题材艺术地处理，发见文学和与科学的关系点，善为利用，那么，加上艺术的写作技巧，就成为文学化、艺术化的教材了”。“科学是知识的、硬性的，文学是印象的、软性的。如果小学教材文学化艺术化了，用印象来传达知识，用软性来中和硬性，这样一来，教材自然易于消化，如果再应用良好的教学方法，作为介绍，真是相得益彰，教育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小学教材与儿童读物的关系，陈伯吹认为后者是前者的“温床”。他说“儿童读物是儿童阅读的书籍”，其题材有神话、童话、寓言、故事、小说、传记、戏剧、笑话、诗歌、游记、书信、日记、艺术等，“可以说即是全部的小学教材”，但是两者有区别，不能划等号：“儿童读物在性质上是辅助的、补充的、课外的、自由的读物；小学教材则是在教室内教学用的材料，所以后者比前者有着更多的条件：（1）配合教学时间；（2）适应一般程度；（3）引起普遍兴趣；（4）符合多数需要；（5）满足全班愿望；（6）划一考查标准。简单说来，小学教材是‘精读的教材’，儿童读物是‘略读的教材’，这是它们两个不同的分野。”而且，陈伯吹还比较和检讨了当时流行的几种初小国语教科书（开明叶圣陶本、商务沈百英本、世界吴研因本、商务陈伯吹本、中华朱文叔本、中华吕伯攸本、国立编译馆国定本）关于收入八种儿童文学作品（童话、寓言、故事、小说、游记、传记、戏剧、诗歌）的情况，得出了小学教材和儿童读物关系的一些结论：（1）传记文学（或者说是名人故事）占了小学教材的大部分。（2）神仙故事及童话逐渐在减色中。（3）科学的故事正在小学教材中增强它的位置。（4）书画、着色（绘画涂颜色）、剪贴等“做”的教材，业已开始爬上小学教材的边缘。（5）民族思想、社会思想已经渗透在小学教材中。（6）一切教材有全部倾向现实的趋势。

    最后，陈伯吹根据自己多年编写教材的经验，提出了“小学教材的制作”的几种主要方式。他说：“小学教材，除了一小部分的‘创作’之外，一大部分都是‘改变’‘重述’‘节选’‘采用’着儿童读物。”其中，“改编”是内容可用作教材，但是形式或因程度，或因题材等，有着若干的问题，因而加以改编，使其适合教材的应用。“重述”是内容大体上可用作教材，但是篇中某几点需要加以变易或增删，至于形式方面，或因篇幅太长，或因篇幅太短，不适合作为教材，乃加以重述。“节选”是原文中某一章、某一节，甚至某一段，适合于用作教材，因此就加以节选。有时也稍有变动，只是幅度极小。“采用”是在各种读物中，有直接可采用的材料，无须加工，那么，直截了当地就加以采用。

    参编新中国首套《小学课本语文》

    1953年5月17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其中作出了一项对于新中国教材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重视教材，抽调大批干部编教材”。据此，从1953年底开始到1954年，包括陈伯吹在内的一大批优秀教育干部和学科专家从全国各地选拔充实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从事教材编写工作。陈伯吹于1954年10月奉调人教社小学语文编辑室担任编审。与他同时担任人教社“编审”这一重要职务的，还有教育编辑室负责人曹孚（原华东师大教育系主任）和历史编辑室负责人陈乐素（原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与陈伯吹同时从上海选调到人教社的，还有教育学科的戴伯韬（上海市教育局长）和曹孚（华东师大教育系主任），语文学科的张毕来（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和孙功炎（育才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历史学科的苏寿桐（新建中学校长）和邱汉生（上海教育局中等教育处副处长），地理学课的陈尔寿（格致中学校长），化学学科的梁英豪（上海教育局视导处视导员）等。并且，与陈伯吹同时选调进入人教社的全国语文专家，还有小语的陆静山、袁微子、吕敬先、霍懋征、张田若、文以战、黄秀芬、刘永让，以及中语的吴伯萧、张志公、张毕来、董秋芳、刘国正、孙功炎、洪心衡、吕冀平、何慧君等。加上人教社中小语的原有人马，如刘御、蒋仲仁、蔡超尘、王微、计志中、隋树森、王泗原、张中行、姚韵漪、李光家、张传宗以及社领导、语文名家叶圣陶、辛安亭、朱文叔、吕叔湘（兼职）等，统编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力量可谓人才荟萃、盛极一时。他们中的不少人过去还是国统区或解放区语文课本多个版本的编写者或主持人。其中，同陈伯吹一样，儿童文学作家、小学语文教师、儿童读物编辑三者身份合一的，还有叶圣陶、辛安亭、刘御、陆静山和计志中。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组织一支强有力的教材编审国家队，通过集体攻关和集中“会战”，尽快编辑出版一套代表新中国教材最高水平的统编小学语文、中学文学和汉语教科书及其教学参考书。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中小学并未马上形成统编教材的局面，各地以大行政区为单位使用的是中央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共同发布和推荐的几个版本的教科书。以小学语文为例，1949—1953年，主要有经过改编的刘松涛等编的《小学国语课本》，上海临时课本编委会编的《小学国语课本》，以及人教社朱文叔、刘御等编的《小学语文课本》。这些教科书虽然都可供全国小学选用，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编统用教材，而是“建立了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1954年至1956年，根据新形势要求，由教育部责成人教社代教育部拟订十二年制中小学教学大纲，并据此编写出版的各学科教材（即人教版第二套教材），包括教学大纲30种30册，课本41种97册，教学参考书23种69册，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举全国之力编成的全学科统编教材。“一般反映，新编的课本比1953年以前的课本好，有进步。无论在科学性、系统性或思想性方面都加强了。同时编出了教学大纲和教学参考书，对教师教学有一定帮助。”（《中国教育年鉴（1940—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第482页）其中，陈伯吹作为第二作者，参与了《初级小学课本语文》（8册）、《初级小学课本语文教学参考书》（8册），以及《高级小学课本语文》（4册）的编写工作。这些教材的主编都是蒋仲仁，主要编写者有陈伯吹、陆静山、袁微子、文以战、钟华，刘永让、黄秀芬、冯惠英、计志中、王绮、李明、刘默耕、马精武也参加了部分编辑工作，校订者为叶圣陶、辛安亭、朱文叔，由人教社于1955—1957年初版。从此以后，人教版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基本定型。

    在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教社社长、总编辑叶圣陶带领下，陈伯吹与小语室的同事们还代拟了1956年教育部颁布试行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也是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颁布的内容最详尽、要求最高的一部小学语文大纲。这个教学大纲提出，“阅读教学的课文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作品，一类是科学知识的文章。文学作品包括童话、寓言、故事、谜语、谚语、歌谣、诗、小说、剧本和文艺性散文。……到了第五、六学年，自然、地理、历史都单独设科，阅读课文就以文学作品为主。”这一编写理念和陈伯吹多年的小学语文教育理念很吻合，也体现到了他参与编写的统编小学语文课本之中。比如，在《初级小学课本语文》中以儿童文学作为课文比较普遍，一、二年级的课文，儿歌、谜语、童话、儿童故事占了一半多，贴近儿童生活，富有童心童趣，其中不少课文至今仍在使用。

    陈伯吹在人教社工作期间（1954—1957），迸发出新的热情和活力，也迎来了他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又一高潮。他回忆说：“1954年10月，我被调往北京工作。在‘阳关大道’上，进入了另一个佳境胜处。当时的儿童文学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早受到了各有关方面的关注，工作起来有事半功倍的感觉。”而且，这一段“也是我一生中非常愉快的时期”。1955年4月2日，陈伯吹在《人民日报》发表《向安徒生学习什么》一文，在文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许多单位邀请他去讲儿童文学，许多报刊也约请他撰稿。为此，他向人教社实际负责人戴伯韬请示。戴说：“你放心地去讲吧，这些工作都是国家的工作，而且都是教育方面的工作”，这样“我从事业余创作，就有了良好的环境”。

    1957年5月，陈伯吹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成了一名专业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研究家，把自己的后半生都献给了他所倡导的“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事业。

    （本文作者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

    1943年初，陈伯吹费尽周折抵达重庆北碚，应聘在国立编译馆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辑部（负责人是陆殿扬）担任编辑，主要负责小学语文教科书国定本的编写工作。后来，经国立编译馆同意，又主编了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兼任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期刊研究”课程的教授。在全面抗战中间，国民政府推行“国定教科书”政策，即中小学公民、国文、历史、地理四科教材部编统用，并交由正中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文通书局七家出版社联合委员会共同出版发行。其中，就有陈伯吹参与编写的《高级小学国语课本》（4册）和《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8册）。此外，陈伯吹还为儿童书局校订了《国语新选》（4册，余再新编，1945年9月）。这是供初级中学、高级小学及补习学校国语科用的补充教材。

    陈伯吹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其间，仍是笔耕不辍，不仅创作了尤其是翻译了许多儿童文学作品，而且在《中华少年》《新中华》《东方杂志》《学生杂志》《文化先锋》《儿童福利》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著，如《格林兄弟和他们的童话》（1943）、《斯蒂文生和他的金银岛》（1943）、《大作家与小孩子：狄更斯》（1944）、《王尔德和他的童话集》（1944）、《梦与儿童文学》（1944）、《论寓言与儿童文学》（1944）、《儿童的文学和教育》（1945）、《论儿童阅读的量表问题》（1945）、《马克吐温和他的杰作》（1945）、《老人的童心：托尔斯泰》（1945）、《高尔基论普式庚》（1945）等。

    陈伯吹的小学教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