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罗布泊

    一

    20世纪70年代，罗布泊的最后一滴水被炽热的阳光带走，那个龟裂的湖盆成为一个巨大的惊叹号，让我们心惊肉跳。

    罗布泊的命运，罗布荒原不断重现人间的古代文明，还有对罗布泊命运的破解，让中外学者、探险家走上了不归路，瑞典的斯文·赫定，中国的杨镰，就是其中的代表。

    如果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是第一位抵达罗布泊的探险家，那么，斯文·赫定就是第一位发现楼兰古老文明遗迹的探险家，又是第一位在罗布泊从事科学勘测的探险家。纵观中亚探险史，对罗布泊的科学考察持续的时间很久，引起关注的程度很高，至今仍然是一个魅力无穷的热点。1980年到1981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对罗布泊第一次进行了多学科的科学考察，这个期间，中国科学家彭加木在沙海殉难。

    斯文·赫定对罗布泊情有独钟。1896年他对罗布荒原的探险考察，是罗布泊探险史的焦点事件。他一生三到罗布泊，第一次是1896年，第二次是1900年到1901年，第三次是1934年，时间跨度长达40年之久。第一次探险结束后，他写了《穿越亚洲》，第二次探险结束后，他写了《罗布泊探秘》，第三次探险结束后，又写了《游移的湖》。这些著作，可读性强，是斯文·赫定写作学术报告的“余笔”。切身的经历，真实的感觉，曲折的故事，惊悚的悬念，给读者描绘了一个新奇的世界。40年的时间里，三次来到罗布泊，建功立业，名满天下。这一点，他比第一次到罗布泊探险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幸运多了，那位雄心勃勃的俄国人说完“我很难生活在文明社会里……就是给我几座金山，我也不出卖这荒野的自由”，就病倒在探险的路上，遗憾地说了一声“好啦，这回我要躺下了”，就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世界。这一年，还不到50岁。

    矢志不渝，对罗布泊探险，坚持了40年的时间，除了斯文·赫定，没有第二个人。1896年，险些命丧沙海，1901年，发现楼兰古城遗址，1934年，他在北返的罗布泊水域作了处女航。他说，他把自己的一生嫁给了中国，此话不虚。

    斯文·赫定崇拜普尔热瓦尔斯基，但是，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一个学术观点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罗布泊的位置问题。普尔热瓦尔斯基认为，在张骞通西域的时代，罗布泊是塔里木河的终端湖，如今，塔里木河的终端湖是喀拉库顺，那么，喀拉库顺，就应该是《史记》《汉书》记载的那个养育了楼兰人的蒲昌海——罗布泊。普氏做出更大胆的判断，清政府所绘制的《大清一统舆图》有错，与实际纬度有一度之差。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观点震惊欧洲地理学界。

    德国地理学家，著有多卷本《中国》的李希霍芬男爵，不同意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见解，他说，普尔热瓦尔斯基所见不是中国史书所载的罗布泊，而是塔里木河下游紊乱水系的一个新湖，真正的罗布泊在北面。

    斯文·赫定支持李希霍芬。1896年3月31日，斯文·赫定离开库尔勒，前往罗布荒原，到“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未曾到过的地方去”。在罗布人的陪同下，斯文·赫定对塔里木河、孔雀河的下游河湖做了调查，找到了否定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依据：普尔热瓦尔斯基看到的“罗布泊”，形成于150年前的新湖泊，而《大清一统舆图》所据，是清初的测绘资料，那时候，喀拉库顺正在聚集水量，北面的罗布泊，也就是《史记》《汉书》记载的蒲昌海没有完全干涸。那么，《大清一统舆图》没有错误。

    《大清一统舆图》的对错，罗布泊是否漂移，是中亚探险史中的耀眼乐章，时至今日，仍然争议不断。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到1959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新疆综合考察队，对新疆进行了多学科的科学考察，在苏联专家的参与下，抵达尚有存水的罗布泊。在考察队地貌组所著的《新疆地貌》和考察队成员周廷儒的论文《论罗布泊的迁移问题》中，首次提出罗布泊“从未游移”说。

    判读美国资源卫星照片，罗布泊在1972年彻底干涸。杨镰为斯文·赫定《游移的湖》所写的导言中，一段话，让我彻夜难眠：“1952年，执着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去世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寓所。整整20年后中国西部巨泽罗布泊便干涸得滴水全无。在这里我无意暗示什么，天意与玄机本不是我能够揣测的！亲爱的读者，当我们将这本有关一个游移的湖的作品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行时，你是为西域那个明亮的美目已经失明，罗布荒原的大地也早就面目全非感到爽然若失呢？还是为书中蕴涵的深刻、真挚的情感难以成眠，为作者从容穿越于时间壁垒间的眼界拍案叫绝呢？应该说这两者都有吧！”

    2016年，情系罗布泊，关心新疆历史文明和环境生态的学者、探险家杨镰，在新疆的探险之路上遇难。

    二

    中亚探险史，罗布泊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我们所面对的“丝绸之路热”，是对罗布泊探险的接续，魅力无穷的楼兰，长时间牵引着我们发现的目光，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长河里，她绚丽的颜色一直没有褪去。罗布泊是否游移，在争议中它耗尽了最后一滴水，依然没有统一的答案。

    中亚探险，中国人是后来者，他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有宽阔的视野。再加上高科技助力，对罗布泊的认知，自然有新的高度。

    我注意到杨镰关于罗布泊探险的一段话：“尽管探险家从一踏上罗布荒原起，罗布人就是其探险活动的参与者，可中外探险家的眼里，罗布人的位置从来是在焦距之外，没有纳入取景框之中。”这是缺憾，需要有人弥补，杨镰来了。

    作家，是杨镰的另一个身份。作家关注人的命运，对罗布人命运的审视，让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或许可以这样说，他把罗布人纳入了中亚探险的取景框。罗布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指定居整个罗布荒原的土著，后者指追逐塔里木河的终端湖——罗布泊或喀拉库顺而生活的人。杨镰考察研究的罗布人，就是后面提及的人。普尔热瓦尔斯基等人抵达塔里木河尾闾的村落，他们所听到的“自我介绍”是“罗布里克人”，这就是罗布人的简称。

    1968年，杨镰读了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知道了罗布人的存在，他还在书中看到昆其康伯克的素描画像，那是斯文·赫定的作品。1984年，杨镰第一次环游塔里木考察，在新疆若羌县米兰镇，结识了年逾百岁的罗布人库万·库都鲁克、热合曼·阿布拉、塔伊尔等人。他们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独有的历史文化韵味，让杨镰激动起来，此后，他一次次重返米兰，访问罗布人，在他们居住的村庄精心考察。

    第一次到罗布人的村落“阿不旦”，这是“新阿不旦”。既然有“新阿不旦”，就有“老阿不旦”。杨镰在西方探险家的著作里看到过“阿不旦”的速写和照片，那个荒村有芦苇草棚，有头人居住的宅邸，一个深陷的馕坑，似乎可以嗅到麦香……1984年到达的阿不旦，是土坯垒造的房屋，还有清晰的路衢，显然不是印象中的阿不旦。与库万老人交谈，知道了罗布人居住的地方有“老阿不旦”和“新阿不旦”之分。库万又讲了一个故事：春天，罗布泊有一人长的大鱼跳到岸上，在沙窝里打一个滚，变成马鹿，跑到胡杨林与红柳芦苇丛中，秋天，胡杨枯萎，马鹿无家可归，在罗布泊边上打滚，变成鱼，回到水中的家。库万慢慢讲，面无表情。杨镰听到了弦外之音，这是罗布人因生存环境急剧变化的反应。水域减少，植被日趋萎缩，罗布人的“伊甸园”亮起红灯。

    1998年，杨镰在热合曼·阿布拉的引领下，到达“老阿不旦”，他得以纵向观察逐水而居的罗布人的辗转迁徙与罗布荒原的繁荣荒芜。为此，杨镰写下了观感：“在这古老的渔村，我又感到了失聪般的寂静。当年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的独木舟曾经靠岸的‘码头’，已经为百年强风‘挖掘’成一个深深的‘峡谷’。我们为四面的一簇簇沙包包围，环境的压力使得我跟不上热合曼的步子。热合曼告诉我，除了那两个黑沙包，其他的沙包都是1898年放弃阿不旦之后陆续形成的，每一个沙包下都埋着一个罗布人的家园，罗布人就从这里一步步退出了罗布荒原。这些沙包如同‘五行山’，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于是，杨镰写作、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最后的罗布人》。在这本书里，他讲述了罗布人的古往今来，探险家的脚步，风沙漫卷的时空，一天天缩小的罗布泊，枯死的胡杨，蚊虫的袭扰……只好背井离乡，逐水而去。

    在杨镰的叙述中，一个鲜活的细节拓展了我的想象。西方探险家在罗布荒原建功立业，得益于罗布人的襄助。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古城遗址，贝格曼发现的“小河遗址”，均是在奥尔得克的“发现”之后得以发现。奥尔得克作为向导，他把斯文·赫定、贝格曼，带到了胜利的彼岸。

    2001年1月1日，杨镰再一次来到米兰镇，他与几位百岁罗布人度过了新千年的第一天。眼下，罗布人离开了曾经居住的地方，政府建立了民族新村，罗布人有了新的家园。在民族新村，杨镰与一位七八岁的孩子成为朋友，这个名字叫斯迪克的小罗布人对杨镰讲，他见过杨镰，记得杨镰说，他还会来的。杨镰心头一热，他记得自己说过这句话，是去年说的，他今年来了，以后还会来。

    去热合曼家拜访，在民族新村的路边，看到醒目的路牌——“阿不旦路”。杨镰在路牌下停留，久久看着路牌，这是罗布荒原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是杨镰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与罗布人，与阿不旦深厚情感的体现。“阿不旦路”路牌，包含了杨镰的汗水、智慧、奋斗。他对罗布人的礼敬，才让我们知道罗布人的重量。

    三

    罗布泊的游移之争，没有结束。但是，杨镰认为，欧洲地理学界在斯文·赫定第二次考察罗布泊后，普遍认为，否定斯文·赫定的罗布泊“游移说”是难以做到的。这个问题是中亚探险史的显要问题，也是中外科学家极度关心的问题。1992年，在乌鲁木齐召开了“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地理学家奚国金提交了论文《罗布泊迁移的历史过程及其新发现》，阐述自己对罗布泊游移的肯定性观点。

    否定罗布泊游移的依据，是罗布泊地区卫星影像上出现的“大耳轮”，这是罗布泊在不同时期逐步干缩的湖岸线。奚国金认为，“大耳轮”不可能有几千年甚至几万年那样长的历史。罗布荒原是强烈的风蚀地区，什么样的“湖岸”可以经历这样艰巨的考验，完整地保存下来？奚国金认为罗布泊的特点就是游移，它是塔里木河的终端湖，并列出八个不同位置的罗布泊——“楼兰罗布泊”“屯城罗布泊”“英苏——阿拉干罗布泊”“喀拉库顺”“罗布泊时期”“台特马湖”“五六十年代之交的罗布泊”“大西海子”。奚国金的结论更为确凿，罗布泊游移，而且游移的周期越来越短。

    杨镰同意奚国金的观点。但是，罗布泊游移的另外几个因素，也需要人们认知。杨镰屡次到罗布泊考察，对斯文·赫定的《罗布泊探秘》一书精读数过，知道这本书的价值。斯文·赫定在1900年到1901年，对罗布荒原做了广泛、科学的大地勘测，用上万个数据证实，在平坦的罗布荒原，确实存在南北两个洼地——湖盆。甚至用等高线标出了湖盆的位置。当代的罗布泊是否游移的争辩双方，忽视了《罗布泊探秘》的作用，持论双方，没有从这本书取证，几个不同的论点仅在常识范围内讨论。比如说，喀拉库顺洼地的海拔高于罗布泊，因此认为，罗布泊的水流不到喀拉库顺，怎么能“移”？看似有道理，却忽视了现实。喀拉库顺地势较高，很大程度是因为在它不停地为含沙量极大的塔里木河沉积物充填、垫高时，罗布洼地正经受酷烈的风蚀，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加深，高低之差，时有变化。这是斯文·赫定提出罗布泊游移的原因。另外，从来没有人会认为湖水在喀拉库顺、罗布泊两个洼地之间的游移，是洼地间自发进行的。塔里木河的终端湖从罗布泊变为喀拉库顺或反之，始终是河流的因素起决定作用。杨镰以自己丰富的文献知识和实地考察的成果，告诉我们既然“大耳轮”是古罗布海的遗迹，那必是罗布泊地区有人类定居之前很久远的事了，而人类在罗布泊定居以来——有历史记载——塔里木河的终端湖确曾分处罗布和喀拉库顺两个湖盆，而这两个湖盆相距又有纬度一度之差，那它不叫游移（或迁移）该叫什么呢？

    涉及罗布泊的游移，谈得更多的是塔里木河。杨镰认为，塔里木河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小看孔雀河。孔雀河以博斯腾湖为源头，流经铁门关、塔什店、尉犁垦区，最终以罗布泊为归宿。杨镰以充分的证据，论述了孔雀河与博斯腾湖的关系，博斯腾湖与罗布泊的关系，然后把塔里木河与孔雀河比作楼兰文明的父亲和母亲，罗布泊的父亲和母亲，然后，以形象的语言说道：“就好比原来父母都宠爱独生子——罗布泊，但是当母亲又生下了小儿子——博斯腾湖之后，情况就有了变化。这，便是罗布泊游移的内在动因。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一切比喻都是不完善的。但的确是通过这样的原因，才使相隔千里的博斯腾湖起了牵动罗布泊在罗布荒原上游移的作用。”

    杨镰自谦，这是一家之言。但是，这个一家之言对于解决罗布泊是否游移的疑案，确实有裨益。

    我与杨镰到新疆探险考察，调整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对中亚探险的意义，罗布泊的存亡，绿洲文明的希望，有了全新的了解和理解。斯文·赫定、杨镰先后离开了我们，两个人的著作依然是我的常读书，去新疆探险的激情没有泯灭，探知罗布泊命运密码的欲望还在燃烧，我期待再去新疆探险，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书写我们的罗布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