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由的恒久矛盾：以损害他人为代价

    何谓自由？《美国自由的两面性》（[美]阿齐兹·拉纳著，王传兴、赵丽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版）一书告诉我们，“虽然政治家们充满仪式感地引用像自由和民主之类的词汇，但关于这些词汇的含义是什么、以及如何使之得以实现，他们的语气却是含混不清的”。围绕“自由理想”的真实含义及其思想发展历史，作者阿齐兹·拉纳试图回到当初那些催生了“定居者社会”“定居者意识形态”“定居者帝国”的历史现场，对“更大范围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背景进行评价”，从而考察“那些关于扩张、移民、种族和阶级的叙述，是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看到样书的第一眼，作者姓名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致谢”部分，作者表明他出生于肯尼亚。而他在哈佛大学的求学经历和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背景，让我联想到了爱德华·萨义德。再加上扉页对作者的简要介绍，我下意识地认定，这不是一本关于美国意识形态的正统叙述。果然，读到第26页，发现作者明确说，“我的目标不仅要提供有关美国革命以及美国建国的一种替代性叙述，而且要强调美国自由中隐含的悲剧与希望”。

    作者先是带领读者回顾了北美殖民地反叛前，英帝国与定居者之间安然共处的百年时光。其间，“共同的祖先、宗教、土地利用和自由观念，将殖民地与帝国中心连接到了一起，并有助于确保定居者征服与英国的更大利益相一致”。“定居者获得了被恩准的特权，取得了文化和政治上的至上权力。”后来的定居者反叛，“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殖民者在坚持独立中，能够重新主张失去的帝国地位”。换言之，“英国绝对统治的框架，威胁到定居者的社会和政治支配地位。在拒绝英国的权威时，定居者试图强调对自由的更高理想，并相信可以通过重申先前的帝国现状实现之”。

    之后，作者把大家带到了“后美国革命时期”，并把镜头对准了“传统叙述忽视了的小农场主和城镇居民”。书中写了“谢司起义”，与正统写法不同的是，故事主要交代了“沿海精英”和“西部农民”之间的债务转嫁，及“小农场主和乡村穷人的集体委屈”。书中写到，“富裕的沿海精英只是作为政治经济权力，取代了伦敦的商人，他们并没有结束自己的商业依附，而是继续损害地产权、农民和市民的财产控制权”。最后，“小农和匠人退避到这样一种政治之中，即不是以积极的社会原则来定义平等，而是通过与被排除的从属外部人比较来定义平等”。通俗来讲，就是出现了一个社会歧视链，无力向上挑战的劳苦大众，转而开始向下歧视。

    随后，作者又把大家带到了“战后重建时代”。他说：“随着重建事业的失败，试图利用强有力的国家，来实现实质平等目标而进行的努力，也几乎‘胎死腹中’了。”而且，“经济生活从根本上围绕一个不断扩大的工厂生产体系被组织起来”。“血汗工厂”“经济依附问题”“内部不平等”等问题纷至沓来。“白人劳工发现自己在与黑人、新移民和墨西哥人竞争工作，而这被认为是与自由不相容的。”于是，重申“内部人和外部人的二元性主张”，如排华运动，就成为对这些问题的直接回应。尽管“劳工联盟”“人民党”“农业抗议”此起彼伏，但是，定居者的问题始终无法从内部解决。“取而代之的是，美利坚帝国及其持续扩张和控制的过程，已经成为自我延续的方式；拓荒者的快乐动力，已不再与国内安宁或定居者自由有什么明显联系。”

    本书最后四分之一的篇幅留给了“进步主义时代”。在这一时期，“捍卫经济独立”“经济富足及合理再分配”“普遍免费教育”“广泛社会保障”“经济安全”“自由公民”“消费主义”等主张，激起活跃的公众舆论活动。“总统是人民的管家”叙述开始风行，“集中化工业和大众传播制度的危险”也引起一定关注。“被进步主义改革强化的行政机构，开始越来越广泛地监管经济生活……行政部门的发展带来的是，人民从民主参与中淡出。”逐渐且不可逆地，美国人从“共和主义公民沦为一个帝国式国家的臣民”。

    读完《美国自由的两面性》，笔者深刻感受到“自由”的观念是不断发展的，每一个时代对“自由”的理解也大相径庭。本书的魅力在于，它揭示了“美国自由”的一个恒久矛盾，即部分群体实现自由，往往是以损害其他群体的自由为条件的。原住民、黑人、穷苦白人、华工、“非法”移民等群体，都曾是（而且有些还在日益成为）这个社会的“从属者”“依附者”“臣民”。形式上，“政客们迎合人民”，但与此同时，“大多数美国人运用权力的实际能力化为乌有”。

    在谈自由必言个人的西方话语环境中，此书考察了“被视为软弱无能的男男女女”的自由理想和集体诉求，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正如作者所言，“尽管本书成书时间更早，但它有助于理解近年来美国政治的极端变化”。读罢此书，就会明白为什么一直以来在美国，“失望的大众”总会以排外的方式寻求慰藉。这一切，可能就在于美国国内自由的衰退。相信读者朋友们会对“美国自由的两面性”有更深刻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