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原“火种”初放时

    建党百年，华夏书香，党史书纷至沓来，目不暇接。我收到的书快速浏览，以决定深读札记还是束之高阁。对媒体访谈、书评座谈之邀，则依书的水平高下定行止。

    刘统的《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寄赠，责编鲍静邀我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出版座谈会。拜读一过心中温润似有神会，遂欣欣然践约到会，与作者、编辑及到会学者交流心得。原定两个小时的短会，在愉悦氛围中竟开到晚饭时。席间继续畅谈不止。

    大历史再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波澜壮阔革命画卷

    小细节解密红色火种如何在沉沉黑夜之中成功燎原

    这是印在《火种》封套上的两行导语，浓缩了作者撰写此书的主旨，也熔铸了出版编辑的匠心。

    《火种》从1900年庚子国变、辛丑国耻写起，止于1929年红四军古田会议，跨时近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点燃了革命火种。在寻找中华复兴之路过程中，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奋斗牺牲。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逐渐探索中国革命的方向，艰难曲折前行。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帮助下，由陈独秀主持创建。共产国际秉承列宁世界革命理论的东方战略，试图把苏维埃旗帜插遍全球。在中国先是瞩目于吴佩孚、陈炯明，而后才选定孙中山、陈独秀。幻想把国民党变成工农党，把国民政府变为亲苏政权，以拱卫苏联。各国党作为它的支部，必须无条件接受它的指挥。1924—1927年国共合作中陈独秀的退让妥协，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错误指令。1943年5月21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将解散时说出真话：“实践证明，即使是马克思和列宁，在目前情形之下，也无法用一个中心来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实施领导。”“当共产国际建立之时，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力量，认为有能力领导所有国家的运动。这是我们的一个失误。”（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中册，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527页）

    然而，中国大革命失败时，斯大林却把他自己铸成的败局，完全推给中共中央。他在1927年7月9日致函莫洛托夫、布哈林，竟说“一切错误全是‘乌合之众’的中共造成的”。因此，在中共中央、省委各部门“都要设立党务顾问体系”，充当“保姆”，起到“螺钉的作用，把眼下这些乌合之众拧到一起建成一个政党”（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4—595页）。中共“八七”紧急会议推选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以武装反抗推动土地革命，挽救党于危难之中，功不可没，但他们同样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保姆”们掌控下，推行盲动政策，导致起义失败。须知，在革命低潮时期的退却，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谋略。陈独秀、瞿秋白这两位书生革命家都受制于莫斯科，只有目光高远又很务实、未遵莫斯科瞎指挥的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残部走上井冈山，开辟中国革命新路，后来虽有曲折反复，终于建军占地，夺权建国，取得1949年的胜利。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机会与胡乔木、胡绳、黎澍、李新等党史界前辈接触，聆听有关党史研究和书写党史的教诲，记忆犹新。

    ——党史的战斗性、宣导性，应以真实性、科学性为基础。

    ——党史内容丰富、复杂、曲折，需要从众多角度不断地重新考察，前提是发掘史料，甄别考辨，去伪存真；对于回忆录，尤应与档案文献相验证，摒弃虚假，慎重使用。

    ——要有新内容、新观点、新方法，写出新东西，不能总是重复老一套。

    ——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有描述、描写、描绘，有概括，有逻辑，有细节，有特写，有典型，有色彩，有波澜，有故事。

    ——不能光说事实，堆砌史料，要有画龙点睛的话语，是为史笔。

    ——不说空话、假话，少说套话。套话不全错，但多说了讨嫌。

    这样写的党史书，一定是言之有据，读之有味，鲜活生动，引人入胜的好书。《火种》一书，真正展示了这些特色，令人耳目一新。

    第一，文献档案资料与回忆录相互印证；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真切感受当年场景实况，保证叙事的全面客观，真实准确；追寻文献原始版本，不用后来修饰的文本，以确保书写的严谨可信。例如，1929年，从中央二月来信到九月来信，中经红四军七大、八大，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之间的分歧争论；毛泽东去职，避居蛟洋，没有手枪和警卫员，只有贺子珍相伴，不时躲进阴森的山洞度日；古田会议毛泽东复出，执掌党军全权。这段历史，写得实在真切感人。

    第二，作者善于描写描绘，有讲故事的本领，把人物写活，尽显人物的真性情、真面貌，写出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正负优缺的立体形象，并给予理解和宽容。“尽管有些人中途转变了、堕落了、背叛了，走向历史的反面，但是我们依然应该肯定他们曾经作出的贡献，因为这都是历史大道上一粒不能缺少的石子。”这话，说得多好。书中对陈独秀、李大钊、彭湃、毛泽东、朱德、陈毅、李文林、张国焘、施存统、戴季陶以及马林、鲍罗廷等都写得真切生动，鮮活传神。

    第三，简明平实、少而精到的评论文字，使读者阅后有豁然开朗之感。例如，中共初期武装斗争中，旧军队和“匪农”游民甚多，陈毅总结八一起义失败教训时说：“如果不加强政治工作，不加强党的领导，不脱胎换骨，是不能成为革命武装的。”而要改弦更张，寻求新路，必须进行独立思考，独立探索。细心读者掩卷深思，便会想到更多书里没有写但有伏笔，可能在后来发生的事情。本书所引毛泽东、朱德、林彪在1929年6月写的三封书信，道出当年治党治军的分歧和争论，坦诚无忌，令人心仪长思。

    总之，作者力求还原历史真相，写活历史人物，追思历史经验；有纪念，有追怀，有描摹，有说理，有抒情，有品评，真实、文采、思辨三者俱备，便成就了《火种》一书学术性、通俗性与宣导性的良好结合，使之成为大众尤其是青年读者喜闻乐见的佳作。

    私下闲谈，刘统讲他准备撰写几部新书的设想，识见不凡，多有新意。小我十六岁的刘统，身健体硕，神完气足，正是治史的嘉年华。期盼他的新书更有真知真趣，更好看耐看，读者会不召自来。

    附言：1928年红四军出击湖南“八月失败”，不宜由瞿秋白承担责任。其时，中共六大新中央（向忠发、李立三等）已经成立。瞿秋白已留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