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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5月05日 星期三

    张冠李戴?陈独秀原配并非高晓岚

    ——兼谈民国才女高晓岚其人其事

    柳冬妩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5月05日   07 版)

        1923年,任安徽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务长的高晓岚(右)

        1924年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科第六届全体毕业生呈给教务长高晓岚(筱兰)的绢本

        在陈独秀研究中,最大的乌龙是把他原配夫人高氏的姓名错成了高晓岚。高晓岚实际上是陈独秀的堂小姨子。高晓岚(1899—1992),又名高筱兰、高晓兰,安徽霍邱县洪集人(今六安市叶集区洪集镇)。她是陈独秀原配夫人高氏、第二个夫人高贤萃的堂妹,现代作家韦素园的女友,女作家苏雪林的“学敌”,李大钊和杨荫榆的学生,许广平的好友。高晓岚1915年考入安徽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7—1922年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及其升格后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毕业后任安徽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务长。1925年高晓岚赴美留学,1929年回国后担任安徽省立第二女子中学校长。高晓岚之子为日本华侨作家林洲(笔名夏之炎)。沙琳在《洪门歌者——日本华侨作家夏之炎速写》(1994年第6期《中国作家》)中写道:“夏父林熙杰早年回国就读北京大学英文系,并参加五四运动。赴美就学芝加哥大学时与五四运动时的伙伴高晓兰重逢,并结婚。高晓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考取官费赴美留学。她曾投身新文化运动,是鲁迅的学生,与许广平交情甚厚,上海将解放时,许广平携周海婴躲在其家,新中国成立后她任职上海市长秘书室。”韦素园以女友高晓岚为原型,创作了小说《两封信》《我的朋友叶素》和散文诗《“窄狭”》《端午节的邀请》,其中的《两封信》引发鲁迅与高长虹的著名笔战。

        无稽之传说:谁把陈独秀原配的名字张冠李戴了

        安徽霍邱县与陈独秀家族颇有姻缘,陈家三代人均娶霍邱人为妻。陈独秀发妻高氏,为安徽霍邱人、清末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之长女。第二个夫人(陈氏族谱中称之为“侧室”)高贤萃,系原配高氏同父异母的妹妹。

        1992年《霍邱县志》载:“高晓岚(女)(1899—?),霍邱洪集乡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曾任民国安徽省教育厅督学,省立第二女子中学校长,大学教授。”1928年的《霍邱县志》载:“高晓岚,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现留学美国。”与高晓岚名字连在一起的是陈独秀的第二任夫人高贤萃:“高贤萃,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高贤萃,是高君曼的本名,现在很少有人提起了。高氏、高贤萃、高晓岚的辈分都是“贤”字。高氏1897年与陈独秀结婚,育有三子,即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在陈独秀的很多传记里,原配夫人高氏一直被误写成高晓岚,应该是张冠李戴的结果。

        陈松年(1910—1990)在《回忆父亲陈独秀》中说:

        我的亲母姓高,无名字(安徽霍邱人,一九三○年去世)。

        高氏去世时,陈松年已满20岁,作为高氏的儿子,他的叙述是最为可信的。《回忆父亲陈独秀》是中国科技大学刘禄开、李永堂于1979年采访陈松年的记录整理稿,原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丁晓平编选的《陈独秀印象》(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收入了《回忆父亲陈独秀》,所附陈松年简介比较严谨,说陈松年“系陈独秀与第一任妻子高氏的第三子”,是对陈松年叙述的一种采纳和尊重。

        钟扬在《〈义门陈氏宗谱〉中的陈独秀及其家族》(《文献》2004年第1期)中,试图澄清高氏姓名的“无稽之传说”:

        陈独秀先后娶了三个妻子。发妻高氏,乳名大众(其三子陈松年回忆说,母亲没有名字,坊间陈传多云她叫高晓岚,也有人说高晓岚另有其人,她叫高君梅,皆无稽之传说),为安徽霍邱副将高登科之长女……

        2013年出版的《霍邱县志》,载有“高晓岚”简介:“霍邱城郊高家洋人。陈独秀元配夫人。”这是陈独秀研究中的一个乌龙,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结果。安庆的陈独秀墓冢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在相关介绍中都将没有名字的原配高氏误记为“高晓岚”。早在上世纪90年代,著名陈独秀研究专家张湘炳在《史海抔浪集——陈独秀并辛亥革命问题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中曾将这种误记斥为“大谬”:

        高大众生三男二女,即延年、乔年、松年,长女玉容,次女早殇。大众卒于1930年9月9日。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当今史学界以大众名晓岚,其实是张冠李戴,弄错了人。笔者曾对此事作过深入调查和考证。查得霍邱确有个晓岚,也是一家富门望族,但与高家毫无干系,霍邱县志载她,在1907年尚在美国留学,因此说大众名晓岚,实为大谬。

        陈独秀研究专家唐宝林在《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引用了张湘炳的观点,认同陈松年高氏“无名字”的说法:“其实,陈松年的说法符合当时的风俗习惯的。中国旧式女子都没有名字,在娘家时,在姓后面加一个氏,她即为‘高氏’,嫁到夫家后,应称为‘陈高氏’。”不过,张湘炳虽查得“霍邱确有个晓岚”,但他对这个“晓岚”却没有进一步深入调查和考证,高晓岚于1925年至1929年间留学美国,而不是1907年。高晓岚侄儿、侄孙均证实高晓岚与陈独秀原配高氏是堂姐妹关系,并非“毫无干系”。

        窦老圩村:高晓岚与陈独秀儿媳的出生地

        高晓岚的出生地,也是陈独秀儿媳窦珩光的出生地,与陈独秀家族大有关系,高氏被张冠李戴成“高晓岚”,并非无缘无故。

        高晓岚的出生地是霍邱县洪集窦老圩村,至今还有其侄孙生活在那里。这个村庄绵延了高氏、陈氏、窦氏三个家族的命脉、血脉与文脉。

        窦老圩系清代总兵窦如田(1828—1891)所建。太平天国时期,窦如田在窦老圩创筑圩堡,倡办乡团,与太平军、捻军多次作战。1862年,窦如田被招至潘鼎新麾下,屡立战功,被李鸿章先后保以副将、总兵,赏给“强勇巴图鲁”名号。1870年回乡疗伤的窦如田,随刘铭传赴调陕西,委带武毅右军等营。1873年,在江苏巡抚张树声麾下,委带苏沪防营。在此期间,刘秉璋让其兼管缉私水师。1888年,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檄调窦如田统领铭军。1889年,窦如田补授浙江处州镇总兵,刘铭传奏请暂缓赴任,仍留台湾办理海防事务。窦如田在台期间,成为刘铭传最得力的战将,不仅屡立战功,还监修了中国第一座铁路隧道——狮球岭隧道。在隧道通车的1891年,窦如田积劳成疾,病逝于营中,诰授建威将军(正一品),宣付国史馆立传,附祀各省淮军昭忠祠。

        陈独秀家族与窦如田家族是世交。窦如田共有五子,依次是窦以藩、窦以筠、窦以珏、窦以庄、窦以兰。他们兄弟是陈独秀父亲陈衍中的学生,师生情谊笃深。陈衍中生于1848年,在考取秀才后,屡试不中,做过几年小官后,在苏州窦如田家中当塾师,教他的几个儿子读书。陈衍中1881年染上瘟疫,旧历八月十五日客死窦家,丧事由其家办理。时陈独秀年仅两三岁。

        窦如田第三个儿子窦以珏(1865—?),字璞庵,号子瑾(敬),廩贡生,清末时任安徽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咨议局联合革命党人逼迫安徽巡抚朱家宝于1911年11月8日宣布安徽独立,推举朱家宝为都督,窦以珏为民政长。窦以珏是当时安徽省的重要政治人物。而陈独秀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自然离不开窦以珏的引荐。

        陈独秀与高氏的第三子陈松年,后来成了窦以珏的女婿。陈氏族谱记载:“遐松,字松年,生于宣统二年庚戌七月二十九日丑时;娶窦子敬之五女,生于民国二年三月初三日子时,生子一长琦,生女二。”窦以珏的第五个女儿窦珩光嫁给了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

        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访问陈松年,在1980年出版的《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刊发了《再访陈松年谈话录》,陈松年在“补充一些亲属的情况”时,提到了“窦军门”:

        我的亲祖父象五,在父亲两岁就去世了。据说他是个秀才,没有中举,但代人写过八股文章。一生主要是教书,在桐城教过书;还在苏州教过书。在苏州是在安徽霍邱人姓窦的军门家当塾师,教军门的几个儿子。窦军门是霍邱窦家圩的大族。后来,我的岳父就是窦军门的儿子,也就是我父亲所教的学生。

        这段文字,与历史事实基本吻合,只出现了一处比较明显的笔误,陈松年的岳父窦以珏是陈松年祖父陈象五所教的学生,而不是父亲陈独秀“所教的学生”。清代把提督或加提督衔的总兵叫军门,陈松年称其岳父的父亲为“窦军门”,完全吻合窦如田的总兵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窦氏族谱记载,窦以珏的第三个女儿则嫁给了高晓岚的大哥高贤洁。1924年出版的诗集《百庆集》,“板藏霍邱南乡窦家中楼”,是为庆祝窦贞甫(窦葆光)六十大寿所编的诗集,收入许世英、周学熙、姚永朴等人的献诗,也收入了高晓岚的《试拟祝寿小诗呈贞甫姻兄大人指正并博一粲》:“皖山苍苍钟灵秀,皖水泱泱蔚名胄。有伊人兮生北方,弱冠文名喧早就。攻诗不让欧梅先,治易犹承孟虞后。扇枕北窗遗世情,长啸南山惊左右……”高晓岚在诗中称窦葆光为“姻兄”。《百庆集》还收有窦以珏《甲子四月为贞甫大侄花甲一周揽揆初度,益生谷声两侄孙征诗各界鸿篇巨制甚多,余素不能诗,勉成一律,聊以志庆》,窦以珏为窦葆光的叔辈。

        高晓岚作为陈独秀原配夫人高氏、第二任夫人高贤萃的堂妹,应该与陈独秀有过交往。作为亲戚,他们的后代还一直保持着联系。高晓岚与陈独秀有着多重亲戚关系,求学、工作、生活的地方多有交集,可能是历史学界将陈独秀原配夫人高氏张冠李戴成“高晓岚”的一个原因。1919年11月,陈独秀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主持女生李超追悼会,不久又到该校演讲,高晓岚都参加了这些活动,不可能没有联系。1934年10月的《民鸣周刊》还发表了高晓岚用文言文写作的《救荒之治标治本办法》,署名“高晓岚女士”,不可能与她堂姐重名。

        与现代女作家苏雪林两度同学

        1915年,高晓岚考入安徽省立

        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现代著名女作家苏雪林是同班同学。高晓岚读过多年私塾,诗书皆工,在学业上与苏雪林暗中较劲,成了苏雪林的学敌。苏雪林在《我的学生时代》(1942年4月《妇女新运》第5期)中,用了颇多的笔墨记述她与高晓岚的学业之争:

        她在家塾读过几年的书,文理颇清顺,也能做几句旧诗,写得一笔远胜于我的很有腕力的字——我的书法到于今还是鬼画符,实为永不能补救的缺点——她一进来,同学们便都宣传,XXX现在有了劲敌了,她的第一名恐怕不能永远保持了。……她的文字,也同她的书法一般,峭挺苍凝,不类出诸幼女之手。……她生长皖北,禀有北方之强的特性,从不肯在师友之前示弱……

        ……她升学于北京,我也非升学不可,我赴了法国,她也非赴美不可。直到游学回来,两人重在社会上相见,彼时青春已逝,火气全消。回想过去种种,不禁哑然失笑。我留法学美术,不幸半途而废,她赴美学教育,却大有成就而归。她才干优长,历任女子中学校长,乐育英才,报效国家甚大,而我则仅成了一个弄弄笔头的文人……

        苏雪林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被母校留任附属小学教书,高晓岚则北上就读北京女子师范。苏雪林抱了一种竞争之心,“她升学于北京,我也非升学不可”,经过一番努力,苏雪林也于1919年如愿入读北京女高师国文部,先为旁听生,后为正式学生,再次与高晓岚成为同学。苏雪林曾作长歌《戏赠本级诸同学歌》,在诗中是这样描写高晓岚的:“高适锋芒敛不见,鹈尾偶发如秋霜。”

        1930年3月2日的《生活周刊》,发表了苏雪林(春雷女士)的《几个女教育家的速写像(二)》,介绍了杨荫榆的事迹。但苏雪林对杨荫榆的最初了解,却来自高晓岚:

        朋友高晓岚女士同我谈杨先生的身世,我又觉得这种勇敢坚决的女性,实属不可多得,实值得我们的尊敬。高君说,杨先生在前清时代便是

        一个先觉的,富有新思想的女子……

        1914年杨荫榆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监,高晓岚1917年到北京女子师范读书,是杨荫榆的学生。1918年杨荫榆赴美留学,苏雪林于1919年才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所以苏雪林说:“杨先生在民国八年前为北平女子师范的教务长,我赴北平投考女高师时,她已由教育部派送美国留学。”1922年回国后的杨荫榆一度在上海教书,于1924年2月她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而苏雪林1921年秋去法国留学,直到1925年回国,与杨荫榆一直没有机会相识。杨荫榆的性情以及她过去的事迹,最早在苏雪林脑海中留下许多印象,主要来自高晓岚的介绍。苏雪林后来写了大量抨击鲁迅的文字,与她同情杨荫榆有关。

        五四运动的参与者,《驱方宣言》的起草者

        北京女高师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不仅是第一所中国人独立创办的女子高等学校,同时也是1925年之前国内唯一的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校。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08年7月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12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这是“初级师范”时期。陈独秀第二任夫人、高晓岚堂姐高贤萃就是这个时期的毕业生。1919年4月,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改名升格为北京女子师范高等学校。1924年改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因此,1928年的《霍邱县志》,介绍高贤萃与高晓岚都是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高晓岚在北京女高师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在“五四”运动的后续学潮中,高晓岚与女高师的同学加入了男学生们的游行请愿队伍,成为这场学生爱国运动中的一分子。1919年6月3日,北洋政府逮捕了上街游行的各校男生。1919年6月4日,高晓岚与专修科的同学破门而出,走上街头,参加了请愿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游行之后,校长方还把罪责归咎于国文科主任陈中凡,认定他为游行的幕后指使,将他解聘。听到这个消息后,高晓岚等四人立刻执笔起草“驱方宣言”。程俊英在《程俊英自传》(原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文献书目出版社1982年5月第一版)中回忆道:“回校之后,得知方还校长将这次游行归罪于陈中凡老师。我们立即召开驱方会议,决定起草‘驱方宣言’,由冯沅君、高晓岚、罗静轩和我草拟,数他十大罪状,印成传单散发,并送教育部一份。是年七月,教育部免方还职,委毛邦伟为校长。毛校长继续聘请李大钊老师、陈中凡老师等回校任教。”

        在女高师读书期间,高晓岚参加编写和演出了话剧《李超之死》。1919年8月16日,高晓岚同班同学李超病逝。李超因其性别,在家中备受歧视,被其兄嫂视为眼中钉,没有丝毫的家庭温暖。李超远离家乡求学,告贷无门,又碍于自尊而不愿将此家庭丑事外扬,最后于贫病交加中死去。高晓岚与女高师的同学为李超之死编写了话剧,并用演出收入举办妇女职业学校、妇女识字班等,一直坚持了几个月。

        高晓岚还参加了李大钊组织排演的话剧《孔雀东南飞》,该剧由她与同学集体创作,以古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为底本,改编为五幕剧。剧本发表在陈大悲主编的《戏剧》杂志上,并借教育部大礼堂公演四天,演员由高晓岚和她的同级同学担任。《孔雀东南飞》的演出成功开了我国最早由女演员演出话剧的先河。

        被男友韦素园写进小说,引发鲁迅与高长虹的著名笔战

        1929年5月30日上午,鲁迅利用北上省母的间隙,去西山病院看望了韦素园,一直持续到下午三时。当天下午五时,鲁迅就写信给许广平:“漱园原有一个爱人,因为他没有痊愈的希望,已与别人结婚……”1934年7月16日夜晚,鲁迅在写作散文《忆韦素园君》时,再次想到了韦素园的爱人:“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

        韦素园的爱人是谁呢?就是高晓岚。从语气上看,鲁迅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韦素园又名韦漱园,与高晓岚是安徽霍邱县同乡,1925年与鲁迅创办未名社,1926年与鲁迅创办《莽原》半月刊。

        1925-1929年间,在鲁迅与许广平鸿雁往来的时候,韦素园与高晓岚也一直在“万里飞书”,韦素园与高晓岚的恋爱经历,笔者已经发表了五万字的考证文章——《韦素园与高晓岚的“两地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2期)《未名社成员韦素园佚文考述》(《名作欣赏》2021年第1期、第2期)。

        1926年9月10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17期),用于刊发作品的内页有39页,前4个页码刊载鲁迅的译文《凡有艺术品》和石民的译诗《野花之歌》,之后用15个页码刊发署名“G线”的《两封信》。小说的主体由两封信构成:陵风写给女留学生兰姑的信和母亲写给陵风的信,并描写了陵风写信与读信的情景。“G线”正是韦素园的化名,小说中的兰姑原型就是高晓岚,陵风原型就是韦素园。

        《两封信》发表于《莽原》半月刊后,韦素园将压了很长时间的剧本《冬天》退还给作者向培良,加上退还高歌(高长虹之弟)的小说《剃刀》,引起了高长虹的严重不满。1926年10月10日,高长虹写了两封信,一致鲁迅,一致韦素园,在《狂飙》第2期发表。在致鲁迅的信中,表达了他对韦素园的不满:“接培良来信,说他同韦素园先生大起冲突,原因是为韦先生退还高歌的《剃刀》,又压下他的《冬天》。……现在编辑《莽原》者,且执行编辑之权威者,为韦素园先生也。……公然以‘退还’加诸我等矣!刀搁头上矣!到了这时,我还能不出来一理论吗?”在写给韦素园的信中,高长虹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如先生或先生等想径将《莽原》据为私有,只须公开地声明理由……《莽原》须不是你家的!”高长虹的弦外之音,可能是指韦素园编发了《两封信》,而且退还了向培良、高歌的稿子。“退稿事件”是高长虹与鲁迅论战的一个引爆点,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但G线的《两封信》却一直没有被注意,但事实上,“G线”可能是一条真正的导火线。

        韦素园不仅自己在《莽原》半月刊上,用笔名发表写女友高晓岚的小说,而且还用笔名发表高晓岚所作的白话小诗《寄——》。高长虹指责韦素园“《莽原》须不是你家的!”在某种程度上,《莽原》的确变成了“韦家”的。但作为韦素园编辑的同人刊物,也是可以理解的。1927年3月25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6期)发表了署名“海兰”的小诗《寄——》:

        滴碎人心的春雨,

        偏在窗外咽泣;

        旅邸愁人,

        这般情绪!

        暮色苍茫中,

        万籁凄清,

        夜莺无语。

        一九二七年,于奥柏林。

        虽是首小诗,但却发表在刊物的重要位置上。这期《莽原》的头条是李霁野、韦漱园(韦素园)合译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与无产阶级的艺术》,第二篇是台静农的小说《弃婴》,摆在第三位置上的便是这首《寄——》。这首1927年年初写于美国奥柏林的小诗,作者“海兰”就是高晓岚。此时的韦素园因肺结核病重,被送进西山病院。高晓岚获悉后,顿感“万籁凄清”,听到“滴碎人心的春雨”在“窗外咽泣”。

        高晓岚后来嫁给了同在美国留学的林熙杰。韦素园去世的1932年,高晓岚与林熙杰的儿子林洲(笔名夏之炎)出生。林洲去世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3月26日第3版)发布了消息,称其为“旅日爱国华侨、日本鹏达株式会社会长、知名作家林洲(笔名夏之炎)”。林洲家族有着深厚的鲁迅情结,这与母亲高晓岚的影响有关。林洲与妻子在旅日初期,即创办了一所中国语言学校——“中国语之家”,每周日下午,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学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听他讲授鲁迅研究,反响非常热烈。他们往往对鲁迅著作中的一个词讨论半天,结果经常研究出是日文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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