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English
  • 时政
  • 国际
  • 时评
  • 理论
  • 文化
  • 科技
  • 教育
  • 经济
  • 生活
  • 法治
  • 军事
  • 卫生
  • 养生
  • 女人
  • 文娱
  • 电视
  • 图片
  • 游戏
  • 光明报系
  • 更多>>
  • 报 纸
    杂 志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4月28日 星期三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及其渊源

    时殷弘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4月28日   13 版)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1970)乃很少数最杰出的美国思想史和政治文化史家之一。他1963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译本2021年3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何博超译)一书,则跻身于他的最佳著作之列。该书使他在1955年出版的《改革时代》之后,第二次荣获普利策奖。它的影响之大、之深远,有如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新闻学讲座教授尼古拉·莱曼2014年所言:“当一个人提起‘反智主义’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书通常都浮上心头,作为该问题得到界定的所在。”

        该书就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溯源久远,而其论说终于狂野的麦卡锡主义开始消退之时,即20世纪50年代。它据说主要来自对那个时期美国的政治和智识生活状况的观察、剖析和感慨:此前“反智主义”一语难得被使用,而20世纪50年代,“智”或“知识”成为广泛指责甚或诅咒的对象。这当然与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密切相关,也与充斥着民主党知识精英或“出类拔萃”之辈的杜鲁门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严重受挫、蒙辱和失败密切相连。

        其实,更广泛地就西方现代思想史看,“反智主义”的渊源或许可以上溯到17世纪末期的约翰·洛克。洛克反笛卡尔之道而行,强调认为知识来自观察和经验。他在1689年问世的《人类理解论》这部西方第一部认识论著作中,反复阐说:“凡是存在于理智中的,没有不是先已存在于感觉中”;而其第一卷第二章的标题,便令他最根本的要旨一目了然:“人心中没有天赋的原则。”18世纪末期的杰里米·边沁在这个方向上大进一步:他本着据信出自伊丽莎白一世的格言——“常识性经验乃最英国式美德”(Common sense, the mostEnglishvirtue),认为快乐是谓善,痛苦是谓恶,合乎道德的行为是使个人快乐总和超过痛苦总和的行为,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是道德和政治的唯一目的。在他那里,由于善、恶与快乐、痛苦的联系,善恶就不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成了常识性经验。

        19世纪期间,西方绝大多数人仍很少受正规的学校教育,现代工商业活动却愈益兴旺和扩展。因而,那里的人们广泛相信,生意成功不必要以这类教育为先决条件,聪明精灵可以与知识精英的“智”无缘。例如,1841年,被林肯称为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著名思想家和诗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谈论个人自力更生,说一个人可以创业养家,甚至当选国会议员,或一般来说证明自己成功,只需正确的生活态度和足够的努力,而不需受较高程度的正规教育。到20世纪,一方面有产业和科技的大发展,连同专业知识的大需求,另一方面却有愈益广泛和强烈的“反专家”态度。冷战时代与美国内外所遭的种种挫折和失败相关,如霍夫施塔特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所述,亿万人抱怨至高的公共利益问题只受专家的判断影响。

        总之,如霍夫施塔特在书中所指出:“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总是存在着一类人,他们会把仇恨抬举为信条;在其看来,群体的仇恨在政治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就类似其他某些现代社会里的阶级斗争。”(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49页)换用1980年1月《新闻周刊》一篇文章中艾萨克·阿西莫夫的话说:“在美国,一向有一种无知崇拜。反智主义是一条长期以来盘踞在我们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线索,它背后是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民主意味着‘我的无知和你的智识一样好’。”

        已历经四年的特朗普总统及其行政当局的狂野,直到2021年1月6日共和党民粹派极端势力令举世惊愕的攻袭国会山事件,展示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可以泛滥到何种地步。其实,美国反智主义如此猖獗的始作俑者,或至少是始作俑者之一,正是美国的智者精英阶层,或曰以冷战后美国绝大多数行政当局、跨国大资本、主流大媒体和精英自由派学者为主干的美国自由主义精英本身。是他们以一种充分辩证因而大为讽刺性的方式,危害了他们自己溺爱、从中得益、以致放肆滥用的自由主义国内和国际秩序。他们多年来以其自私、傲慢、偏狭、盲目和殆无节制的挥霍,疏离了他们国内的那么多“草根民众”,尤其是“白人草根”,还有世界上那么多其他民族!

        就此,天才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以自由主义精英身份做了严肃的反思。2016年12月初他在英国《卫报》发表“这是我们星球最危险的时候”一文,值得所有人一读。“近来在美英两国,显而易见的精英遭拒肯定是针对我,就如针对任何精英一样……这是民众的愤怒呐喊,后者感到被他们的领导抛弃了。每个人看来都同意,这是被忘怀者发声的时刻,他们的吼声就是拒绝每个地方的专家和精英的劝告与指导。”

        按照霍金的说法,这些抉择和决定表现的忧惧和愤懑出自“全球化和加速着的技术变更的经济后果”。由此,全球范围内已在扩大的经济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使之成为可能的互联网和种种平台允许很小一群人获取巨额利润,同时只雇佣很少人。不仅如此,世界上金融不平等正在愈益扩大而非缩小:越来越多的人在少数人愈益富有、身价千万甚而亿万的同时,“发觉不仅他们的生活标准,而且他们简单谋生的能力本身正在消失”。更有甚者,强劲的动能还在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全球性蔓延的另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这些不平等的严酷性质,现在比过去更显著昭彰,以致众所周知。结果,经过种种人口迁徙、社会互动和认知机制,“宽容被损害,政治民粹主义被进一步加剧”。

        最后,可以提到中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仅举一两例即可。5世纪中期成书的“二十四史”之一《魏书》记载了北魏后期大乱中的刘灵助。此人“好阴阳占卜,而粗疏无赖”,投奔契胡大军阀尔朱荣,后者“性信卜筮”,而他“所占屡中,遂被亲待”。随征北疆六镇,华夷民众大造反,而屡发关键筮言,他遂拜郡公,且任高官。尔朱荣殒命后,这占卜师罕见地成了大军阀:他自号燕王,“作诡道厌祝之法”,“幽、瀛、沧、冀之民悉从之”,声势浩大。然而,他一战即兵败被擒,继而被斩被肢解。还有一个例子是当今知道的人多得多、声誉也好得多的“竹林七贤”之一刘伶。西汉武帝中期,儒家思想和行为信条体系开始成为压倒性的华夏帝国/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政治/伦理文化;然而近四个半世纪之后,即西晋末,它遭到大挑战,那主要来自部分皈依老庄思想和风格的智识精英。他们借助动乱不已、苦难频生的政治社会环境提供的氛围,便利他们的超级潇洒风度,具备大得不成比例的文化和社会吸引力,因而饶有在“反智”意义上的侵蚀效应。据《晋书·列传第十九》,刘伶“放情肆志”,纵饮忘生,“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真是有悖流俗到了极点。他的近乎唯一文字作品乃《酒德颂》:“唯酒是务,焉知其余。”讲这两例,是为表明我们这个千年崇尚智识的民族也不与反智绝缘。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