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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4月28日 星期三

    图书推荐科举与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文治传统

    陈瑶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4月28日   19 版)

        《明清科举制度与文治》,王日根著,科学出版社2020年12月,108.00元

        王日根教授新著《明清科举制度与文治》(以下简称为王著),将科举与中国的文治传统相勾连,并指出明清时代的科举与两朝文治的关联度最高,将科举制度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这是作者继此前《民营教育的历史观照》(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和《中国科举考试与社会影响》(岳麓书社2007年版)二书,有关明清教育史的第三部专著。本书立意著述科举制度对中国传统时期国家治理模式中文治传统的意义和价值,无疑是作者对明清科举研究的继续深化和拓展的新思考。

        王著首先对科举制度的历史和制度精神进行了归纳,阐释从科举制度出发研究国家治理模式的必要性。作者认为,科举制度自隋朝开始,作为一种选官制度,继承了“选贤尚能”的精神,力图消除禅让制度、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度等选官制度中强调社会等级的弊病,逐渐将选拔范围扩大到其治下除了贱民之外的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年男子。宋代以后,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标准化和简易化,更加便利于考生学习与掌握,也由此加强贯彻了儒家学说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将科举制度的选官精神与国家治理模式联系起来,作者发现,“文治”成为科举制度化之后国家治理社会的主要模式,选贤任能是科举选人的最高原则,衡量贤能的依据是考生对儒家学说的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科举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培养起读书人的君子人格,塑造科举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追求和家国情怀,也造就出“官民相得”的社会良性运行状态。科举制度中内涵的公平、平等、选任贤能的精神,成为其延续1300年的基本前提,也成为千余年中维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性力量。

        王著认为,一项制度,运行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日久生弊的现象,但克服这些弊端的各种规制也会层出不穷,一定程度上促使着制度的新陈代谢。科举制度源源不断地培养出的具有君子人格和家国情怀的人才,为“文治”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和储备充足的后备力量。王著从以下三个方面,评述了科举制度的运行对于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系的贡献。

        第一,科举制度带动了全社会重视教育风气的养成。

        明清时期,在科举制度的普及化之下,读书仕进成为全社会主流价值观,民营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中,蒙学即基础教育主要由民间社会自发组织;社学虽多是在官方引导下普遍设置于基层的教育机构,但经费投入、师资力量主要是依靠民间社会的力量;其他私塾、族学、书院也大多由民间社会捐建而成。由此可说,科举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机制,由于科举晋升之道的存在,整个社会弥漫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气。社会文化程度整体得到了提高,哪怕有些孩童因为贫寒或兴趣不足而止步于童生阶段,也成为了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一些“化外”之地,最初往往由于得到倾斜政策,获得保障晋升名额,一定时期内多能在教育和科举方面取得跃进式的成绩。

        第二,科举制度促成了尊师重道之风和社会文化的繁荣。

        科举制度推广之后,小到塾师,大到国子监的教授,自童生到进士,无论他们是富裕的,还是穷困的,读书之人和教书之职备受社会尊重。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享受官民供奉,配享的朱熹、王阳明等大儒名单越列越长,供奉师者的场所成为地方社会的凝聚中心和祭祀、娱乐中心。教师被视为社会表率,社会中营造出尊师重教的普遍认同。在地方社会中,不论是移居台湾求学就试的范氏、张氏等福建考生,还是温州龙湾科举兴盛的张氏、王氏宗族,社会普遍将科举视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务,获得任何层级功名的人士和家族都会受到当地社会的推崇和敬仰。即便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那些曾经获得科举功名的儒生们依然被视为具有高级知识、可以进入官僚体系服务社会的人才。

        第三,科举带来的新旧代谢确保了官僚队伍流动渠道的畅达。

        明代以后,通过定期的各级科举考试,获得科举功名的士子被选拔进入官僚队伍的人才库,有助于官僚体系的更新换代。量能任官、异籍就任等规定由此得以落实,确保了官僚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了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有效管理,推动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另一方面,作者也关注到,明清科举选官的程式化运行有时会导致因储备人才过多而造成官场的恶性竞争现象,以及因官员徇私舞弊而致使贫寒阶层的读书人无法脱颖而出的现象,这些实际情况反映了现实的一个侧面。明清时期虽然时常有科场舞弊、地方主义观念滋长、官官相护等不良现象,但科举制度保障了官员的高度流动和时常更新,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些弊端,使官场风气更多地表现出正气和效率。

        王著认为,科举制度运行经年而日久生弊,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由此全面否定科举制度的贡献。近代以来,科举制度被视为导致中国科技和思想落后的束缚因素,坚船利炮的外部打击,逼使清政府针对科举制度的态度和政策日益由“渐废”趋向“立废”的决断,朝野上下聚焦于科举中出现的弊端并不断放大其负面效应,不做区别地批判由科举考试选拔的社会各级教师和朝廷各级官员。作者认为,这些对于科举制度的评判并不客观准确。总体来说,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是比较制度化、程式化和规范化的。由科举而升格的官员必须经历考满和考绩等业务考核,并且赏罚严明;具有读书科考经验的教师也都经过社会和官方的认可,获得教书育人的资格;民间社会对科举制度抱有长期的认同之感,将投入科举事业发展视为善举和上进之道。

        总的来说,王著以辩证的态度评价科举制度,总结了晚清科举制度所遭遇的困境与所进行的变革,在此基础上充分肯定科举制度在构建“文治”的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贡献,当是对于科举制度的公允评价。全书体现了作者对于选官制度与国家治理水平关系问题的深刻思考,值得对中国历史、科举制度、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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