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服饰研究

    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项目、由内蒙古自治区知名学者郭雨桥撰写的《蒙古部族服饰图典》（全四卷）2021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作家冯骥才撰文称该书是“用一生扛起的大书”，认为这部作品无论从蒙古族的文化传承角度，还是从民族学、人类学、文献学、图像学的学术立场看，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分量。这部总计160万字、收录4000余幅图片的蒙古族文化巨著，从其编写到出版历时20年。那么，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这项围绕少数民族服饰展开的略显冷门的专题研究又有着怎样的价值？

    一、以“部族”为纲：少数民族的创新性研究

    《蒙古部族服饰图典》以“部族”为纲，以“组件”为目，分类整理、描写蒙古族的服饰全貌。作者结合蒙古族历史发展的客观情况和文化特点提出“一体两翼”的部族分布格局，构成了调查研究的基本骨架。按照这一脉络，蒙古族现存的40余个部族的衣服、鞋帽、发饰、佩件等在书中依次呈现，蔚为大观。

    关于“一体两翼”的部族分布格局，郭雨桥认为：

    这个格局在北元基本形成，经过清代的整合和强化进一步固定下来并一直延续至今。所谓一体，就是巴图蒙克达延汗嫡系统治的部族，他们虽在1949年前后陆续退出政治舞台，完成了亘古以来平民和贵族、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对换，但是部族的构成和地盘再没有大的变动，行政区划基本一直坚持到今天。这种相对稳定的格局，为我们对部族服饰进行划分带来了便利。（《蒙古部族服饰图典（第一卷）》26页）

    所谓“一体”，概指整个漠北和漠南的西部地区，包括喀尔喀、鄂尔多斯、乌拉特、土默特、达尔罕、茂明安、四子部落、东/西苏尼特、阿巴嘎、东/西乌珠穆沁、察哈尔（乌兰察布和锡林郭勒）、克什克腾等。这些部族服饰款式丰富，其名词术语在蒙古族传统服饰中具代表性。头饰部分尤为华丽，构件复杂，多用银器和珠宝点缀，其形制甚至具有区分部族的标志意义。书中对这些部族留存的发箍头饰、联合式大耳坠、连垂发式等特色元素进行专题式介绍，阐述其穿戴方法、制作工艺以及民俗文化内涵。

    “两翼”中的“左翼”是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撒儿的科尔沁诸部、兀良哈三卫和山阳部族，包括科尔沁、喀喇沁、东土默特等。这个序列的部族组成较为庞杂，来源广泛。“右翼”是漠西卫拉特部，包括分布在中国的新疆和蒙古国的西部、西北部的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额鲁特、乌梁海、扎哈沁、巴雅特等部，属于与东蒙古完全不同的卫拉特体系。这些部族地域跨度大，衣饰、住宅、语言和习俗方面保留了蒙古族古代的诸多传统，可谓自成一派。

    以“部族”为线索分类阐述蒙古族服饰具有一定的学理基础。这一概念进入学界视野可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著名学者李立三翻译斯大林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在书中将“部族”这一学术概念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提炼出来，单独翻译，原文是“从部落语言到部族语言，从部族语言到民族语言”。可以说，“部族”为当代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如郭雨桥所述：

    部族是比民族范畴小、比部落范畴大的一种人类共同体。而世界范围内许多民族都经过从氏族、部落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过渡。部族便形成于过渡中的各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血缘联系逐渐为地域联系所代替，自然经济成为重要的物质基础，人们分地而居，合族而处，以语言、风俗习惯和管理体系作为支撑。（《蒙古部族服饰图典（第一卷）》8页）

    作为游牧民族，蒙古族的迁徙和征战异常频繁，部族融合和消亡频繁发生。历史上统治阶级为削弱某个部族，会以人口迁移的方式让别的地方的人群融入部族内部。即便如此，蒙古各部族自身固有的文化要素仍相对稳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服饰。大到一套头饰，小到一颗纽扣，都可以成为观察、记录某个部族繁衍发展的活化石。因此，以“部族”作为研究线索，提炼服饰特色及其背后的文化基因，既尊重了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传承的客观规律，又便于对繁复的服饰信息进行横向比较和归纳分析。比如，该书对不同部族长袍上的扣襻数量、长短、间隔距离等进行细微描写，作者认为其差异可作为区分部族的标志。西苏尼特的袍服上扣襻的间距是均匀分布的，而东苏尼特的扣襻则是两两一组不均匀分布的。此外，林中部族巴尔虎部的袍服，扣襻的绝对长度要明显大于其他部族。（见图1、图2、图3）

    没有人见过真正的“民族服饰”，我们见到的一定是某个民族的某个具体部族的服饰。蒙古部族服饰学，就是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对蒙古各部族服饰的抽象概括，是对蒙古部族服饰总体规律的研究。以“部族”为纲，决定了本书的研究必需扎根于蒙古族文化土壤中，充分关注到服饰的个性和群体的共性。在研究范围上，不止于内蒙古自治区，还包括青海、云南、新疆等地的蒙古族服饰；不止于我国境内，而是涵盖蒙古、俄罗斯等国的蒙古族服饰。作者突破民族—国家的一般维度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性梳理和差异化描写，侧面记录了蒙古族几千年来繁衍、迁徙、融合、发展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蒙古部族服饰图典》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和经典范式。

    二、以“田野调查”为根：文化遗产的抢救性研究

    作为精通蒙古语的汉族作家、翻译家，年近八旬的郭雨桥曾出版过20余种关于蒙古族语言、文学、文化的专著，被自治区学界誉为“蒙古通”“感动内蒙古人物”。本书关于蒙古族服饰的研究材料，来自于他2000年到2017年间长达14万公里的境内外田野调查。书中4000余件真实服饰照片，多数由作者在草原牧民家中或地方文化馆采集、拍摄而来，是一座观察、解读蒙古族服饰全貌的“珍稀富矿”。

    一手田野调查使这项研究突破了以往古代服饰研究以历史文献结合文物图像的综合分析方法（参见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转而进入到共时层面的描写，包括当下民间留存、制作、使用的生活服饰，以及人们口耳相传的穿戴习惯、制衣方法、审美品味以及生活习俗，等等。这种对少数民族服饰的活态研究，将为中国传统服饰研究提供强有力的补充和支撑。

    比如书中讲到的“贯头衣”。它本是一种原始的游牧服装样式，将一块衣料从中间对折回来（或用两块料拼合），在当中挖个洞，套进头里贯下来，把布片前后撑开，再用草根等拦腰捆上，或用毛绳骨针缝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云南、甘肃、内蒙古狼山等地的岩画中先后发现了贯头衣的形象。沈从文在《中国服饰史》中写道：“它的地理分布相当广阔，自蒙古西南向南，横跨了半个中国……可能是中国服装鼻祖，臂衣加长为袖，加领成袍。”

    郭雨桥在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进行田野调查时，从民间服装师巴德玛错家里找到了非常原始的“贯头衣”。（见图4）巴德玛错解释了衣服的裁剪方法：把一片布对折回来，上面中间剪一个三角形的口子，在两侧挖出一点算是裉，这一部分用针捏一段，下面开小衩。衣服不加领子，甚至脖口处挖下的那块三角布也不剪掉，目的是用来召唤弟弟。经过进一步研究，郭雨桥认为这是一种给一岁到一岁半婴儿穿着的婴儿服，在现在的新疆土尔扈特蒙古部族使用相当普遍。从服饰发展的普遍规律看，许多古代原始服式或发式经过流变都会以最简单的款式保存在婴儿身上，成为鲜活的观察样本。通过与牧民面对面的调查、访问，作者挖掘出许许多多类似“贯头衣保留三角布”这样的服饰细节及其背后复杂的成因。这些扎根于草原的一手口述材料及图像材料，记录下服饰文化背后广博的蒙古族生活习俗和精神观念，是极为宝贵的民俗学研究素材。

    三、以“人文精神”为锚：文明互鉴的启发性研究

    蒙古族服饰代表了庞大而悠远的游牧服饰体系，与之相对的便是汉民族所代表的农耕服饰体系。《蒙古部族服饰图典》引入两种服饰体系的比较性研究，以小见大，讲述了北方马背民族对中原服饰文化的深刻影响，映射出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大历史。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左右衽形制及其嬗变。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人所倚以蔽体也。”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云：“上为曲领，左右象袂（衣袖），中象交衽。”汉字形体本身就是对衣衫结构的绝妙诠释。从“衣”的篆书字形看，右边衣襟压住了左边衣襟，即通常所说的左衽。在我国历史中，左衽往往被当作北方少数民族的标志。《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是若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会像蛮夷那样穿左衽衣服，披散头发了。郭雨桥认为左衽的来由可能因为游牧民族通常骑马，总是左手执缰，需腾出右手探到左侧解扣，故采用左衽的形式。他考察了金代前期遗存的画像和出土人物像，发现很多都是左衽，符合游牧民族的传统。

    随着历史上北方马背民族入主中原的大幕展开，以左衽为代表的一系列异族服装样式也在民族交融和文明交流中发生了变化。元世祖大一统后，不得不从众从俗，将大臣的袍衣改成右衽。自那之后，右衽和左衽甚至成为区分官民、男女甚至贵族与平民阶层的标志，侧面反映出社会等级制度之壁垒森严。《元典章》工部卷、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文献均记录了朝廷对服饰的规定，如“男子公服俱右衽，戴舒脚幞头”等。可见，一方面，民族交融带来的是两种服饰形式的融合与更新；另一方面，异族统治的主客观要求下，服饰作为身份认同的重要符号逐渐固化成为一种社会公约。

    《蒙古部族服饰图典》深入解析代表游牧文化传统的蒙古族服饰，不止于“就事论事，以衣说衣”，而是将服饰文化置于我国多民族融合的庞大历史中讲述，包括马背民族服饰传统与中原服饰传统的冲突、交叠和彼此重塑。从书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交领左衽、短衣、窄袖、长靴的彻底融入，还是肩巾、姑姑冠、蹀躞带、女真妆的昙花一现，背后都有着复杂、多元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动因。

    文明的多样性是驱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发展、进步。郭雨桥的《蒙古部族服饰图典》及相关研究，正是从人文精神层面推动民族文化建设和中华文明传承的实践性探索。它带来一种崭新的视角，即在文化遗产研究中关注文化现象背后深广的社会历史成因，在少数民族研究中关注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在描述物质差异的同时寻求精神的共性，进而探索人类生存、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

    （作者系商务印书馆成都分馆总编辑、《蒙古部族服饰图典》策划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