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学泰斗”方平

    提起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在我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得归功于几代英语翻译家们，早年有朱生豪（1912-1944）、梁实秋(1903-1987)等，近年有方平(1921-2008)，以及其他翻译家。方平不仅是莎士比亚翻译家，而且是公认的莎士比亚研究权威。

    追求“以诗译诗”

    方平原名陆吉平，1921年生于上海，祖籍苏州，高中毕业后到银行当职员。他从小喜爱英语，喜爱文学。上世纪40年代开始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诗歌，出版过诗集《随风而去》（1948）。诗歌创作对他日后从事文学翻译奠定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他坚持自学英语。

    1950年代，方平进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前身），从一名普通编辑一直晋升为编审。他译有多种英国文学名著，如白朗宁夫人的《抒情十四行诗集》、勃朗特的《呼啸山庄》，1953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剧作。他自称：“没有经过名师的指导，课堂的训练，这文学翻译的路子全凭自己的摸索。”

    “文革”期间，方平恰巧被借出去编《法汉辞典》，后来又编《英汉大辞典》。可是好景不长，他还是被“揪”了出来，白天接受劳动改造、写检讨，只能在夜晚躲进小房间，关起门来偷偷搞莎剧翻译。莎剧用诗体写成，很富有音乐性，往往让方平流连忘返。

    1984年12月，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在上海成立，第一任会长是戏剧大师曹禺(1910-1996)。继曹禺之后，方平成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第二仼会长。

    方平十分敬佩曹禺。在他看来，曹禺对莎士比亚理解得很深刻，明白莎士比亚的剧作是为了演出。曹禺是位非常熟悉舞台的剧作家，少年时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就是“南开新剧团”的骨干演员。这些经历使得他具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1942年，曹禺应清华同学、著名导演张骏祥的邀请，为四川一个剧团翻译了莎剧《柔蜜欧与幽丽叶》（即《罗密欧与朱丽叶》）。曹禺译本的目的是为了舞台演出，不仅要考虑语言的翻译，还要考虑舞台效果。我国过去的译者都把莎剧作为文学作品来对待，唯有曹禺第一个将莎剧作为戏剧来翻译。既然为了演出用，在翻译上就要有所体现。曹禺在剧本的人物对白中增加了566条舞台指示——插入对人物、动作、情境的解释，因而他的译本最适合舞台演出。《柔蜜欧与幽丽叶》是我国莎剧的第一个“演出本”，而且还是第一个诗体译本。这些都令方平赞叹不已。

    曹禺也很器重方平。方平没有上过大学，完全靠自学成才。曹禺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可是在英语方面遇到问题，还得请方平帮助解决。

    方平在从事莎剧翻译之余，著有论文集《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1983)，收入论文17篇，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莎剧论文集。

    莎剧原著是以诗体为基本形式的诗剧，可是绝大多数早期译本都用了散文体。只有个别译者用的是诗体，但他们或用自由体，或未严格对应原文的行数。在方平之前，只有诗人卞之琳(1910-2000)在翻译《莎士比亚悲剧四种》时提出：外国诗歌翻译不但要忠于内容，而且还应当忠于形式，要“以诗译诗”；最大限度地保持原作形式，又要具备汉语的韵律之美。

    方平十分赞同卞之琳的观点，认为若用散文体，原著的节奏和韵律无法体现。他对莎剧的翻译原则是：原文是散文就译成散文，原文是诗体就译成诗体。这样处理，可以使译文在语气、语言节奏感上更接近莎剧原貌。

    以诗译诗，这对莎剧译者是个巨大挑战。译者要在语言方面下更大的功夫，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心血。

    与邵洵美家的不解情缘

    文化圈内的人们都知道，方平的另一个身份是民国时期著名文人邵洵美(1906-1968)的女婿。

    1950年代，方平所任职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离邵家很近。当时邵洵美也正从事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他翻译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这部作品在翻译界被认为是块难啃的“硬骨头”，邵洵美敢于承担，说明他的功力。方平常去拜访邵洵美，视他为前辈，请教翻译方面的问题。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方平读了邵美洵的译稿，感到这位翻译家很有才气。从此两人结为忘年交，方平成了邵家的常客。

    邵家有两个男孩、五个女孩。长女小玉(绡玉)那时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女。日久天长，方平与小玉相爱了。邵洵美夫妇都很赏识方平的才华和人品，赞同这桩婚事。方平与邵家已经商量好，准备在1956年10月1日举行婚礼。不料婚前不到一个月，小玉因遗传性哮喘病发作，于9月2日去世，年仅26岁。

    小玉的华年早逝，使得她的父母非常哀恸。作为未婚夫，方平陷入了难以言状的痛苦中。他写了不少古体诗悼念恋人，自称怀念她整整20年。

    几年后，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的夫人仼敏为方平做媒，介绍她所在单位——上海卫生出版社的一名校对员。原来那个女孩不是别人，正是小玉的妹妹、邵家四女儿小珠(绡珠)！方平与她早就相识。小珠毕业于圣玛利亚女中，因家道中落没能读大学。两人开始交往，不久便结为伉俪。人们常常笑谈方平与邵家有不解情缘：先是同邵家的大女儿谈恋爱，后又娶邵家的四女儿为妻。

    方平与小珠育有一双儿女。方平给女儿取名为“陆玉澄”，给儿子取名为“陆宇清”，两个名字合起来就是“玉宇澄清”。从此，方平有了一个幸福家庭，事业也更上一层楼。

    “文革”结束，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此时方平已成为上海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经常到各高校授课。1982年他到昆明讲学，半个月后，忽然接到孩子发来的电报，说母亲病重。他马上回来，可是小珠已经病危，三天后离开了亲人，终年未满50岁。

    方平的初恋以悲剧结束，中年以后才结婚，花甲之年又失去了妻子。同事、好友吴劳对他颇为同情：“方平是位非常低调、不张扬的人。他的太太早就去世了，在我看来他生活得很辛苦，很孤寂。他任何事情都闷在心里，所以活得很不容易。”

    他眼中的岳父母

    邵洵美和妻子盛佩玉(1905-1989)原本是表姐弟。他们出身名门望族，自幼生活在富贵优裕的环境里。1949年春，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胡适和叶公超劝邵洵美去台湾，却被邵洵美婉拒。5月24日上海解放。划成分时，邵洵美被定为“工商业主”。这时他已没有了收入，只能靠翻译维持生计。

    1958年10月，邵洵美突然被捕，原因是他给在美国的昔日情人艾米丽·哈恩（中国名“项美丽”）写了一封信，让她把欠自己的钱转汇给在香港生病的弟弟。这封英文信被截获，罪名是“里通外国”。他在狱中度过将近四年，1962年4月无罪释放。邵洵美出狱后，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马上派方平代表出版社去看望他，请他翻译书，答应每月送去200元，作为预支稿费。

    监狱生活摧残了邵洵美的身体。“文革”中他又失去了唯一的稿费收入，1968年在贫病交加中去世。1985年得到平反。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邵洵美曾一度被称作“反动文人”。这让他的亲属（包括方平在内）难以接受。直到1989年邵洵美当年的狱友贾植芳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邵洵美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和出版界有其一定影响和贡献的诗人、翻译家和出版家。”这是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对邵洵美做出的比较公允的评价。

    邵洵美的二女儿邵绡红(小红)，为给父亲讨回公道，还历史以本来面目，1992年退休后开始撰写关于她父亲的书。为了搜集资料，她四处拜访父亲的故旧。与父亲交往甚深的妹夫方平便成了她采访的人物之一。

    邵绡红对父亲的基本评价是：“他很天真，骨子里是个诗人，看问题是理想主义的眼光，一门心思就是在文学方面……”

    鲁迅曾在杂文《拿来主义》和其他文章中讽刺过邵洵美，邵绡红认为那是“很不公平的”。1977年《拿来主义》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据说2000年版的课本中这篇文章依旧存在，影响

    巨大。鲁迅确实冤枉了邵洵美。方平很了解自己的岳父，十分认同绡红的看法。

    邵绡红的书《我的爸爸邵洵美》于2005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著名学者陈子善作序。这部作品让现代文学研究者认识了一个真实的邵洵美，书中还挖掘出不少文坛史料，因此得到学术界的极高评价。后邵绡红在原书基础上再次充实内容，书名改为《天生的诗人——我的爸爸邵洵美》，于2015年再次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

    方平对岳母盛佩玉尤为敬重。邵洵美曾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成为情人，盛佩玉以宽容大度的心态对待。这令项美丽深受感动，并同她结为终生好友。

    上世纪50年代初，全家生活困难，盛佩玉为减轻丈夫的负坦，到街道居委会找了份工作，负责收电费、灭蚊蝇。她已从“一代名媛”“最后的贵族”沦为一介平民。

    邵洵美被捕后，他的家属被逐出上海，盛佩玉只得投靠在南京的次女小红。1962年盛佩玉得知丈夫即将获释，十分激动。她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去接丈夫，原先那个美男子已变成骨瘦如柴、脊背佝偻、头发花白的老人。她将丈夫扶上了三轮车，口中说：“能回来就好。我们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不会做人。”

    1980年代，盛佩玉和子女为邵洵美的平反问题奔波多年。她写下回忆录《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用美好的回忆还原一个真实、可爱的邵洵美。她说，我一个家庭老妇，做这些事是为了让大家知道邵洵美是个什么样的人，书出来后送给那些因邵洵美而受到牵连的朋友们。

    盛佩玉想尽办法让丈夫的遗作能够出版，并请方平给予帮助。晚年，她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却镇静自若。

    每逢想到岳母的为人，方平都会肃然起敬。

    开启一项浩大工程

    方平于1989年退休，依然致力于莎士比亚的翻译和研究。莎士比亚作品的艺术生命力就在于那有魔力的诗的语言，方平静下心来仔细研究，用心去发掘原作的真正价值。他渴望实现一个梦想——以诗体呈现《莎士比亚全集》。

    关于诗体的莎翁译作，孙大雨、卞之琳、吴兴华和方平本人都先后出版过，但诗体版全集译本还从未有过。1993年，在武汉大学主办的国际莎学会议上，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亚民得知方平有这一宏愿，恰好可以纳入该社的“世界文豪书系”中，于是双方签订了出版合同。这是方平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他感叹终于遇到了知音！

    在古稀之年，方平开始了这项浩大工程。他自己翻译全集中的绝大部分，约请另外7位翻译家完成余下的作品。他把“前辈翻译家看做一位可尊敬的竞争对手，务必要在前人所取得的成就上再跨出一步”。

    从此，方平挑起了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重担，自称：“年年月月，伏案工作，没有星期日，没有假期、节日，甚至没有大年初一。每天早晨，坐到书桌前，无异跨入了激烈的搏斗场，明知道强大的对手不会轻饶了你，却偏又迫不及待、倒像去赴亲人的约会。”

    方平与儿子陆宇清一家住在一起，女儿陆玉澄后来定居美国。陆宇清是个知名摄影家。他说：从记事起，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伏案工作的身影。父亲每天除了吃饭和听一小时古典音乐外，经常是从早上七点一直工作到深夜一两点。常期伏案工作，使得他的脊椎严重弯曲。在家里，父亲是个除了工作以外几乎什么都不会的人，他认为煮饭、做家务，乃至去医院看病，都是浪费时间。对于他们姐弟俩的学业也从不过问，甚至朋友

    来做客，问到孩子们读几年级时，他经常都说不清楚。

    由于方平不会使用电脑，所有翻译的草稿都写在废纸上，然后用稿纸抄一遍，不断修改，最后再誊写清楚，反反复复要抄写好多遍。

    在儿女们看来，父亲实在是太辛苦了。而方平却自得其乐，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出自己的切身感受：“文学翻译是铺开稿纸，面对原著，伏在案头，斗室之内的一种无声作业。我译过小说，就是在进行一场无声操作。可是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却不同了，耳边会产生‘伴音’，如闻其声，以致眼前产生‘伴像’，如见其人。正因为有声有色，犹如身临其境。这份临场感，使我对翻译莎剧情有独钟。你越是投入，越是能体会到虽苦犹甜，乐在其中。”

    2000年，以方平为首的8位翻译家，采用全诗体翻译的12卷本《新莎士比亚全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可是一向以严格著称的方平，仍感到有不少遗憾，他说：“我想把这个已经出版的版本重新修订一遍！”

    方平期盼有机会再版时，得以弥补这些缺憾，一直进行修订。他对别的译者译得不尽理想的部分，也重新校对和翻译。不久，上海译文出版社来了一位年轻编辑冯涛，被方平的壮举所感动。他通过业内人士得知，12卷本《新莎士比亚全集》印量极少，早就绝版了，又因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人事变动，这套全集再版已无希望。尽管如此，方平仍然埋头进行书稿的再次修订，直至去世。

    方平之子陆宇清说，父亲生前的最后一年，身体已经很衰弱，但依旧坚持修订工作。2008年9月29日，方平病逝。陆宇清清楚地记得，父亲在弥留之际，仍紧紧抱着修订的书稿。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莎翁全集

    冯涛非常希望重新出版方平修订过的诗体莎翁全集。经过他的不懈努力，2010年莎翁全集出版项目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立项，并于2012年进入编辑阶段，由冯涛担任责任编辑。冯涛在编辑过程中颇为感慨：“方平先生留下的已是修订过很多遍的书稿，就连每一句话的标点，他都仔细斟酌过。”

    2014年4月23日为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莎士比亚是全世界当之无愧的旷世奇才，他的生日和忌日都是4月23日。1995年11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决议，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让读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为纪念这位伟大戏剧家和诗人，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14年3月31日首发《莎士比亚全集》。

    方平担纲主编主译的十卷本《莎士比亚全集》，融入了最新的莎学研究成果，堪称整个华语世界搜罗最全、校勘最精，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首部诗体汉译莎士比亚全集。莎剧原作是以诗体为基本形式的诗剧。而此版译本以诗体译诗体，尽量展现莎剧原汁原味的魅力，使译文在语气、语言节奏感上更接近莎剧原貌。

    现代莎士比亚研究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强调莎剧与舞台演出之间的密切联系，将莎剧文本从传统的“案头书”变为“演出本”。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入角色，进入戏的情境之中，心中时刻想着舞台，仿佛置身戏中，从而使得译文更加生动传神。方平在这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

    据冯涛透露：这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集出版后，他第一时间就把样书寄给了方平之子陆宇清。陆宇清收到后马上打来电话说：书能出来真是太好啦，清明节扫墓时他要捧上一套给父亲“看看”，相信父亲一定会非常高兴！

    莎士比亚是不朽的，方平也不愧为中国的“莎学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