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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界友人转发的高清照片，我及时拜读了2021年4月7日《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马文飞先生《吴晗致胡适两封谈红信写于1930年吗？》一文。这话题是我挑起的，马文旨在纠正拙文《吴晗致胡适两封谈红信写于何时》（载《中华读书报》2021年3月17日）的偏差。马文中运用了丰富详赡的史料，很多是我前所未知的，令我受教匪浅。我佩服马先生认真钻研的精神，也羡慕马先生搜集材料的便利。因为我身在海外又逢疫情，实在是缺材少料，孤陋寡闻，所以只能就手边现有（包括马先生这次引述的）材料，做一些粗浅的逻辑分析。不当之处，尚祈教正。
首先我要承认，前一篇拙文写得草率，有重大失误。我没有仔细阅读和验证吴晗原信的全文，这是因为我在自己正写的书稿中，因主题和篇幅所限，对吴晗致胡适两信有所删节。我就顺便照样附录于拙文之后（也是考虑为报纸节省篇幅），无意中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特别是在缺失月份的“？月28日信”中，恰恰是最关键的信息被我删略了，真正是网漏吞舟。这致使我在前一篇文章中的结论，有一半是错误的。是因为马先生的商榷以及提供史料，我才认识到这一错误。现在我诚恳地认错，并感谢马先生的指谬。
但是，我只肯认一半的错，相信另一半错不在我。下面我愿意循着马先生的思路，谨申愚见，向马文飞先生和《胡适论红楼梦》一书的编者宋广波先生请教。
一
马先生首先考察了1930年到1931年吴晗的行动轨迹，我大体上同意，但稍有异议。简而言之，吴晗1930年7月以前在上海中国公学；10月初（并非9月）开始在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临时工作，作转进大学读历史系的准备。在吴晗这是求学生涯的一个巨大变化，在我们这是判断两信的一条明显界限。但对吴晗到北平后选择投考大学的顺序，我的看法与马先生不同。
马先生叙述吴晗到北平后求学的经历，是依据吴晗1950年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和1956年所写自传。二者区别不大，前者没有讲具体学校，为免重复，仅引后者：
暑假到北京考大学，来晚了，北大已考过，只好住公寓，成天上北京图书馆读书。过了一个月，经顾颉刚介绍到燕大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做编目工作，读了很多书。工作半年积了一点钱。就辞去工作自修，插班进清华历史系二年级。
此处吴晗确实说了没赶上北大的考试，但没提转学燕京，只说在燕京工作（其后才转学燕大是马先生联系其他材料设想而引申出的），而实际结果是插班清华。问题在于，这是他在1950年（近20年后）公开发表的文章，或1956年（25年后）“向组织上汇报个人历史的简况”而写的自传。无论是考虑当时的政治背景（反美帝、批胡适），还是个人地位的变化（偏科穷考生变成了著名学者、高级干部），或陈年记忆的可靠性，他对当初旧事的描述，都可以画一个问号。那时吴晗肯定要避谈与胡适的关系，羞谈名落孙山的糗事，把曾考美国人的学校燕京也省略了，反正他确实没上过，何必多言？
实际上吴晗是因成绩不够，先因英语得C被燕京挡驾（详后），再以数学零分遭北大拒绝（见马文）。后在胡适的强力保荐下（说是走后门也不为过），才得以入学清华。这些都是真事，但却不会写进文章或自传的。当时的吴晗绝没有想到，他与胡适的通信会完好地保存在东厂胡同一号胡适的档案中（他要到十年以后才尝到厉害），他更想不到半个多世纪以后，他本人的生活细节也会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用放大镜研究。无论是有心隐瞒还是无意遗忘，吴晗那样写了，但并不一定属实。当我们已经拥有了当事人当年的日记或通信之后，他在近20年或25年后，特别是政治巨变之后，所发表的文章或向组织写的自传，便只能仅供参考，未必能采为信史了。
那么吴晗在北平求学择校的经历究竟如何？在吴晗1931年5月5日（这个时间无争议）写给胡适的信中，他自己讲得很清楚，前一篇拙文中已经引过：
我是一九二九进中国公学的学生，去年先生离开中公后，我也立刻到北平来转燕京大学，不料到北平后燕京又不许我入学，因为我在中公的英文成绩是C，虽然在转学时他们曾寄入学允许证来。后来颉刚先生介绍我到燕大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作事。现在我又要想下半年到北京大学史学系插班……
按照我的理解，早在上海吴晗就试图进燕大读历史系，是为首选，其次北大，再次清华。根据上信，吴晗1930年夏天到北平后确实先试转燕京大学，欲做学生而不得，顾颉刚才介绍他到燕京图书馆工作。
此信并不罕见。马先生文中也引录了同一封信，但他是接着末句往下引，恰恰把我认为重要的前几句删略了：
现在我又想下半年到北京大学史学系插班，因为恐蹈去年的覆辙，就辞了燕大的职务，先时预备功课……
看来马先生也跟我犯了一样的错误，是网漏吞舟了。
然后马先生又引《顾颉刚日记》载：
（1930年）九月三十号星期二（八月初八）
……打电话给吴春晗，告以图书馆事已成。……
既然是9月30日才电话通知“事已成”，哪怕是第二天就上班，也是十月了。所以吴晗到燕京图书馆就职的时间，是1930年10月初，不是9月。马先生在这里有点赶时间，可能是为了凑上吴晗在1956年《自传》中所说“过了一个月”。而我认为，《自传》不足为凭。
马先生对吴晗此前此后其他生活轨迹的考察，我无异议，可以做继续讨论的基础。
二
现在可以来讨论马先生命名的“二十九日信”。以前各家一直识读为“六月二十九日”，马先生认为“六”是“元”字，将其定为1931年1月29日。由于那一个字可“元”可“六”，主观随意性太大，姑暂且置之不论，先看其他证据。让我分三层来说。
其一，吴晗“二十九日信”中说：前几个月我做《西王母与昆仑山》的时候，翻了很多书，当中有一部清梁恭辰《北东园杂录》（道光癸卯1843A.D.），内中有一条提及此事，当时把它钞下来，预备你来中公的时候来问你，可是终于没有机会。今天翻读《胡适文存》的时候，又看见了这一条。
马先生对此条解释并质疑道：此处“前几个月”“当时”“终于没有机会”，应该是指1930年5月15日，胡适为了回北京教书和著书而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
若此信为1930年6月29日所写，即吴晗说的“翻读《胡适文存》”的“今天”，那么断不会将“一个月前的”——1930年5月中旬胡适辞职中公的时间说成“前几个月”。故此种假设是错误的。
“应该是”“断不会”六字有点武断。我殊不解，明明吴晗写的是“前几个月我做《西王母与昆仑山》的时候”，马先生为什么将吴的话“裁为三截”再连接，理解为“1930年5月中旬胡适辞职中公的时间”了呢？学生吴晗做学问与校长胡适辞职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吴晗先为胡适抄下了材料，后来才知“终于没有机会”见面，其间隔了几个月，并非同时，怎么能等同置换呢？这能证明什么错误？而且，“前几个月”是一段时间（适用于做课题研究），它也不同于“几个月前”仅指一个短时间（适用于辞职行为）。
还应该指出，胡适之所以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是因为他在《新月》杂志上宣传人权，与国民党当局发生冲突，受到打压和围攻，不得已而被迫求去。并不是“为了回北京教书和著书”才辞职，那是被动的结果，而不是主动的原因。
其二，还是要看吴晗信中的内证。在“二十九日信”的结尾写得明白：
又，我下半年要转学到北平燕大去读历史系去，想请先生写一封介绍书，不知道可以吗？
这补遗的一句话透露了几个信息，一是信写于上半年，可能近于年中；二是不在北平；三更未到燕大。如果按照马先生所论，此信写于1931年1月29日，吴晗已整天坐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工作，胡适也同在北平一城，他会写“转学到北平燕大去读历史系去”吗？“北平”这个地理方位定语完全多余。如果我们转而考虑此信写于上海，“转学到北平”去的事还未发生，就顺理成章了。
其三，马先生得出结论说：
如果书信日期是1931年1月29日，那么此时吴晗已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阅读馆藏“线装书”，做大量古籍辑佚书跋工作，因为错过1930年的北京大学考学日期，吴晗对历史系仍然念念不忘，期待“转学到燕大历史系”。因顾颉刚、陈垣等在燕大历史系，胡适与之熟稔，故吴晗信中请其“写一介绍书”。
因此，“二十九日信”的系年当为1931年1月29日。
如前所述，当吴晗在燕大图书馆做事时，转学燕大历史系读书的事已经是过去时不再想，他“又要想（1931年）下半年到北京大学史学系插班”了，而“下半年要转学到北平燕大去”云云，那是1930年上半年在上海的想法。
马先生能注意到一个细微的“六”“元”之分，宁采信25年后的“自传”，却不知为什么，在忽略了吴晗当年5月5日信的前半之后，又对“二十九日信”最后补遗的那一句话再次忽略。说“忽略”不太准确，这句话马先生其实也引用到了，说吴晗在1931年1月29日仍期待“转学到燕大历史系”。虽加了引号，却省略了中间关键的“北平”二字，原文是“转学到北平燕大去读历史系去”。
所以我认为，这“二十九日信”还是写于1930年，在上海。至于是六月还是元月，从胡适于5月15日辞职（于是“终于没有机会”）和可能时近“下半年”考虑，应该还是六月，不是元月。
三
至于“二十八日晚信”，前面我已承认，上一篇拙文中有重大失误，忽视、错删了重要内容。再读马先生提供的原文可知，吴晗在信中有明言：
永忠的《延芬室稿》的一部分——《志学编》（删定本），二月前我曾替他作了一篇跋，最近燕大图书馆又陆续购得永忠手写的《延芬室稿》全部，约二十七册，這手稿是編年的，極有歷史價值，……
以上這些是因為我先做了《延芬室稿》中的《志學編》的跋，近幾天重讀先生的《考證》，見有引永忠的去處，便開始注意這部破稿本，果然找出這麼一些來，高興極了，立刻寫信告訴先生。
據這書的內含而論，內中一定還有關於曹雪芹的詩，我明天還要細細的找去。（因為紙已陳舊，只能慢慢地翻）或者再有發現，亦未可知。
这无疑是写于在燕大图书馆工作时，而不是在上海。再参照马先生提供的其他证据，可以确认：一，吴晗在1931年初为《燕京大学图书馆报》写过几篇跋，应该包括“二月前我曾替他做了一篇跋”，惜此跋未见；二，根据侯堮撰《觉罗诗人永忠年谱》中所叙时间“辛未季春”，参证吴晗此信，可知燕大图书馆得永忠的《延芬室全集》残稿是在1931年4月下旬；三，吴信写于燕京大学信纸上。
证据非常过硬，结论值得信服。我以为马先生的大贡献，就是考定了原来缺失的月份是4月，同时也锁定了年份。我接受马先生的这一半结论，即吴晗致胡适“二十八日晚信”写于1931年4月28日。
综上所述，我现在新的结论是：吴晗致胡适“二十九日信”写于1930年6月29日，在上海中国公学或其住所；“二十八日晚信”写于1931年4月28日，在北平燕京大学旁的“海甸吉祥胡同五号”住所。（“我明天還要細細的找去”，说明是晚上在家。）
前一半是我的管见，后一半是马先生的成果。而我的管见也是靠着马先生提供的材料和引发的思考，才愈加确认。两信看似都是谈红，每每被同举并列，实为分写于两地两年，地距千里之遥，时隔十月之久，两信中透露的写作信息各有特点，迥不相侔。以往之所以不能确认，可能是因为话题相同，有个两信必写于一地、时隔不久的思维定式，以一封信里的证据去涵盖另一封。若各执一端，便发生抵牾，以致困惑。
胡适先生说过：“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为此我欣欣然接受马先生对后信时间的指谬。但仔细想来，前信时间仍有未妥之处，所以还要坚持自己一半的原说。若将吴晗二信分而置之，便两全其美了。
不知马先生、宋先生以为然否？（附言：我迫不及待地通过照片读整版报纸，太过艰难。此文写完后才从网上得读《中华读书报》电子版，再作修正。）
4月9日匆草，11日修改于加拿大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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