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语掾”说起

    《世说新语·文学》曾记载这样一个典故。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木掾，后人称“三语掾”。阮宣子所言的“将无同”三个字能否真正揭示老庄与儒学之别，本文暂且不论；但时人对其“归纳能力”之推崇与惊赞则是毋庸置疑的，否则，不会有“三语掾”之流传了。

    “三语掾”凸显了阮宣子的机智与高度概括的能力，自不必言。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将此“概括力”作为考量学者学术能力之模板，是否相宜？譬如，笔者平素讲课、作报告，尝遇到有诸如“可否用三句话总结您的演讲”“您可否用三句话将某理论体系解释清楚”等问题。鄙人的回答是，很难乃至于不能。此种回答常令人不满，因常常看到“提问者”失望甚或“不屑”的神情。失望，在于提问者之愿望不能达成；不屑则表明“学者”学艺不精，没有达到出神入化、融会贯通的境地，至少不通透，缺乏大智慧，故令人不屑——有大智慧者往往能用简单且充满趣味的语言将其终生所学“凝练”地表达出来。

    倘若以此标准论之，“不合格”的学者尚不在少数。不过，本文试图为“不合格的学者”做一辩护。

    事实上，关于“几句话能将问题说清楚”的问题，固然跟学者的学识有关，亦与提问者的素养关系密切。甚至很大程度上，主要跟“提问者”自身的学识有关。

    倘若提问者与“学者”的层次相当，甚至心有灵犀，那么何必三句，何必“三言”，甚至一言不用说：彼方有应，我已会意，哪里还用得上提问？《佛经》载，释迦摩尼灵山会议上，佛祖拈花，迦叶微笑，心心相通，何必提问；对他们而言，语言纯属多余。《法华经》亦言，“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难解之法，唯佛与佛，乃能穷尽诸法实相”，亦可作为旁证。

    倘若提问者与“回答者”的学识（思路）与智慧压根就不在一个层次上，怕是三十句、三千句都难以说清。相对论在发表之初，爱因斯坦认为世界上仅有一个人懂它，后来爱因斯坦又说，甚至这个人也误解了相对论——因爱氏思路与传统理路相左，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想想看，那些一流物理学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尚不能明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们岂能指望爱因斯坦用“三句话”就能让普罗大众弄明白？大物理学家费曼亦曾碰到类似的问

    题，他的回答是：“嗨，老兄，如果我能在两分钟内解释给你听，我就没资格获这个诺贝尔奖了。”（《发现的乐趣：费曼演讲访谈集》，）当然，人们亦可提出如是质疑：兴许作为物理学家的爱因斯坦、费曼有识无智，不善于演讲呢？释迦摩尼佛，该是公认的最富智慧，最善演讲的大师了！为开导众生，他苦口婆心，一生讲学不断，且采用种种方便说、譬喻说，化繁为简，口吐莲花，渡人无数；然而，谁能担保佛的智慧不被误解呢？个中道理在于，一切靠语言传播的演讲，不过是“与人说食，终不能饱”——对一个从未体验过光的盲人而言，任何“巧妙之说”皆不如谛；同样，对于一般的门外汉又如何能瞬间登堂入室、一睹堂奥呢？更何况，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善于做普及的工作。

    诚然，大抵有体系的大学问家，其学问要旨当然可进行归纳、概括。以康德哲学为例，其“批判哲学”即可用“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及“我可以希望什么”三句话概括之。然而，此“简短归纳”只有对康德本人或对康德哲学下过力气的研究者，才有意义。对于不读康德著作的人来说，即便将此“三句话”挂在嘴边，亦于事无补——因为你得到的无非是一“未加理解”、不相干的句子，而非学问本身。须知，学问真正的精彩处，存在于推演、深思的过程中，存在于研究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独特体验中，此皆非三言两语所能表达，甚至超出语言之界限。黑格尔曾讲过类似的话，“同样一句话，从老人口中和儿童口中说出效果是不一样的”；此言稍作变化用在这里亦熨帖，即：不经历深思的体验，仅拿几句结论做幌子，岂能知晓学问研究之真趣！又有何学术分量？

    因此之故，倘若学者（尤其年青学者）不善用“三语掾”式的方式进行概括，亦大可不必而生“遗憾”、困窘之感（当然培养概括能力很有必要），“学问”毕竟不是“缩句”游戏。至于习惯于“几句能说清”的提问者，亦要尊重学问的规律——其渴望了解学问的心情固然可以理解，但试图通过专家的几句话就想明白一门学问的想法则未免过于幻想——笔者不否认专家“提要”式的指点有助于后学——学问之获得最终要靠自己下苦功夫不可！

    四川省宜宾市郭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