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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4月14日 星期三

    孙自诚先生与《德安县志》

    夏麦陵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4月14日   07 版)

        孙自诚先生因主编八修《德安县志》而结识了不少文化名人,如熊十力、马一浮、胡风、梁漱溟、石凌鹤、苏步青、丁玲、公刘、邹荻凡、何满子等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他因编写德安县革命烈士传和革命史而成为江西作家协会会员。晚年因旧体诗发表的数量多且获奖的精品也不少,2011年又被批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在德安聂桥中学执教时开始与先生来往多起来。那时我已是(江西)省历史学会和省语言学会的会员,后来历史学会增加了先生。先生每因工作来找我时,我总以敷阳山的竹笋炒腊肉招待他。先生与我每一次晤叙都是聚散苦匆匆,时间很短,然相知却不浅。我俩相处时间最长的是两次参加省历史学会的年会,每次前后有三四天。

        1981年4月,原德安米粮铺公社前山大队横屋李村农民在住所南侧开荒时,发现了一座北宋墓,出土了两通石刻,从碑刻知,墓主生前所居住的地名为“江州德安县长乐乡晚侯社铺侧上堡”(即今前山大队横屋李村),而先秦时属“九江敷浅原也”。所以先生写了《敷浅原在何处》一文。否定了有人说“敷浅原是庐山的最古老的名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和唐代杜佑《通典》均言,江州浔阳县有蒲塘驿,即汉历陵县,驿前有敷浅原,原西数十里有敷阳山。可见,敷浅原在县城西南。其实敷浅原大部分则在九仙岭的东侧,即今德安火车站以南、新的德安广场到共青城这一大片地方(原属德安金湖、米粮铺公社划归共青城,不属于德安)。孙先生1981年提供给省历史学会的论文《敷浅原在何处》,肯定敷浅原在德安县南部而非指庐山。因为先生的德安方言难懂,这篇论文由我代为在庐山年会上宣读。

        1982年省历史学会的年会在赣州召开。会议期间安排游江西与广东交界的梅岭,午饭在大余。许怀林等先生与我们在梅岭曾合影,孙先生也有旧体诗记述此行。

        1973年孙先生有幸参加长江流域考古培训班,并在湖北宜都红花套新石器遗址和纪南城楚墓进行发掘实习。1981年九江地区在德安办了一期文物普查试点班,请省博物馆的老师讲课,孙先生写了《德安县考古要览》提供普查试点班人员参考。其中《宋元两朝行政区划》一节,先生并用“文革”后各乡村出土的地券将宋元时期的地名与今天的地名对接起来,有许多乡村地名是沿袭宋代的。

        德安北宋有一通王安石撰文的《太常博士郑君墓表》,说郑诒葬“德安之永泰乡谷步里”,但不知是今天德安什么乡什么村。墓表,即墓碑。郑诒的儿子郑湜,上至唐代郑善果(曾任江州刺史)共九世,原籍河南荥阳,嘱其后裔入籍德安,自己卒后葬今天的葛洪山自然冲。推测永泰乡谷步里当在今吴山、田家河一带。不会离葛洪山太远。这一带的郑姓族人,多为郑善果的后裔。《太常博士郑君墓表》已收入《王文公文集》中。如果这一带的郑氏族人集资复制一通此墓表,也不失为很有意义的一件复制文物。

        德安还有一座明代工部主事郭一轮(字仁宇)的墓,由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所书《明故赐进士第承法郎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郭公仁宇大人墓》的墓碑,葬今木环乡新屋郭村后山,全毁于“文革”中。如果早年将墓碑正反面都拓印下来,复制也好办得多。

        孙先生的魄力和远见反映在《德安县志》中,最突出的是没有回避万家岭大捷的问题。平型关、台儿庄和万家岭是抗日战争中的三大战役。当年万家岭真正的激战地已没有“万家岭”这个地名,《德安县志》84页对当年“万家岭”范围有明确的圈定。涉及重大历史事件的自然村名不能随便改动,是否考虑南田大队称“万家岭”一村,其他大队可称“万家岭”二村、三村。没有孙先生主编的《德安县志》,就是当地的乡民如今也不能准确地说出万家岭的范围。已有“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德安可考虑建立“万家岭战役纪念馆”,并入县博物馆中。我读《德安县志》中引述《德安万家岭大捷回忆》一书中《万家岭作战经过》和《中央通讯社关于万家岭大捷之逐日电讯》以及当年重庆《扫荡报》记者刘藻的《凭吊万家岭记》(见县志85页),就非常振奋人心!说当年万家岭山上山下,日军的坟墓(临时掩埋一下)和遗骨至少有六千具以上,满山遍野都是写有死者姓名的木牌,战死的马骨至少也在千匹以上。书中还有当年拍的不少照片,且绘有万家岭战场遗迹图,可见当年激战的程度。日本媒体也有很具体的记述,承认他们失败惨重。收集当时这方面中外媒体的报道以展示于后人,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万家岭大捷之后,便是德安县城保卫战。国军与日寇苦战五昼夜之后,德安还是在1938年10月29日沦陷。国军716团柴敬忠团长在抵御日寇侵犯我义峰山、进攻德安南门的战斗中,冲锋在前,英勇中弹牺牲,后其遗体被运抵南昌公祭(详见《德安县志》268页)。我想,北京有张自忠路、佟麟阁路,德安原南门外也应有柴敬忠路。

        熊十力先生1907年全家因地少人多,生活困难,便从湖北黄冈上巴河张家垸迁来德安乌石门芦塘坂落户。从此熊氏这一支便以德安为家。熊十力先生到了入学的年龄,也无钱上学读书。我常感慨因为德安有了孙自诚先生,所以才有了十力路。如今,孙先生走了,我们可沿着他的思路,还应有敷阳路、敷浅原路、王韶路、夏竦路等街道名称。王韶是王安石任宰相时重用之人,官至枢密副使。其指挥“熙河之役”立有奇功。实现了他在《平戎策》中所言“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的卓见。研究北宋与西夏史的学者,更是绕不过熙河之役(《中国文物报》2012年3月7日第四版《西南门户-果者古堡》)。夏竦官至枢密使,治军尤严。宋仁宗封其为英国公。夏竦博学,还熟谙音韵,著有《古文四声韵》,至今中华书局还在印行。一座城市的博物馆以及古迹,堪称是这座城市的硬件,反映当地的历史和名人的街道等名称就是它的软件。二者共同组成了这座城市最直观的博大精深的历史。所以反映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名人的街道、广场名称,便是这座城市的独特的文化符号。

        孙先生请郭沫若先生题写县志书名。据三卷本《郭沫若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不见郭沫若先生为地方志题写书名,连《德安县志》也没有记载。孙先生请了郭老,郭老也爽快地题写了《德安县志》。

        孙先生以县志办公室的名义写信给梁漱溟先生,请他撰写《忆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的回信手书已刊《德安县志》。《忆熊十力先生》一文,已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可能此文是迟些日子写成,没有赶上孙先生主编的《德安县志》的出版。新的《德安县志》应该转载此文。

        人的一生感情最深的,莫过于父母、家乡和青少年时期,而我这三者都与德安密不可分。父母仍葬在德安,每年清明我都从北京回去扫墓,故土难离,因为那是不能断却的根。德安有我成长的轨迹,也有我许多不知天高地厚的青春岁月。我调河南后,忙于田野考古发掘,但春节从来未忘给先生夫妇寄贺年片或写信拜年。退休后回到北京家中,又改为打电话拜年。结婚后与妻回德安也拜望了先生。先生一辈子不打麻将、扑克,唯有读书、写作是他的快乐,他的亲情、友情、乡情,让我们看到他始终如一的纯洁和真诚。

        2002年秋,我乘在咸阳参加秦文化学术会议的晚间,采访了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文章发表在北京的《传记文学》上。此文为祝石先生八十华诞而写,也寄了孙先生。先生很快也写了首诗为石先生祝寿。他问我石先生家中的电话,我告诉了他。只可惜两人都用各自的方言,所能听懂的内容十分有限。石先生邀请他去西安,遗憾的是孙先生已不良于行了。石先生是我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时的老师,也是孙先生1973年长江流域考古培训班时的老师,孙先生还是我二哥的同班同学,他既是师兄、也是学兄。

        孙先生从历代不同的著述中把写德安的古诗词挑选出来,出版了《德安历代诗词选》一书。我在郑州时曾见《河南日报》一篇新闻报道说,开封一家私营企业老板,请国内外书法家书写他搜集来的有关开封的古诗词。他个人出资买碑石并请人刻诗词于其上,并树立于所购之园地,成了一处旅游之地。每面碑刻均留书法家的大名。德安何不效仿此方法,在义峰山或九仙岭公园圈出一片空地,不也成了一处极具观赏价值的景观吗?

        罗家伦先生曾言:“人生的意义在于能认识和创造生命的价值。”先生是位能认识和创造生命价值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所主编的《德安县志》在全国新修地方志中荣获三等奖。如此深爱故乡德安的一位文化名人,他留给德安的,也将永存。

        原来一年一度的清明,虽然聚散苦匆匆,还可以清茶一杯,开怀畅谈一会。而如今,连这聚散苦匆匆也没有了。只有路过孙先生原住处,远远地侧望一下那栋房子。此时,惆怅涌上心头,不免想起欧阳修《浪淘沙》词的下半阙: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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