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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这是唐代大诗人孟浩然（689-740）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残卷）截取其前四句，题“洞庭湖作”，不署作者。宋蜀本《孟浩然集》题“临洞庭”。《文苑英华》卷二五○、卷三二○孟浩然名下并见收录，题“望洞庭湖上张丞相”，《全唐诗》卷一六○孟浩然下题“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此诗借山水以达志，所表达的虽是干谒情怀、功名之愿，但化世俗之情于雄浑壮伟的山水之中，却不失其艺术价值，故为历代读者所推赏。其中“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二句，气概横绝，意境雄阔，历来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并称为咏洞庭之千古名句。据元初学者方回记载，此诗与杜甫《登岳阳楼》被写在岳阳楼毬门左右壁，“后人不复敢题”（《瀛奎律髓》卷一）。在当代学者王兆鹏《唐诗排行榜》所选的一百首中，它高居第七名。
其诗题中的“张丞相”指谁？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说指张说，一说指张九龄。由于二人都曾官居相位，遇贬外调，又都先后任职荆州刺史。更重要的是，二张对浩然都有知遇之恩，都有往还唱和之作。孟先后写给二张的八首诗中，题目都有“张丞相”或“张相公”的字样。于是，这个“张丞相”到底所指何人，长期纷争，悬而来决，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宗千古疑案。
查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数十种出自名家之手的唐诗、孟诗选注本，以及相关论著，不难发现，主张孟诗题中的“张丞相”指张九龄的，占了绝大多数。举其要者如：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刘逸生《唐诗小札》（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程千帆、沈祖棻《古诗今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华书局1985年版），施蜇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陈新璋《唐诗宋词名篇注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启兴主编《王维孟浩然诗歌名篇欣赏》（巴蜀书社1999年版），霍松林《唐诗精品》（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王成纲《你应该知道的中国古典诗词》（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陈耀南《唐诗新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罗时进《山水诗选》（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陶金雁《唐诗三百首详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邓荫柯《中华诗词名篇解读》（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韩兆琦《唐诗精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徐中玉《唐宋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葛兆光《唐诗选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李定广《中国诗词名篇名句赏析》（华文出版社2020年版），羊春秋《唐诗精华评译》（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版），余党绪《古典诗歌的生命情怀》（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等等。这些著作，尽管作者（或选注者）不同，出版日期有异，但对孟浩然诗题中“张丞相”所指何人的观点，却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是张九龄。此外，还有一点也是相同的，即对孟诗的写作、投赠时间,大都语焉不详。其中，只有少数人明确提及。比如，刘逸生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孟浩然西游长安，写了这首诗赠当时在相位的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张的赏识和录用。”金性尧、陶金雁也持类似观点。刘学锴说：“张丞相指张九龄，开元二十一（733）年至二十四年为相。诗约作于二十四年诗人游湘、赣时。”施蜇存也推断孟诗的写作日期为“开元二十四年”。
相对来说，认为孟浩然诗题中的“张丞相”是指张说的例证，要少得多。不过其所申述的理据却似乎更为令人信服。比如，周啸天《隋唐五代诗词鉴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指出：“这是一首干谒之作。所干之人，一说为张九龄，一说为张说。于关系而言，浩然于九龄较深，但九龄并未作过岳州一带地方官；张说开元中曾罢相，四年（716）坐事贬为岳州刺史，所以就事迹言，则投献张说的可能性为大。”陈晋《唐风宋韵》（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说：“张丞相，指当时担任岳州刺史的前宰相张说。”谭优学《孟浩然行止考实》（载傅璇琮主编《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第二卷）一文考证，孟浩然此诗是投赠张说的，时在开元三至六年（715-718）。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在《临洞庭》一诗的注释中提到：“此诗《英华》载题中有‘张丞相’字样，据诗后四句，有望人举荐意，张丞相应为张说，开元四年至五年任岳州刺史，考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岳州下，此诗亦当作于此时。”赵昌平《唐诗三百首全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说：“张丞相，当为张说。”王辉斌《孟浩然新论·孟浩然年谱》（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云：
开元四年 公元716年 二十八岁
秋八月，孟浩然由襄阳南下岳州。
作《临洞庭》一诗投刺张说，希求汲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几种比较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在相关章节都论及孟浩然这首诗，但对诗题中的“张丞相”所指何人，意见也不一致。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认为，孟诗中的“张丞相”是指张九龄。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评介此诗时，选取《望洞庭》的诗题，只说“这首诗气势磅礴，格调雄浑，洞庭湖的自然伟力在诗里得到含蓄而有力的表现”，而对“张丞相”是谁则只字不提。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对孟诗中的“张丞相”指谁，也是略而不谈。而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则独抒己见，明确指出“这首诗是赠张说的”，它“把希望通过张说援引而一登仕途的心情表达得很迫切，有一种不甘寂寞的豪逸之气，故诗写得境界宏阔，气势壮大，特别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是非同凡响的盛唐之音”。
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数十年来一直在学界并存流行，令不少读者既深感困惑，又无所适从。到底孰是孰非？实有予以澄清之必要。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同一问题，答案可能有多种，但是最合理、最可信、最接近于问题实质的答案，只能有一种。那么，《望洞庭湖上张丞相》的“张丞相”是谁？正确的答案也只能有一种。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必然有其特定的历史时空。我们只要弄清孟浩然最初与二张交往的时间、地点，其诗中的张丞相究竟指谁的疑案，也就不难破解了。
张说（667-731），据两《唐书》本传，景云二年（711）为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元三年（715）四月除岳州刺史，开元五年二月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史传称张说“喜延纳后进，善用人之长，多引天下名士以佐王化”；又雅擅词翰，时称“大手笔”。士子以诗文送呈达官贵人以求引荐，称为“行卷”，是唐世流行的风气。孟浩然早年隐居家乡鹿门山，颇以诗名，但并不甘于隐遁，开元四年（716），孟二十八岁。这年秋天，当他获知张说谪守岳州，并“每与才士登楼赋诗”的消息之后（据王辉斌《孟浩然新论·孟浩然评传》考证，向孟提供这一信息的，当是他的同乡好友，时任荆府参军的张勰），即毅然告别父母，离开家乡，经由汉水至江夏，然后溯江而上，直奔岳州而去。这是孟浩然首次离开襄阳，首次接触襄阳以外的世界。当他到了岳阳后，即登上洞庭湖畔的岳阳楼，遥望着烟水一天、碧波万顷的洞庭湖，写下了一首平仄协调、对仗工整的五言律诗《望洞庭湖上张丞相》，投谒京都来的大官和比自己大22岁的文学前辈张说。洞庭湖乃岳州胜概，该诗以洞庭之雄大气象发兴（隐比张丞相胸襟博大），然后过渡到欲济无舟，希望有以援引。措词极委婉得体，所谓“不露干乞之痕”（纪昀语），切合一个有修养的文学青年初见达官的口吻。
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张说对此诗是给予了高度评价的，致使孟浩然“有声于江楚间”，并“信”为“诗伯矣”（王辉斌《孟浩然新论》引陶翰《送孟大入蜀序》）。距孟浩然献诗7年之后的开元十一年（723）“三月癸亥，张说正除中书令”（据《旧唐书·玄宗纪》）。按唐朝惯例，中书令“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新唐书·百官志》），张说是时大权在握，完全具备了“引天下知名士以佐王化”的条件，于是向明皇荐举了孟浩然。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三《孟浩然》有载：
明皇以张说之荐召见浩然，令诵所作。乃诵：“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帝曰：“卿不求朕，岂朕弃卿？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因是故弃。
当代不少学者都认为，《唐诗
纪事》的记述是可信的。据此可知，“气蒸云梦泽”一联诗在浩然应召入京前已传闻于世，流播人口，连明皇都能记诵。这就更证明他的《望洞庭湖上张丞相》是早期作品，而不是赴举落第后隐归故里的晚年所作，“张丞相”自然是张说而决非张九龄。
孟浩然何时认识张九龄？是在开元二十五年（737）。此前，他被襄州刺史宋鼎辟为襄府从事。宋鼎与张九龄交谊深厚。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由中书令（丞相）贬为荆州长史。宋鼎自襄州转牧汉阳。五月，经宋鼎推荐，张九龄辟孟浩然为其荆府从事。对这段史实，王辉斌《孟浩然新论·孟浩然评传》一书作了深入详细的考证：
张九龄（公元678-740年），一名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两《唐书》有传，曾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中书令，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为李林甫所忌，贬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孟浩然与张九龄之交往，主要是在张九龄贬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期间。但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大多认为，二人相识于开元十七年前后之长安，也即是在孟浩然“年四十乃游京师”（《新唐书·孟浩然传》）之际。而事实上，这种说法是极为错误的。这是因为，张九龄开元十五年三月至十八年七月乃在洪州刺史任上。《四部丛刊》本《曲江集·附录·诰命》有《授洪州刺史制》一文，其结尾处署明时间为“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又《转授桂州刺史兼岭南按察使制》一文之末，乃署为“开元十八年七月三日”，合勘之，知张九龄开元十五年三月至十八年七月不在长安，则其不能与孟浩然于是时在长安结“忘形之交”者，也就甚为清楚。又据《曲江集·附录·诰命》之《加朝请大夫敕》《加守中书舍人敕》二文，知在孟浩然奉诏入京的开元十一年冬至十二年七月期间，张九龄虽然任职于长安，但其所官之中书舍人，乃隶属于门下省，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所载“诸英华赋诗作会”于“秘省”（即秘书省）者，乃迥不相及。此则表明，当时就职于门下省的张九龄，是不可能到秘书省去参加“赋诗作会”的。因之，二人在此期间之不能结为“忘年之交”，也是可以肯定的，而《孟浩然集》与《曲江集》均无只字及此者，又可为之佐证。所以，孟浩然在为张九龄“辟置”于荆府之前，是不曾与张九龄有过交往关系的。
王辉斌先生是孟浩然研究资深专家，中国孟浩然研究会会长。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致力于孟浩然研究，历时三十余年。主编过《孟浩然大辞典》，《孟浩然研究论丛》第一辑、第二辑等书；出版过《孟浩然研究》《孟浩然新论》等专著。他的上述考证，自觉遵循“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学术原则，抽丝剥茧，烛幽抉微，归综诸说，匡订讹谬，其所得出的结论是真实可信的。既然孟浩然开元二十五年（737）五月才在荆州认识张九龄，那么他向张九龄投诗乞仕则不可能早于这个时段。况且，如果认定《望洞庭湖上张丞相》的“张丞相”是指张九龄（像当代不少研究者所倾向的那样），揆之常理，至少有两点难以自圆其说。
首先，此诗托兴观湖而寓求荐之意，诗的题目和内容都紧扣洞庭湖。而令人费解的是，诗人在荆州上行卷于张丞相九龄，却搬出毫不相干的“洞庭湖”来作陪衬，这也未免太过做作了吧？
其次，张九龄任荆州长史在开元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当时孟之年岁已在四十九至五十一间（孟卒于开元二十八年，五十二岁）的垂暮之年，再也写不出像《望洞庭湖上张丞相》那样气势磅礴、格调雄浑的诗作了。浩然三十五岁应召入京，被明皇罢黜；四十岁应举，又失手落第。据《旧唐书·孟浩然传》：“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落第后心灰意冷，其《留别王维》诗云：“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怨悱之意，形诸篇什。王维亦有《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安慰之余，劝他回归故乡，不必再在京师为仕进而徒劳奔走。了解孟的这段经历，就不会认同向“张丞相”投谒求荐之作，是他受黜、落第后的晚年所写了。很难想象，一个在人生道路经受一次次重大打击，对仕途早已极为失望的垂暮老人，还能写出那样充满强烈求仕、用世愿望的干谒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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