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不仅要“走出去”“走进去”，还要“走下去”

    编者按：从古典小说《红楼梦》到当代作家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中国文学外译经历了从懵懂前进到积极探索的转变。随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不断加快，莫言、贾平凹、刘震云、余华、苏童等一批文坛宿将的作品经由翻译为世界所知，中国文学英译研究，尤其是小说的英译研究继而成为翻译研究界最为热门的领域之一，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但究竟研究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可以使用哪些新方法、新工具？北京外国语大学王颖冲副教授的著作《中文小说英译研究》就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探讨“中国文学英译”的现状与未来。

    与“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结缘

    张雅雯：您关注中国文学外译这个话题很久了。您最早是怎么走进这一领域的呢？

    王颖冲：这应该要追溯到2008年的春天，当时我被学校推荐参加企鹅出版社在莫干山组织的“中英文学翻译培训研讨班”。我不是正式的参班代表，而是作为志愿者给一批大翻译家做口译。参班人员多是双语者，其中还包括像葛浩文、杜博妮、蓝诗玲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大翻译家。我当时很忐忑，因为在内行面前，什么错漏都瞒不过去。感谢这次经历，我结识了许多作家、翻译家、出版人、文学中介还有编辑，也初步熟悉了文学翻译和出版的流程，对“文学外译”这个话题产生了初步的兴趣，这也成为之后十二年中我一直在做的事。可以说，它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契机。因为之前我一直在做口译，原本的职业定位是去大企业或政府部门当译员，但正因为那次活动，我觉得自己应该从事学术研究。

    研讨班采取的是翻译工作坊的模式，每个小组里面都有一位作家，也就是待译作品的作者，还有一位大翻译家担任组长，比如葛浩文、杜博妮，另外还有十几位组员，也都是资深译者。作者首先介绍作品梗概，我进行现场口译，接下来组员们很快分工完成了章节翻译。但之后他们讨论的过程漫长而激烈。大家在组长的带领下进行讨论，甚至辩论，还经常向作者提问，比如某个特殊表达有什么内涵等，我对问答进行双向口译，有时也发表自己的观点。字斟句酌是为了让译文经得起读，也要经得起对比，最后组长会给大家润色定稿。

    后来，2009年时第二届研讨班在苏州召开，我又争取参加了一次。这次更加坚定了我从事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志向，后来还把它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通过这两次非常近距离、沉浸式的交流，我充分认识到，翻译出版肯定不是一项单打独斗的活动，最终的成品虽然常常归功于署名的译者，但除此之外，合译者、语言顾问、编辑、出版人，甚至作者本人都凝聚了智慧到译作里面。这个过程特别有趣，所以我想要去探讨一下。

    《中文小说英译研究》一书是如何设计的？

    张雅雯：《中文小说英译研究》称得上是您在这一领域多年思考的成果，在写作过程中，不知道您是如何设计内容的？

    王颖冲：这本书属于“翻译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的“翻译文化研究”子系列，但是实际上它不同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史研究、文学翻译研究或者译介学研究。如果你特别想深入了解某个具体案例，比如说贾平凹小说的翻译情况，或者说葛浩文的翻译活动，那么不见得能从这本书里找到一手资料和基本观点；但是如果你想了解中文小说英译研究领域尚未开垦的领地、现有和潜在的研究思路、具体的研究方法，以及数据统计方法，或者你想参考其他相关案例的研究现状，那么我想它最合适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虽然是我的一本专著，但也兼具教材或者教辅的功能，对硕博士研究生和初涉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是比较有用的。

    你可以将这本书理解为一个庞大的文献综述，它会告诉你有这些海量的材料，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兴趣点并吸纳、深挖其中的重点内容，这样读来的话很有意义。

    在写作前，我也请教了丛书的主编王克非老师，他说可以把本书定位为“研究之研究”。什么是“研究之研究”呢？大家可以从本书的英文题目中得到线索。关于这个题目，也许有人会翻译成A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Fiction，但这里翻译为Studies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Fiction。如果这么说还是有些抽象，我们或许可以将这本书类比为一张导览图，或是大家熟悉的美食网站。比如你现在要和朋友吃饭，但不知去哪儿，也许你会打开美食网站，按照区域、菜系等对店铺进行筛选。然后你找到一两家备选的餐厅，点进去获得事实性信息（如店铺地址、电话等）和评价性信息（如环境、口味、服务、性价比等）。这其实跟本书的设计是相通的。

    张雅雯：这个比喻非常形象！这本书定位为“研究之研究”，也就把大家带到了中国文学外译的大环境之下。另外您提到的英文标题也很值得玩味。

    王颖冲：对，这个标题的命名其实也花了些时间，而本书最终的架构和功能也像我刚才所说的，是研究之研究，它列数了本领域内的话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比如，有哪些经典文献，哪些作家被研究的次数最多，相关的作品、译者等，这些属于事实性信息。读者可以根据文中的参考文献和推荐书目查阅一手资料；同时，本书还对这些文献相关方面的评论进行了归纳，也包括了我个人的见解，尤其提到其中的不足、贡献，希望借此给读者以参考。所以总体来说，这本书称得上是有述有评。

    张雅雯：是的，梳理不等于堆砌，我们不仅梳理史料，还要思考如何让史料为我们所用，为研究服务，这也是《中文小说英译研究》乃至“翻译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的目标之一。

    研究中的一手文献和二手文献

    张雅雯：这本书虽然不长，但涉及的史料非常多，其中既有传统的文字史料，还涉及了不少数据库，不知道您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王颖冲：准备工作还是挺长的。文献搜集和整理工作肯定是写作的第一步，也是一项特别基础性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不管是搜集那些一手资料或文本，还是搜集前人的已有研究，方法都很类似。有的文献由于年代久远，找到其内容不是那么容易；有时作品的出版量激增，要去找全版本信息来细考确证也很困难。对于研究类文献来说也一样。所以说最早从事这类文献搜集、梳理工作的这批学者们如同“开荒牛”，非常辛苦。当然我也很高兴能够在这方面给大家做基础性工作。在这之前，也有许多前辈给我提供了铺垫。

    在编纂文学中译外书目时，各

    种译本和译文自然构成一手文献，它是历史实存，也是研究对象本身。另外还有二手文献，是前人们已经搜集好并进行了编纂、诠释和再创造的内容，所以也很重要。比如文中列出的我参考的专著、论文、附录，还有译者访谈、回忆录、出版社的大事记，等等，这些都可以构成我们的二手文献，可以据此进一步搜索目标文献。

    张雅雯：说到二手文献，我们作为翻译的“后浪”们在研究时经常会听到一种声音——“二手文献是被别人处理过的，可能带有别人的误解，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多搜集一点一手文献”，但一手文献对于我们来说又难以把控，那么到底该怎么利用这些二手文献，或者说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王颖冲：二手文献用不好的话可能被带偏，但从另一方面说，把二手文献用好，不但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操纵语料之嫌。具体来说，不能只挑你想要的书目来谈，故意避开不符合研究假设或总体趋势的书目。所以利用二手文献，有点类似于三权分立——“你来切饼我来分”，这样很公平对不对？你设定了标准和范围，然后我来研究。有的二手文献特别好，可以给读者提供新的启示，比如说它顺带提到了某一个译本，虽然不是研究重点，但你若觉得有趣，也可以专门找来一看。不过二手文献不能尽信，还需要有自己的理性判断和扎实调研：基于自己之前的阅读和认知来评判内容的正确与否，最好再找到它之前的文献，确证是否有误解。比如说，之前有些博士论文里面的附录，我也会做重点考察，把版本信息再核对一下。

    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

    张雅雯：这本书涵盖的话题很多，其中有些是很关键的，比如接受问题，无论学者还是普通读者也都很关注——“中国文学走出去”究竟获得了怎样的效果，王老师怎么看呢？

    王颖冲：接受效果的问题其实是近些年才开始谈的，以前很难谈得上有什么接受效果。这么说也许有一定的夸张，但由于读者数量太有限，要找到适合的资料和数据确实很难，尤其是目标群体的现实反应、反馈。你提到这个话题，让我想到有一年参加中美富布莱特交流项目时的一个经历。那时我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参会者是来自几十个国家、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一位阿根廷的理工科专业学者听说我的论文是关于中文小说英译后，表示自己非常喜欢一部翻译过来的中国小说，叫SpiritedAway，他说这本书还拍成了动画电影。我心头一紧，因为做了这么久的相关工作，我竟然没有听说过这部小说，于是赶紧让他打开网页给

    我看，最后才确认那是日本的《千与千寻》。我说这不是中国的小说，是日本的动画，他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我也笑着说这没有什么。对于绝大部分外国人来说，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还是比较陌生的。将心比心，我们对当代阿根廷文学也所知不多。

    张雅雯：从这里可以看出，翻译确实也是一种技术，听到SpiritedAway这个翻译后，对《千与千寻》比较熟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翻译得很传神，若是一个完全不了解这部动画的人，会觉得这是一部全新的小说。在很多国家的刻板印象中，中国和日本很相似，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误解。这也反映出和我们的认知不太一致的现实——“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效果可能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好。

    王颖冲：嗯，文学方面可能的确是这样。我们做这方面的研究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人们都很关注“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个话题。其实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交往的对象多是同行。记得鲍晓英教授做过的一个调研结果表明，莫言的知名度在国外高校的受访者和社区受访者中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如果有人不知道莫言是谁，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对英语世界的大众读者来说却很正常。他们是“不受约束的读者”（un⁃committedreader），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学业压力或科研动力促使他们读莫言的书，一切全凭兴之所至。由此可见，中国文学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获得认可，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张雅雯：关于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度不够理想的问题，可能有读者会简单归因于翻译题材本身或翻译质量问题，也有读者认为受国际关系影响，不知您怎么看？

    王颖冲：翻译质量的影响当然不可忽视，译作的优劣对作品而言至关重要，这本书中也提到了几个跟翻译质量相关的案例，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对比一下。但是，我觉得接受效果不能归结于某一个原因。它综合了不同的因素，包括装帧、出版渠道、宣传等，也确实跟国际关系、国际交流、国家地位关系密切。“逆流而上”的困难不是中国文学独有的，而是许多语种译入英语时共同面临的问题。相比之下，咱们译入其他一些语种的作品还是相当受欢迎的，比如韩语、越南语，部分电视剧还在海外热播，这与地缘关系、生活习惯也有关系。从另一方面看，韩剧在中国的流行也是因为其中的家庭氛围、伦理观念跟中国的家庭很相似。在下定论说接受情况不理想之前，要看跟什么比，然后去理性地看待它，并整体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因素需要我们自己去挖掘、循证，再总结经验。我想这样的分析才比较全面到位，而简单下定论未免太容易了。

    张雅雯：您刚提到很多国内同行在关注“中国文学走出去”，那国际同行的情况是怎样呢？

    王颖冲：从论文、专著和研究项目的数量来看，文学外译研究在国内几乎成了一门显学，但在国际上还不够热门。虽然近几年来发表了很多英文的专著和论文，但仔细一看多是出自中国学者。国外从事翻译研究的有没有呢？还是有的。一些外国学者——主要是译者，他们的学术研究是翻译的副产品。像有些译者会写译者手记，类似论文一样，对我们来说也有研究价值。用英文发表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多，但其中许多还是出自中国学者之手。这里我主要说的是英译研究的情况，别的语种可能会有所不同。

    张雅雯：虽然现状可能并不尽如人意，但也可以看到希望，我们看到中国文学已经在国际上发声了，其中有不少中国学人的努力。您认为想要解决“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关键点在哪儿？

    王颖冲：这个问题确实受到了普遍关注。我认为，在谈如何让中国文学更好地被接受之前，首先要有理性定位，不能急于求成，因为各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在英语文化中都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ThreePercent网站显示，美国每年只有百分之三的出版物是译著，文学翻译则更少。所以说，一厢情愿、单纯地追求出版数量反而会制约英语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那怎么样能够利于接受呢？全球化背景下，“造船出海”或“借船出海”都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走出去”：它显示了源语社会的意愿和主动性，打通渠道的方式多种多样，不能局限于自行翻译和本地出版，这样效果未必会好。我们可以通过双向选材、合作出版、版权输出、发展文学中介、邀请外国译者“走进来”、鼓励中国作家“走出去”等方式，为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打开新思路、新渠道。换言之，文学外译不应是免费赠予或强行外推，而重在自我展示、提供便利，时间到了对方自会“采撷”。

    张雅雯：确实，中国文学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走进海外读者的心里去，特别是那些“不受约束的读者”心里，让大众读者领略中国文学的魅力。

    王颖冲：是的，我还有一点要补充，就是要“走下去”。现在英语译本的接受情况可能不是特别理想，但如果这个译本的经典性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么它就可以走下去、流传下去，这样的效果其实更好。译本要有一个经典化的效果，要看对读者的浸润，而非一时的销量。所以说不但要“走出去”“走进去”，还要“走下去”。

    张雅雯：是的，中国文学“走出去”道阻且长，不可一蹴而就。我们作为研究者，需要了解中国文学英译研究的情况，与国际同行交流，让他们了解中国在文学对外传播方面的成果。这种传播不是单纯的输出，而是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努力，是让优秀的文化成果获得应有的关注。

    开辟中国文学英译研究的新思路

    张雅雯：关于中国文学英译，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了，您觉得如何能推陈出新呢？

    王颖冲：在本书每章的最后，我也作了部分推荐。《中文小说英译研究》好像圈起了一片地，告诉读者这片土地上有哪些树、哪些花、数量如何、怎么分布、呈现哪些特征，而具体开垦哪片地、采摘哪朵花、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是由读者自己来决定的。可能有些话题你觉得已经被人讨论烂了，比如说莫言、余华、贾平凹、葛浩文、杜博妮等案例，但其实还有很多内容值得深思。你也可以选择那些较少被人开垦的案例，比如，我刚刚在外研社出版了一部《京味小说英译研究》，主要选取了地域文学外译的案例，算是专题性研究。之前虽然有不少关于老舍文学的英译研究，但是京味文学很少被当作一个整体来谈。现在学者们对文学世界性与本土性的交汇愈发关注，许多地方都在出版当地作家的文学译丛，比如上海、陕西等地。我认为有必要将“北京故事”从“中国故事”里单独拎出来讨论。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建立起鲜明的城市和地域图景，避免使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一个单一的、抽象的和符号化的存在。现在如果我们谈到中国文学，可能很多人头脑中出现的都是一个人物、一个译者、一个作家、一本书，那样就会把中国文学片面化、单一化和简单化。具体到《京味小说英译研究》这本书，它介绍了京味小说翻译的总体情况、相关的大家和作品、翻译方式和媒介等。我还就京味小说的京味特征做了一个图谱，把研究内容分成了方言俗语的翻译、空间建筑的翻译和民俗文化的翻译等几块来讨论。总体而言，它聚焦于京味文学的翻译，研究对象更加专一。同样，科幻小说、武侠小说等其他类型的文学，以及网络文学翻译，都是新兴领地，值得进一步挖掘。

    张雅雯：是，网络小说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它最初由网友自发组成翻译团体而兴起，一开始是非盈利的，现在逐步开始商业化、正规化运营。其实网络小说也攻克了一个难题——它可以让外国人主动过来“采撷”，这也算是剑走偏锋的现象。通过网络小说外译的研究，我们也能发现某些共性，从一个侧面，从一条非官方的、民间的、大众的路径来服务我们“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事业。

    王颖冲：对，它不但具有民间性，也彰显了技术性。实际上，翻译历史的发展、文化的译介与科技密不可分。网络文学的传播是在数字化出版和移动互联网发展下自然的产物。比如说这种在线连载的作品，读者的参与和互动就很热烈。就像字幕组，我之前也关注过类似的翻译形式，它类似于产消者（prosumer），译者一方面是消费者（consumer）,一方面是生产者（producer），这样的形式特别有意思，值得研究。另外像“武侠世界”（WuxiaWorld）网站，它们传播的渠道、平台对于传播的主体、内容、受众和接受情况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果你去采集相关评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传播要素之间是如何互相联系并互相影响的，这对于未来“出海”的项目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另外，无论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它们都属于文化产品的外译，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多模态翻译的问题，包括图像、语音等，甚至图书的装帧等细节因素也值得关注。比如图书的封面，它对译本的接受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英语里有句谚语，“Don’tjudgeabookbyitscover.”但其实我们有时候还是会“以貌取书”。有的书你可能不知道它的具体内容，但书封足够吸引人，可能还是会有购买的欲望。这也是中国文学英译研究需要再探索的一方面。

    （采访者张雅雯为南开大学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