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慰与遗憾

    与子善老师最早谋面，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我俩正好都在北京。陈老师可能是去北京鲁迅博物馆办事，我则是出差，顺道去探访研究生时期的同窗好友，毕业分配到鲁博的黄乔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机缘，我结识了子善老师。我俩还在鲁博的四合院一间宿舍里同住了一两天，或许都是为了节省出差费用。后来见到陈老师，说起这事，他还记得。

    大概在1996年中，译林出版社领导班子调整，江苏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蔡玉洗接任译林社社长一职。老蔡任职江苏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期间，我就跟他熟识。他是有思想有胆识又实干的出版行家，把文艺社做得风生水起，出版品牌在那个年代独树一帜，影响力非同一般。我时常去他办公室向他讨教，学到了不少东西。老蔡到任译林社后，我们时常沟通交流，聊的最多的应该是选题策划。译林社现在的品牌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就是他当年跟刘东见面聊天后，说动刘东把这套策划中的书系移到了译林出版社。

    周作人是我钟爱的作家，翻译作品是他毕生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翻译家的周作人，与文学家周作人、思想家周作人一样，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用王友贵先生的话说，他的“翻译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介绍，或者输入，而且也是一种塑造，是一种希望对中国新文学发生作用的用心的输入，译家期盼他的译介对中国新文学主动地起到塑造的功用”。其翻译作品，量埒原创，选目体现了译者的慧眼和用心，译文精当，几近完美。尤其，周作人对古希腊和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的译介，不仅填补了翻译史上的诸多空白，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无人能企及，更不用说取而代之。尽管如此，那个时候，尚无人关注到周作人译文集的编辑出版。译林社主业是引进翻译出版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学作品，编辑出版周作人的翻译作品集，自是顺理成章。这是一点。另一点是，周作人的原创作品当时重印比较多，也受到很多关注，相对而言，他的翻译作品似乎颇受冷落，有的绝版良久，有的还没有出版，用止庵先生的话说，“弄不好就有失传的危险”。我将自己的想法汇报给老蔡，他当即首肯。

    那个时候，主持编辑周作人译文集，最合适的人选，我能想到的，当然是陈子善老师。陈老师在周作人作品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方面多有成就。老蔡跟他又是故交。我便受老蔡之托，给子善老师写了一封信，说明我们的意图，邀请他担纲周作人译文集的编辑工作。可惜当初写信不知留底，信的具体内容已无法记得。信发出没多久，子善老师就回复了。

    顾爱彬先生：

    大札奉悉。贵社打算出版周作人译文集，我很欣赏，这是总结本世纪翻译成果的一次重要工作，希望能克服困难，早日上马。

    周氏家属对译文集的要求（稿费标准）是这样表示的，每千字四十—五十元，他们认为翻译也是创作，像周作人这样的名家、大家，创作标准千字四十至五十元并不算太多。这番看法是去年三月我在北京时当面听到的。当然与他们“讨价还价”，也许会稍作降低，但最低恐不会低于千字三十元。这样的要求，再加上编选费，贵社能否承受呢？而且，这还要看贵社计划出多大规模的译文集（即几卷本）？篇幅大小，也决定了如何编法，这一点也应从长计议的。

    周氏家属地址如下，贵社如决定出版译文集，可先试探一下：

    ……

    如果稿费问题能谈妥，又需要我来编的话，请尽早示知，以便早作安排。

    代向蔡社长、章总编问好致意！

    匆匆，祝编安！

    陈子善

    1997年1月二十日长沙钟叔河先生编的《周作人散文分类全编》，家属要求稿费千字四十—五十元，但出版社认为全编中许多文章解放后已多次编选，稿费要求太高，双方意见分歧，因此拖至今日未能出书，特告。

    子善老师随信附上了周作人译作篇目，含《侠女奴》（阿拉伯民间故事，1905年）、《玉虫缘》（小说，爱伦坡，1905年）等单行本25种，《红星佚史》（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合著，长篇小说，1907年）等与他人合译的作品11种，并列出尚有散见于周作人杂文散文集的译文约二十余篇、散见于报刊杂志的译文约四十余篇（另加译诗二十余首）、现存手稿4篇。子善老师最后总结说：“估计全部字数460万字左右。可分为日本卷、古希腊卷、俄国卷、欧美卷等。”

    如果按陈老师拟定的这个篇目做，应该是编辑出版周作人译文全集了，分量十足。我自是窃喜。

    接子善老师的信后，我电话联系了周丰一先生，记得当时周老先生卧病在床，接电话的是张菼芳女士。估计子善老师先前跟他们沟通过，我通报相关情况后，张女士便说知道我们有出版周作人译文集的想法，他们很高兴。我们就稿费等相关细节进行了相当充分的沟通，基本达成共识。随后就要进入几方合约条款的讨论，以及合同的拟定和签署。子善老师掌握周作人译文的所有材料，编辑出版应该很便捷。

    然而，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有不少事情是要看缘份的。或许我们跟周作人就没有这样的缘份。1997年，大概也是中期，老蔡突然调离译林出版社。周作人译文集这样的项目遭遇困境，无法推进落实，只好搁置起来。子善老师那里不好交代，不过他肯定也明白做出版的无奈。没有天时地利人和，再好的选题也难实现。子善老师信里写道，“希望能克服困难，早日上马”，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尴尬结局，他似乎早有预料。

    但在我，心里总是觉得愧对子善老师，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向他说明情况。在随后的日子里，陈老师始终给予译林不断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曾花了十年左右时间找林文月译本《源氏物语》的版权归属，终无结果。最后，求助于子善老师，获得了授权，相继推出林译日本古典作品《源氏物语》《十三夜》《枕草子》《伊势物语》《和泉式部日记》，深受读者喜爱，长销不衰。对子善老师的感激之情，总在心里。

    无论什么时候，总是不乏慧眼识金的人。尤其是翻译家周作人这样一块金子。1999年起，在止庵先生的主持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陆续出版了“苦雨斋译丛”。在总序里，止庵讲述了策划出版这套译丛的意图：“一来都是世界名著，本身自有价值；二来如前所说，绝版已久，读者寻觅不易；三来从未汇总出版，凑齐也难；此外还有更具意义的一点：我们实际上是在现有版本之外，另外提供了一套最忠实于译者定稿的版本。”第一辑收录《希腊的神话》《全译伊索寓言集》《财神·希腊拟曲》。2001年，推出第二辑，《古事记》《枕草子》《平家物语》《狂言选》《浮世澡堂》《浮世理发师》。2003年，对第一辑进行了重新补充再版，增加了《欧里庇德斯悲剧集》《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将周氏的古希腊文译作统编在一起，与日本古典文学那一辑并行；2005年，出版第三辑，《现代日本小说集·两条血痕》《如梦记·石川啄木诗歌集》。按止庵先生的计划，译丛是要继续下去的，他在第二辑的总序末尾一段写道：“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苦雨斋译丛’还能出下去……以后若是还能有第四辑、第五辑的话，我们再来整理他的日本现代文学译著、英文文学译著和早期的文言译著。”但后来，却没再见译丛的第四辑、第五辑出版。

    直到201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旗下世纪文景出版了止庵编订的十一卷本《周作人译文全集》，汇编了目前所见周作人所有翻译作品，包括将外文译为中文和中文译为日文的作品。这套全集，无论编辑加工、装帧设计，还是印制等各个环节，都堪称精品之作。让我对出版者和止庵先生的景仰之情油然而生。之后，止庵先生继续查缺补漏，充实完善。2019年，世纪文景再现大手笔，出版十二卷本《周作人译文全集》。至此，止庵先生编辑出版周作人全部译文的宏大心愿终于得以实现。

    回顾这段往事，有多重的心情：一是对子善先生的抱歉，二是对止庵先生和世纪文景的敬意，三是对《周作人译文全集》以如今这样几近完美的面貌与广大读者见面感到欣慰，当然，还有一重心情是遗憾——为了译林社周作人译文集的出版计划半道中辍，为了这项工作未经我手完成——假如时光倒流回1996、1997年，如果译林和我自己多做一些努力，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