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致胡适两封谈红信写于1930年么？

    红学界有“吴晗致胡适两封谈红信”之说，指的是吴晗在1930年代写给胡适两封关于讨论《红楼梦》的信件：一封信落款为“二十九日”（以下简称“二十九日信”），另外一封信落款是“二十八日晚”（以下简称“二十八日晚信”）。

    最早披露这两封信的是《历史研究》1966年第3期文章《评注吴晗胡适通信》，将“二十九日信”系年定为“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把“二十八日晚信”系年定为“一九三〇年×月二十八日”，即将二信系年定为1930年。随后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刊载署名“史绍宾”文章《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收录此二信亦持此说。

    另外，比较权威的吴晗研究，如《吴晗自传书信文集》（苏双碧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吴晗全集（第10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吴晗年谱著述篇》（习之编，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均认为“吴晗致胡适两封谈红信”书于1930年。

    也有研究认为“两封谈红信”系年为1931年。《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将“二十八日晚信”系年标记为“1931年月28日”，脚注显示“此函未署年月，据内容考察，应是1931年上半年吴晗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工作时写”；“二十九日信”的系年标为“1931年6月29日”，脚注称，“此函无年份，据函后附言及有关材料判断，应为1931年写”。宋广波先生新编《胡适论红楼梦》（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选录“两封谈红信”，亦将系年标记为1931年。

    李彤写《吴晗致胡适两封谈红信写于何时？——宋广波新编〈胡适论红楼梦〉读前偶感》（《中华读书报》2021年3月17日5版）一文，申说两封谈红信“写于1930年，而不是宋先生所写的1931年”。

    一

    到底“两封谈红信”的系年是1930年，还是1931年呢？

    我们先考察1930年至1931年吴晗的行动轨迹。

    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笔名辰伯、语轩、酉生等，浙江义乌人，历史学家。吴晗在1950年1月25日撰有《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中国青年》1950年第32期），其中回忆这段时期：

    他（胡适）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不想已经过了考期，只好住公寓，成天上北海北平图书馆读书。

    呆了一个时期之后，由顾颉刚先生介绍到燕京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作馆员，读了半年线装书，省下一点钱，辞职自修准备考大学。

    1931年夏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

    1956年，吴晗“为了向组织上汇报个人历史的简况”，撰《吴晗自传》（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称：

    暑假到北京考大学，来晚了，北大已考过，只好住公寓，成天上北京图书馆读书。过了一个月，经顾颉刚介绍到燕大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做编目工作，读了很多书。工作半年积了一点钱。就辞去工作自修，插班进清华历史系二年级。

    又《顾颉刚日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载：

    （1930年）九月三十号星期二（八月初八）

    ……打电话给吴春晗，告以图书馆事已成。……

    另《私立燕京大学一览（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度）》（燕京大学1931年版）收《教职员姓名录》说：

    姓名：吴春晗，性别：男，职务：中日文编目部助理，籍贯：浙江义乌，履历：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到校年月：民国十九年九月。

    吴晗1931年5月5日致胡适信（习之，《吴晗年谱著述篇》，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

    现在我又想下半年到北京大学史学系插班，因为恐蹈去年的覆辙，就辞了燕大的职务，先时预备功课……

    吴晗1931年8月8日致梁志冰信（习之，《吴晗年谱著述篇》，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中提到：

    生本届报考北大清华二校一摈一取，系7月13日至15日北大考试，项目为党义、英、国、数、中外史、地、博物等门，余项均佳，唯数学已抛荒久，致考零分，以是遂致被摈。清华自16（日）考至22日，考生一千七百八十人,史学系二年仅取五人，考目为党、国、英、中史、西史、伦理六门，幸终场。于8日发榜录取，入学证亦已正式送来矣。

    综合以上史料可知：

    （一）1930年暑假（7、8月间），吴晗到北京投考北京大学错过了时间，只得到北京图书馆看书。

    （二）1930年9月（即“过了一个月”），经顾颉刚介绍，吴晗入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为该馆中日文编目部的一名助理。

    （三）1931年夏（5月左右），吴晗辞去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开始自修考学。

    （四）1931年8月8日，吴晗被清华大学历史系录取，插班二年级念书。

    二

    我们再看吴晗“二十九日信”：

    前几个月我做《西王母与昆仑山》的时候，翻了很多书，当中有一部清梁恭辰《北东园杂录》（道光癸卯1843A.D.），内中有一条提及此事，当时把他钞下来，预备你来中公的时候来问你，可是终于没有机会。今天翻读《胡适文存》的时候，又看见了这一条。

    此处“前几个月”“当时”“终于没有机会”，应该是指1930年5月15日，胡适为了回北京教书和著书而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5月28日胡适北上，赴北京演讲找房子；11月28日胡适搬到北平后门内米粮库4号，租定新宅，进北京大学任教。（耿云志，《胡适年谱》，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如果说此信的落款是“六，二九”，即6月29日，那么这封信的系年时间假设有二：

    1.1930年6月29日。若此信为1930年6月29日所写，即吴晗说的“翻读《胡适文存》”的“今天”，那么断不会将“一个月前的”——1930年5月中旬胡适辞职中公的时间说成“前几个月”。故此种假设是错误的。

    2.1931年6月29日。1931年5月5日吴晗致胡适函，谈《胡应麟年谱》并介绍自己履历。5月6日胡适“首次”回信“春晗同学”，邀其“星期有暇请来谈”，因吴晗的同学

    罗尔纲住在胡家，自此胡吴二人开始来往通信，而且此期通信重心话题乃胡应麟而非《红楼梦》。看“二十九日信”恳请之语气，似不为1931年5月6日后所为。故此种假设亦不正确。

    难道“二十九日信”落款时间另有日期？我们看此信原件（此件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册28，黄山书社1994年版），有如下发现：落款处的时间更像是“元，二九”，即1月29日。原因有二：其一，两封谈红信中的“元”字与此处之“元”笔法很是相似；其二，两封谈红信里的“六”字与这里的“元”字笔迹差别甚大。

    如果落款是“元，二九”，即1月29日，那么这封信的系年时间假设亦有二：

    1.1930年1月29日。此假设书信日期与信中“前几个月”（1930年5月）所述事实冲突，1930年初1月份的信怎能“预测”5月份胡适辞职中公，而致吴晗“终于没有机会”请教胡适呢？故此说错误。

    2.1931年1月29日。如果书信日期是1931年1月29日，那么此时吴晗已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阅读馆藏“线装书”，做大量古籍辑佚书跋工作，因为错过1930年的北京大学考学日期，吴晗对历史系仍然念念不忘，期待“转学到燕大历史系”。因顾颉刚、陈垣等人在燕大历史系，胡适与之熟稔，故吴晗信中请求胡适“写一介绍书”。

    因此，“二十九日信”的系年当为1931年1月29日。

    三

    据《私立燕京大学一览（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度）》（燕京大学1931年版）所收《教职员姓名录》统计：1930-1931年，燕京大学图书馆共有工作人员39人，图书馆代理主任是田洪都和钟慧英，房兆颖（房兆楹）为中文编目部主任，侯堮（侯云圻）是中日文编考部主任，亦即吴晗的领导。该馆从1931年起，定期出版馆刊——《燕京大学图书馆报》，为半月刊。该刊前期，主要刊发图书馆相关工作的公告，一直位于封面位置，部分布告对象还是图书馆职员。刊登文章篇幅较小，内容多为序跋、读书札记等，且文章多为图书馆职员所撰写或编辑。在中日文编考部主任侯堮的带领下，“助理”吴晗等人做了数量可观的书跋工作。《燕京大学图书馆报》将跋作为重要刊载对象，从第1期开始到第134期，共刊载了38篇跋，全部是学者为古籍出版作跋。前期主要是吴晗、侯堮、洪业、房兆颖和魏建猷五人的书跋作品。（见何婷婷，《〈燕京大学图书馆报〉（1931-1939）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吴晗在1931年写的跋有：

    1.《跋明嘉靖本甘泉先生文集》（《燕京大学图书馆报》1931年第1期，1931年1月15日出版），落款署“一九三一，一月八日读后记其原委如此。义乌吴春晗”。

    2.《明正德本李征伯存稿跋尾》（《燕京大学图书馆报》1931年第5期，1931年3月15日出版），署名“吴春晗”，文末标有“一九三一，一，三，

    十，读后跋于编考室”。

    3.《跋馆藏明弘治本经礼补逸》（《燕京大学图书馆报》1931年第11期，1931年6月30日出版）署名“辰伯”。

    侯堮在1931年撰写了两篇关于永忠的文章，都是跋类的，即《馆藏延芬室集稿本跋尾》（《燕京大学图书馆报》1931年第9期）与《熙朝雅颂集永忠诗跋》（《燕京大学图书馆报》1931年第10期）。

    侯氏在1931年5月26日的《馆藏延芬室集稿本跋尾》一文里提到：

    ……诗初名《志学草》……顷得延芬后嗣所藏《诗集初稿》二十余册……

    另侯堮撰《觉罗诗人永忠年谱》（《燕京学报》1932年第12期）称：

    辛未季春，余读燕京大学所藏清宗室诗人永忠之《志学编》手稿残卷，已异之；后校中又由永忠后人许，得《延芬室全集》残稿及《臞仙诗题及注》，《臞仙手选诗目》与《唱和集》，《瑶华手札》等数十册，遂得畅读；惜多残卒瓦螙蚀，不成整片。乃费月余之力，衲残辑佚，略复旧观；……

    对照吴晗“二十八日晚信”：

    永忠的《延芬室稿》的一部分——《志学编》（删定本），二月前我曾替他作了一篇跋，最近燕大图书馆又陆续购得永忠手写的《延芬室稿》全部，约二十七册，……

    据以上史料可知：

    （一）侯堮说的“辛未季春”，就是农历辛未年三月，即公历1931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侯氏在燕京大学图书馆读到永忠《志学编》手稿残卷，亦即“助理”吴晗所谓之“《志学编》（删定本）”；

    （二）侯堮在“辛未季春”后“顷得延芬后嗣所藏《诗集初稿》二十余册”（此处“顷得”有片刻得到之意），即1931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间“得《延芬室全集》残稿”，也就是吴晗所称“最近燕大图书馆又陆续购得永忠手写的《延芬室稿》全部，约二十七册，……”，而“最近”就是吴晗作书之时，时间范围应该就是1931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间。

    我们再看“二十八日晚信”的落款时间为28日晚，那么在“1931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间”这个时间段里，唯有1931年4月28日符合这个日子。学者习之将此信系年确定为“1930年12月28日”（习之，《吴晗年谱著述篇》，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其实不确，吴晗信中所谓“永忠手写的《延芬室稿》”直到1931年（辛丑季春）才现世，“二十八日晚信”怎么可能写于1930年呢？

    因此，“二十八日晚信”之系年当为1931年4月28日晚。且此信纸标识有“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 PEIPING WEST,CHINA”字样，当为吴晗在燕京大学所书。信中说的“二月前”做《志学编》跋，可推测吴晗做跋时间当为1931年2、3月间，不过，《志学编》跋

    似已散佚，待考。

    综上，吴晗致胡适两封谈红信均应写于1931年，分别为：“二十九日信”系年为1931年1月29日，“二十八日晚信”系年为1931年4月28日。（本文撰写过程，得宋广波，@Anabasis，@YuYihong，@心溷溷面团团诸师友解惑，谨致谢意。）

    附一：

    在查找吴晗的资料过程中，又找到吴晗研红的一个史料。即吴晗在1931年6月25日《华北日报》之《圕学周刊》发表的文章《跋广韵校勘记》文末写的一段话：

    辛未夏，在燕大图书馆中得读《楝亭五种》，偶观此校文，深恐其一时流出国外，使国人无研读之机缘也，因穷二夜之力，为之迻录一过；留置箧底，校录既完，并志其所得如此。稠州吴春晗识于海甸吉祥胡同五号。

    文中有两个信息值得注意：

    其一，吴晗在1931年夏天（辛未夏），在燕京大学读《楝亭五种》，或为研究《红楼梦》做资料查阅。

    其二，《顾颉刚日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记载：1930年10月2日（八月十一）……与春晗同到前吉祥胡同。……与春晗到前吉祥胡同定屋。即顾颉刚和吴晗到前吉祥胡同租屋子，用以吴晗居住。故吴晗“识于海甸吉祥胡同五号”，表示1931年6月左右，依然住在吉祥胡同。

    附二：

    目前有关“吴晗致胡适两封论红信”的研究著作录入原文时均有舛误，为存真计，兹据原件整理如下：

    1.吳晗致胡適（1931年1月29日）適之先生：

    《胡適文存》二集卷四P.174《跋〈紅樓夢考證〉》有這麼一条：

    （3）曹雪芹的兒子先死了，雪芹感傷成病，不久也死了。據此，雪芹死後，似乎沒有後人。

    前幾個月我做《西王母與崑崙山》的時候，翻了很多書，当中有一部清梁恭辰《北東園雜錄》（道光癸卯1843A.D.）,內中有一条提及此事，當時把他鈔下來，預備你來中公的時候來問你，可是終於沒有機會。今天翻讀《胡適文存》的時候，又看見了這一条。連忙去找從前鈔的來對照，又忘記夾在什麼地方去了。現在把梁書提及的大意述之如下：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實有其人，曹為一老貢生，徒抱伯道之嗟!身後蕭條零落，無人過問……

    上文是說一位滿洲朋友告訴他，《紅樓夢》這部書誨淫的壞處，下文這麼說似乎含有“報應”的意思。從這一條上看出來的是：

    a紀元一八四三前後智識階級對於《紅樓夢》的態度。

    b那時候人已經知道《紅樓夢》是曹雪芹做的。

    c曹雪芹是一個老貢生。d無子。

    e身後蕭條，無人過問。

    按曹死於一七六四，距《北東園雜錄》之成書不過七八十年，且此條所記滿人談話亦不必即為成書之年，當較成書為早。所以我想梁氏所說比較可信，且可證明先生所攷之正確。惟c、d兩項似有問題，先生以為何如？

    學生吳春晗元，二九。

    又，我下半年要轉學到北平燕大去讀歷史系去，想請先生寫一封介紹書，不知道可以嗎？

    2.吳晗致胡適（1931年4月28日）適之先生：

    先生的《紅樓夢考證》頁三十七，以敦誠兄弟的詩斷定曹雪芹的生卒時代，——生約1715-1720,死乾隆三十年左右，約1765——這是一個極精確的論斷，但是先生的話只是假設，並沒有什麼強硬的同時代的證據。

    近幾天在《延芬室稿》找到一些可以證實此問題的材料，特地鈔了獻給先生。

    永忠的《延芬室稿》的一部分——《志學編》（刪定本），二月前我曾替他作了一篇跋，最近燕大圖書館又陸續購得永忠手寫的《延芬室稿》全部，約二十七冊，這手稿是編年的，極有歷史價值，在冊十五有這麼一條：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永忠）年三十四歲

    ……

    “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弔雪芹三絕句（姓曹）：

    “傳神文筆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淚流。可恨同時不相識，幾回掩卷哭曹侯。

    “顰顰寶玉兩情痴，兒女閨房笑語私。三寸柔毫能寫盡，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來眼底復心頭，辛苦才人用意搜。混沌一時七竅鑿，爭教天不賦窮愁！

    書楣有批語：墨香曰：“此三章詩極妙，第《紅樓夢》非傳世小說，余聞之久矣。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

    這一小冊子的封面上寫著：“丙申（1776）六月七日錄。”（其他各冊亦均有時日）這詩是永忠三十四歲那年做的，做詩的時候，雪芹已死。詩題云弔，或雪芹即死在是年（1768）或更前？這和先生所假定只差三年。總之雪芹之死在一七六八以前，由此可以斷定。由這三首詩和評語，至少可以推出下列事實：

    （1）永忠由墨香處得讀《紅樓夢》，永忠和雪芹同時而不相識，因讀《紅樓夢》，適聞噩耗（？）為詩弔之。

    （2）墨香和雪芹或有關係，在墨香的著作中，或可尋出關於雪芹的史料。（墨香待考，數日內或可報命）

    （3）《紅樓夢》中有礙語（？）——故墨香雖“聞之久矣，終不欲一見。”——非傳世小說，所謂礙語是當時舊禮教下的假道學者所加於男女事件的代名詞，因其有這些事，所以不能為傳世小說，這可以代表一七六八前的士大夫階級對於《紅樓夢》的意見，反之，一七六八後的流行，也足以窺見世風的變易，這原因多半可以歸到宮廷和社會生活的變革，士大夫階級的提倡上去。

    （4）詩二以寶玉顰顰並舉，自然是指前八十回。先生所說“書未完而曹雪芹死”的一假設，（《紅樓夢序》頁五三）似有商榷處。因在一七六八年或稍前，永忠已能讀《紅樓夢》，其非未完可知。在一七六八時墨香已“聞之久矣”，其非成於一七六八左右可知。據此則書成當在一七六八前五年至十年，我以為這可以有兩種說法：（一）《紅樓夢》在一七六○前後，曹雪芹已把它寫成完書，下場是悲劇的，黛玉、湘雲、鳳姐、香菱等都有結束，永忠所讀的就是這本子，故有“不是情人不淚流”之句。（二）高氏所續的或拋了八十回後的一部分，加上自己的，成百二十回本。退一步講，即使未完，全書也已預定下悲劇的下場，但不是書未完而雪芹死，是未完的書成於雪芹死前七八年，當時或已有刻本（？）否則，雪芹之死，便當移前七八年，約在一七六○左右了。

    （5）雪芹晚年的生活是窮愁潦倒的。

    據《延芬室稿·耆獻類征》文藝九《宗室文昭附傳·宗室王公世職章京爵秩襲次全表》聖祖皇帝位下：永忠字良甫，號臞仙，一字渠仙，自號延芬室主人，又號如幻居士，九華道人，敬軒主人。多羅恂勤郡王孫，多羅恭勤貝勒弘明次子，乾隆丙子（1756）考封三等輔國將軍。生雍正十三年乙卯，卒乾隆五十八年五月（1735—1793），年五十九。他和敦誠、敦敏、敦諴……都有交情，《延芬室稿》約有詩七八百首，文若干首，裏面很有一些和他們投贈的詩。

    以上這些是因為我先做了《延芬室稿》中的《志學編》的跋，近幾天重讀先生的《考證》，見有引永忠的去處，便開始注意這部破稿本，果然找出這麼一些來，高興極了，立刻寫信告訴先生。

    據這書的內含而論，內中一定還有關於曹雪芹的詩，我明天還要細細的找去。（因為紙已陳舊，只能慢慢地翻）或者再有發現，亦未可知。

    敦誠一輩人的生卒事蹟，有否再考查的必要？假使先生要，我可以把一切永忠和他們投贈的詩鈔奉。生卒也有查出的可能。

    明陳文燭的《二酉園文集》有沔陽盧氏《湖北先正遺書》本，已請圖書館購得。附聞，耑此謹頌

    康健

    學生吳春晗上二十八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