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滴滴忆故人

    老伍走了。望着微信上传来的消息，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一位浑身上下弥漫着弥勒佛喜感的魁梧大叔的身影。

    老伍，名叫伍永光，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图书编辑部的资深编辑，2020年9月刚过85岁，因病于24日去世。

    老伍早在1995年就退休了，那时的世知社还在外交部街甲31号办公，现在的许多年轻世知人对他一无所知，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世知社这棵88年的大树至今依然郁郁苍苍，正是得益于一位位像伍永光这样的老编辑付出的心血、流下的汗水。

    我是1988年夏天大学毕业后来到世知社工作的。当时的图书编辑部按照图书内容分为三个组：东方组、西方组和综合组。老伍是在东方组，因为他是50年代北京外国语学院俄文系的高材生，“文革”中又自学了英文，熟悉两门外语的能力在当年还是不多见的。我则分在了主要负责市场图书的综合组（那时还不好意思直接说挣钱）。

    图书编辑部的办公区域在世知社南北向三层工字型建筑第三层的第一横上，西方组在那一横的靠末尾处，东方组和综合组在那一横的起始处，一个位南，一个位北。

    按理说，我和老伍的交往并不应该很多，我在工作上的师父是王江和张光勤（这些都是世知社改革开放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他们对我可以说是耳提面命，再加上他们自身都是出类拔萃之辈，在这种环境的浸润下，我也就慢慢上了道。

    我和老伍之所以有了交往，还是在于前文所说的，他在南房，我在北房。那年头，办公室的暖气烧得不是很给力，过道门缝里寒风嗖嗖的声音，让我还没走到自己的办公室，脚丫子就拐到了阳光充足的南房，而老伍的办公工位是离门口最近的。

    伍永光，籍贯广东，小时候因日军侵华随全家颠沛流离，桂林、重庆、上海，都曾留下他的足迹。新中国成立后，一家人方在北京定居下来。1959年大学毕业后，伍永光进入外交部第二亚洲司，从事中蒙关系工作。1963年调入世知社，业务刚刚熟悉，就开始了“四清”运动，接着就是“文革”。世知社停办，伍永光也和其他人一样，下放到地方“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文革”后期，伍永光调回北京，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英语。1979年，世知社复社经营，伍永光也回归老本行，先干杂志，再做图书。到我入社时，老伍已经是东方组的资深大腕级人物了。

    老伍的办公室，除了阳光，最吸引我的是他与米小平的象棋大战了。米小平（大家都管他叫“小米”），也是那年月世知社响当当的人物，后来当过西方组的组长。小米为人谦虚，气功功底深厚，说话从来慢声细语，但下起象棋来，棋风凶悍，拿过外交部比赛的前三名。我这样的初级水平，跟他过招的机会都很少。我现在拼命回想也不敢确定，总共是一盘还是两盘呢？

    老伍则属于主动求战者。实事求是地说，他的棋力比小米略低一点，只下一盘不敢说能赢，连下若干盘还是有赢的机会的。

    我到世知社时，老伍已年过半百，家庭生活的幸福让这个南方小伙子已经变成身材魁梧的壮汉，男中音嗓音也特别洪亮，唱歌应该是格外好听。不过，老伍做事认真细致的南方人本质并未改变，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外表日益慈眉善目起来。

    向小米讨教不成，我转而向老伍拜师。老伍像大肚弥勒佛一般普渡众生，收下了我这个徒弟。这就是我管老伍叫师父的缘由。在以后的棋盘大战中，我当然是输的次数已经超出我的记忆能力了，但是师父一边微笑着一边毫不留情地把我的车马炮扫落盘外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师父的另一大爱好，是打克朗棋。在西方组的隔壁，有一公共水房，里面支着一台克朗棋。克朗棋是一种上不了档次的台球，当年时兴于各个单位机关。我社有一群克朗棋狂热爱好者，一到工间操时间和午休时间，他们蜂拥而至水房战场，两两一组，捉对厮杀，输家下台，换一组挑战赢家。即使下班后，他们还经常加赛若干场。

    师父就是这些狂热爱好者中的一位，而且永远是对输赢极为看重，越挫越战，越战越勇，战到高潮时，只穿一件小背心，浑身大汗淋漓，依然不下战场。

    在这群人中，最积极的是当时的图书编辑部主任陈赞威、我师父、蔡明忠、米小平、工具书编辑部的王文成、田非、陈平……

    克朗棋台一开战，欢声笑语响彻工字型走廊，人人都现了真性格，个个奋勇争先。赢者环视四方，一副“天下英雄谁敌手”的架势，输者下台后只盼着下一场尽快结束，一副“卷土重来未可知”的神情。像我这种在旁边观战的，一心想的是最好有哪位尿急上厕所，我好乘便代打几杆。

    这热闹的克朗棋比赛，分明就是当年世知社的世界杯啊！

    我师父人好，从不得罪人，看人待事，积极乐观，和蔡明忠一样，是图书编辑部的“开心果”。

    蔡明忠，湖北人，头脑灵，主意多，模仿某人物颤颤巍巍拉长音的讲话堪称一绝。他特别爱和我师父开玩笑，常用师母的名字逗他，说他有福气，说他占了大便宜了。我师父这时候总是厉声喝道：“蔡、明、忠，你又胡说八道了。”但从我师父嘴角漾起的笑意，明眼人都能感觉得到他心里对爱妻的满意和深情。

    我最初是没见过师母的，但从我对蔡明忠的眼光之高、之准的了解看，我是信服他的评价的。老蔡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长年压放着一张美丽女子的黑白艺术照，眉眼极像日本著名演员山口百惠。我初见这张照片时，老蔡就得意洋洋地问我：“你看这是谁？”我说是山口百惠。老蔡哈哈大笑，说是他的夫人。

    有此前例，老蔡说老伍的夫人多么多么好，我能不相信吗？后来，社里组织春游，大家都带上了家属，师父的夫人也来了。虽然已是人到中年，但人民教师的风彩依旧，待人亲切有礼，讲话温婉动听。在克朗棋台上粗声大气的师父此时低眉顺目，说话悄声细语，很少示人的柔情一面展示无余。

    我和老伍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我1988年入社，他1991—1994年在外交部驻香港公署当领事。1995年即办理了退休手续。可是，在我脑海里，有老伍在的日子，怎么就那么印象深刻呢？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图书编辑部十几个编辑集体去山东旅游。不知是在威海还是烟台，我们吃完晚饭在街上闲逛。当走到一条不宽的小街时，路面中央停放着一辆摩托车。我们都是侧身而过，老伍却因为心宽体胖，碰倒了摩托车。

    一瞬间，街上就多了几条身影，号称老伍把摩托车的把手摔断了，硬是要他赔偿。要价也越来越高，竟达千元之多。这明显是讹诈嘛！就在双方争持不下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编辑发现把手的茬口是旧的，据理力争，对方的嚣张气焰明显下降了。当时，图书编辑部里的男同事至少还有七八个大个子，一起围上去，对方心理上也是发憷。最后，我们用十块钱，了结了这件事。我猜想，师父以后再也不想来这个地方了。

    老伍退休后，偶尔来社里办事，我们还见过一两面，但都没有展开深谈。两年前，世知社开展“党员给老同志送温暖”活动，一开始给我安排的恰好是老伍。我就和吴志军一起去了大瓦窑的老伍家。

    师父老两口是住在独生女儿的一套房子里，屋子收拾得窗明几亮，足见女主人的勤劳和细心。身患慢性病的老伍虽然要借助扶椅行走，但仍然热情地迎接我们，并感谢社党委的关心，对不能亲自出席社党委改选大会表示深深的遗憾。

    得知我也患有慢性病后，师父主动将他使用过的偏方提供给我，千叮万嘱让我照方拿药，说是功效明显。望着师父已经不再魁梧的身躯，我真是感动不已。

    我一共去过两次师父的家，但都没有想到他会走得这么快。记得第二次去的时候，他还指着楼下的小公园说，天气好的时候，他还会一个人去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老伍走了，我所认识的世知社的老人们这些年也如秋天的落叶般渐渐凋零了。有形的追悼会是不再举行了，但无形的心中追思却不应该缺席。

    包括老伍在内的老一辈世知人，都曾用他们火热的心温暖着如我一样的晚辈们，原谅了我职业起步阶段的稚嫩，包容了我青春逆反时期的毛躁。

    几年前看电影《寻梦环游记》，说是墨西哥流行着一种传说：家中亲人离世后，他们的魂灵会暂时滞留在附近，看看是否有亲朋好友在想念他们。只有那些被亲人们惦记着的魂灵，才能最终顺利抵达永生的彼岸，而不至于彻底湮没在暗黑的孤寂中。

    我这小小一篇短文，就算是世知社的一个晚辈，对师父的追思和顶礼膜拜吧。

    愿老伍魂灵永在，保佑他深爱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