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踪迹 时代的镜鉴

    《王先霈文集》出版了，八卷文集荟萃了作者近五十年来的学术成果，凝聚了作者的心血；既是王先霈先生一直以来对于文学批评、文艺学、文学文化的孜孜矻矻的思考，以自身的探索轨迹勾勒了当代文艺学的学科地图；也为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艺学留下了理论建设和丰富的文学批评实践的档案。

    概括地说来，文艺学一枝而三叶：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而文学批评也具有具体而微的批评理论、批评史和具体的批评实践。王先霈先生《文集》既体现了学科的整体脉络的把握；从历时性来说，也体现了个人思考的阶段性的特点：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集中观照小说体裁，并以当代批评学建立为起点，初步探讨了“批评学”的学科建构，同时初涉“文艺心理学”的领域。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批评的对象与研究思想和方法的抵牾，辨析中国古典批评独特的体味方式，试图建立圆融周纳的“圆形”的文学批评形态；进入新世纪以来，则从专而博，从文学而国学，从文艺而文化，探讨国学中的文学思想和文化中的艺术心理；并进而完善文艺学研究体系，勾勒“文学理论学科地图”。

    《文集》第一卷收录的《文学评论教程》《小说技巧探赏》《徘徊在诗与历史之间》《佛语哲思》，第二卷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以及第三卷的《古代小说序跋漫话》体现了第一个阶段的思考：以《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为中心，以《小说技巧探赏》探讨小说理论和欣赏方法，《徘徊在诗与历史之间》则探讨小说的文体特征，《古代小说序跋漫话》以及编订的《小说大辞典》，较为全面地清理了小说理论批评的各种延伸研究。与此同时，《文学批评教程》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学；一史一论，一古一今，两相映衬，《文艺心理学概论》则试图从角度和方法上进行初步尝试，一纵一横一角度，见出学术气象，学术视野涵盖了史论评三个方面。

    《文集》第六卷中收集的一些重要论文：《中国文学批评中的解码方式》（1993），《兴论新释》（1998），《创造性思维中“有意义的空白”》（1996）以及《孔子艺术心理学思想新释》（1998），集中体现了王先霈先生此时的整体思考。上世纪90年代，“新方法”逐步被介绍进来，形成众语喧哗的“二度西潮”，但是域外方法运用于本土则圆凿方枘；因此从小说转入诗歌，寻找中国古典批评（诗学）的独特的批评和体味方式，从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梳理材料，结合现代的角度和方法，给予新的解释。一个新的“圆形”批评形态则呼之欲出，《建设“圆形”的文学批评》近似刘勰采用的“圆照”观，不仅是对立两端的无差别；也意味着不同感知觉的艺术可以互通；更是主体的各种感觉与悟性相融通，六根互用而得圆通，达到妙智；试图融合古典的综合和整体把握以及现代的重视局部的剖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王先霈先生更加关注古典文学以及批评和理论的深化，并试图整理国故，找寻灵感，阐发新见。《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创新和继承》（2000）以及《三十年来文艺学家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2007），两篇文章回到中国文学批评作为整体的学科建设之初前贤以及近年来学者们的思考和努力。《文学理论基础的广泛性和本土性问题》（2002）和《中西文学理论对话中概念的可对应性问题》（2007）则是对文艺学的体系思考。体系尚未形成，因而内不足与古代，外不足与西方抗衡；其次理论批评的“非美学化”和“超文本化”以及方法的技术化，难以形成自足的体系；更因为文艺学的框架和通则，实在欧洲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思维习性和学术规范影响下形成，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与之对话，必然遭遇两套话语系统的隔膜。在古代经典与现代实践之间，就出现了断裂。这种扞格和抵触，更促使学者有意识地将文艺学从“‘在’中国”变为“‘是’中国”的。既是现代的，也是本土的，既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和审美，也能广泛吸收，探讨理论创新的切实途径和方式。如何既承续传统，又感受世界文化学术潮流，吸收观念方法而不是词语的移植和模式的套用又返归传统，同时发现和拓展“文学自性”，切近地关注和影响同时代的审美和文艺生活。

    在此基础上，王先霈先生的思考更为深入和博纳。《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第四卷）和《国学举要·文卷》（第四卷）以及《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第三卷），分别从古典诗学、国学和文艺文化的角度进行整理，从诗学的体味，中国文化精神，文学文化分路合进，拓展了文学研究的“心理化”和“文化化”的思路。中华审美的直感思维可以纠正思辨和实证，人性的完善再有艺术心理的完善，对于“数字化”时代有着返本归元的意义。并进而描绘《文学理论学科地图》。以术语、概念和人物为点，以时代和思想的范畴为面，标示了文学理论的疆界，简约而全面地勾勒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并显示了演变的轨迹。

    学术研究需要作者对于学科对象的热爱，感同身受的体验，含蕴沉潜的了解；理论批评的阐发是建立在大量的批评实践的基础上的。《文集》第三卷“文学美”部分，第五卷“文本细读讲演录”，第六卷中关于“左传”的大量论文，第七卷的“文学评论文集”和“序跋”和第八卷的“散文随笔”“访谈录”；既有“文学美”的发现，文史的同异，阅读的随感，也有对前贤的体味，奖掖后学的勉语；既有对华师桂子山的感情，也有对湖北地区文学的关切；是在理论建设的“稻梁”和史料研究的“肴馔”之外的“醯醢”，咂摸起来十分有味道。

    《文集》所涉涵盖面极广，体现了王先霈先生作为教师、出版社总编和湖北作协主席几种身份的转变触发视野的迁延。不仅主编了《文学批评术语辞典》、“文艺学系列教材”，还旁涉“八十年代通俗文学”和“湖北文学六十年”以及“桂岳书系”等；虽然身份的变化却又不离文学，广博却又回归文学和批评以及文艺学的整体构建。举凡文学体裁的相互影响，艺术门类的融会贯通，文学与史学的同源分化，雅化与俗化的此消彼长，叙事技巧的迁延，语言的衍化，与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关系，文人心理的研究并结合社会时代的变革相互参证等等都有涉及，杂学旁收，但是不离批评，文学的谱系、功能和方法。王先霈先生以专业的眼光旁涉业余的材料，以业余的材料佐证专业的论断；从研究中找到意想不到的点，在习常的材料中发现不一般的东西。关注考据，义理并行，但是辞章却极为平实，总是学术式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学术当随时代，王先霈先生曾引用陈寅恪先生1930年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无论是观念、方法还是材料，需要仰承学术的主脉，参与重大的问题，开拓新领域和新境界。“问题意识”体现了学者的眼光，归结起来：一是如何在西方文论的影响下重新审视古代文论，在深厚的民族性的基础上实现现代转换，既避免民族本位主义也避免西方致命的问题；二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学术，这个时代的时代性是什么；三是批评如何具有生命力，避免时代的局限性，也避免不同民族方法的我执取向。古典文学与批评是极为丰厚的土壤，包蕴了古人的审美和运思方式；对于古典文学思维方式的感同身受，确是一个学者的独特选择。思索愈深，含蕴愈丰；知觉、情感、意义；文学、艺术、文化，反复沉潜。现代欧美的批评，除了“人文”（意识、意志等）方向摆脱了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之外，从“科学”的方向上更加着力于模式与方法的探讨，也就具有一些工具化的操作，策略化的倾向，逼迫作品就范，有些牵强。这也许是现代理论批评所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纠偏的方法也许正在于东方感悟直寻的批评趣味。王先霈先生这一代学人就这样在中西、古今之间走出了独特的道路。

    当然，人文学科寻找自洽的体系，并不提供定论，但是这些思考成为后来者无法绕开的“问题”，就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可贵的踪迹，成为时代的镜鉴；对于学者来说，十分难能，是足以欣慰的事情，这也是《王先霈文集》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