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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3月24日 星期三

    一个作家若能深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真挚表达所记之人,所写之事,作品才能由真向美,生出“诗意”。

    《逐光的孩子》:真挚的“诗意”

    崔昕平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3月24日   16 版)

        《逐光的孩子》,舒辉波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0年9月第一版,28.00元

        舒辉波

        在当代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群体中,舒辉波的创作数量不多,也与各种写作潮流保持着警惕的距离,坚持着自己对写作的理解,作品呈现出属于他的感伤、动人的个性气质。舒辉波的作品如他的名字,是有光的,包括这部新作《逐光的孩子》。这一束束“光”的表达与追寻,构成舒辉波作品独特的精神气质。这束光的质地,是诗意。

        一部作品有诗意,而且这种诗意不是“佐料”般的点缀,而是从骨子里渗透出来,浸润到文字里,从某个场景、某个细节,或从某句对白中自然涌出时,这部作品势必会驱动读者内心真挚而美妙的诗意体验。《逐光的孩子》是一部大学生(小苏)赴神农架蓝溪小学支教的故事,是2019年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作品中,穆丽尔·斯图亚特的诗作《种子商店》成为全篇“诗眼”。林区小火车穿云雾奔去,齐老师与“我”静静聆听月光等场景,都写得诗意而美好。作品中最富诗意也最具幸福感的段落是劝学家访的山中行程,是齐老师富有诗意的倡议,“趁我还能走,咱们把班上每个孩子家里都走一趟怎么样?”为此,两个人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几乎走遍了场部和蓝溪地界的所有山林。翻山越岭的艰辛,常常让人忘记齐老师装着义肢的腿。那是一只越走越壮大的师生队伍,“散落在森林各处的孩子们像是被雷声召唤的小蘑菇,在一场春雨过后一起钻出草地”。看蓬勃的小兽们茁壮成长,师生们在崎岖的山路上相扶相携,彼此照亮,是多么动人的画面。

        如前所述,舒辉波对这一题材的书写,始终是被“光”牵引的。扎根蓝溪小学的齐老师期盼“我”的到来,“把眼睛放在路的尽头”;学生郑天齐努力把眼睛睁得很大,“那眼睛里的光都快冲破相片,落在我的身上了”。这一束束“光”照亮了一句话,“人的价值在于是不是有人需要你”。这一束束光也连续两次将“我”从失去女友、失去亲人的悲观自闭中拯救出来。在这个故事中,身为老师的“我”屡屡得到孩子们的鼓励。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跌倒时,瘦小的男孩郑天齐安慰我,“老师……不要哭!”当吊桥被汹涌的洪峰打得摇摇欲坠时,单薄的女孩子戚海燕安慰我,“苏老师,不要怕!”在这个偏僻、艰苦的山村小学,丧失“笑”功能、失去幸福感的我,心弦一次次被触动,灵魂一次次被激励。老师凑齐,开学典礼如期举行,国旗升起时,我感到了“一种云雾一样朦胧的幸福,只是这幸福里带着一点点悲壮”。当我和学生们打球分出胜负郑重握手时,孩子们惊叹“跟奥运会一样……”时,我的心被触动,“我的小伙伴们,远在深山,又和全世界在一起”。这份责任感,让作品中已经考上研究生的大学生选择了扎根山乡支教,直至三年后学校并入上一级学校,让作品外这位叫舒辉波的作家拿起笔,去书写这群被深山阻隔却应该与时代文明相通的孩子。

        舒辉波对小说文字有写诗般的“洁癖”,字字斟酌,罕有累赘措辞,累赘叙述,也力避陈言,努力跳出惯性表达,连篇章标题也罕见的整齐。作品的诗意,更离不开敏锐的观察,细腻的感知,尤其是真挚而深切的、对写作对象的体察。一个作家若能深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与他们紧紧捆绑在一起,真挚表达所记之人,所写之事,作品才能由真向美,生出“诗意”。从舒辉波大量作品的选材看,他屡屡朝向现实取材。他的创作动因,常常源自亲身经历或是接触到的社会事件。《逐光的孩子》中,没有空洞的渲染,没有夸饰的抒情,而是真挚、真实。阅读作品,常常像读他的纪实文学《梦想是生命里的光》一样,将他认作是作品中那个讲述者,那个见证者,或那个亲历者。

        作品由“引子”起,即为讲述者“我”罩上了真实的光晕。这是一个源自十五年前曾经在神农架蓝溪小学支教三年的“我”的回忆,是一个中年人对青年时代刻骨铭心的经历的回忆。这个“我”与作者之间,显然有着紧密的关联,甚至很多时候,这个“我”俨然就是作者,因为这个故事的源头,是大量真实的素材、经历与感受。作品呈现了多处有温度的细节。如师生之间爱的表达方式,“齐老师摸了一下郑天齐的后脑勺,又摸了一下,然后用胳膊揽着他的后颈往教室走去。郑天齐像一只乖顺的小猫,享受极了”。这些细节,让作品产生了极为真实的故事触感。

        建立在真实素材基础的构思也显出新意。作家并不是主观地处理题材,描写支教老师为山村孩子点亮心灯,而是体会到了那种双向的心灵奔赴与启迪。《逐光的孩子》支教、奉献的故事起点规避了高大上的动因,并非一次“我”的主动选择,而是由一种对因支教而丧生的挚爱女友的缅怀、对陷入伤心绝望的自我的放逐与救赎。这样一种完全由外因驱动的支教行动,让这个丧失欢笑能力,丧失目标、意义的青年人呈现为一个个性化的生命体。师生间的互动描写也规避了程式化,有着浓郁的真实感。作品还准确把握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穿行。在诗歌点亮生命的诗意课堂后,作品不是最终唱响一曲颂歌作结,而是再次面对现实的困境:进入雨季的蓝溪,溪水上涨,山洪暴发,危机四伏的老鸹崖,危险的吊桥,返校的孩子们冒着危险踏上吊桥。山村教育的诸多问题也没有急于在一部作品中都得到大团圆的解决,而是延伸到十余年后,以回溯的形式,一点点让山乡变迁清晰化。

        舒辉波是从事过影视编导工作的写作者,他的叙事会有意识地设置“扣子”,或者说,“埋梗”。预先铺好的梗,一定会在后面发挥重要作用,仿佛一双靴子的另一只终于落地,一杆悬挂的猎枪终会叩响。

        《逐光的孩子》选择了一种自然进入生活的视角,陌生的人、陌生的事,陌生的环境在“我”眼中一点点展开,读者跟随这个“我”去一点点触摸,感受,了解。开篇部分,每个提及的人物,包括“我”自己都满是悬念,一身故事。初去报到时的“我”需要努力才能做出笑的动作;失去一条腿已经返城的齐老师却又选择了回到艰苦的蓝溪;“我”追随“严玲”开启支教生涯,严玲是谁,与我是怎样的关系,为什么如此巨大地影响着我,都是悬念。孩子们的出场,也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舒辉波的叙述中密织着多个故事头绪。那个伏笔书写的人物会选择一个时机,出其不意进入故事主干。他们所携带的插叙故事、那些饱含情感记忆的瞬间,往往升华出有力的情感冲击。这个过程,作家显得极有耐心,也极为巧妙,包括作品的尾声也很有设计。作家将一个大秘密的谜底放在了这里:一个看似配角的人物与“我”之间的亲密而纯粹的情感互动,直到尾声处才由“我”的回忆点亮。显然,尾声部分不仅承担了故事的收束交代,还再次复唱升华着故事中动人的情感付出。

        作家笔下由“我”讲述的故事,始于回忆,终于生活,没有刻意的拔高,而是诚挚的交流。这种交流,是作家与写作素材的交流,是作家与读者的交流,是读者与素材的交流。这一切,都在故事之中,又都并未随着故事而终止,而是随着《尾声》延续到生活中,延续到读者的思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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