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人才问题

    上世纪30年代初，面对乡村破败的危机，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走进乡间，试图通过乡村建设运动来救济乡村，以“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于农村”（梁漱溟语）或实现“民族再造”（晏阳初语）。其中，乡村人才短缺是制约乡村建设运动能否顺利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被视为实验能否成功的第一个问题，因为“改造全生活的实验，关系的方面太多，无处供给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报告》，载章元善、许仕廉编《乡村建设》第二集，中华书局1935年版）。

    为解决人才短缺这一关键问题，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领袖在舆论上呼吁知识分子下乡、到民间去。面对这一热情呼吁，吴景超泼了一盆冷水。1933年8月，吴景超在《独立评论》先后发表《智识份子下乡难》和《农政局——一条智识份子下乡之路》两篇文章表达异议，他一方面指出知识分子下乡难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他对都市知识分子如何为乡村服务给出了富有建设性的看法。尽管过去八十多年，但吴景超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思考当下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人才问题仍不乏有益的启迪。

    乡村建设运动倡导者虽然在理论、目标和具体的实践内容上存有差异，但基本的立足点是一致的，即认同中国的新生命在乡村而不在都市，呼吁知识分子必须以牺牲的精神克服物质层面的困难，到乡村才能担负起为乡村人民服务的责任。梁漱溟就曾指出，知识分子待在城市还是趋往乡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他认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农民养活的，都欠农民的债，因而应该到乡村成为“众人之师”，为乡下人工作，尽其天职，负起领导教化乡下人之职，进而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晏阳初认为，中国的乡村人口占80%，同时中国的缺点和弱点都在“都市人”，因此他同样把“民族再造”的使命寄托于乡村运动。基于“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原则，他认为知识分子必须通过下乡，深入民间，躬亲田舍，以他在实际工作中一点一滴的经验、知识技能作为材料才可去训练乡村人才。

    但在吴景超看来，呼吁知识分子回乡村去的主张是行不通的，受过大学教育或专门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事实上是不愿回乡而且愿意集中于都市。吴景超分析造成这一现象主要有四个原因：知识分子在都市的出路多，乡村缺乏容纳知识分子谋生活的职业；乡村缺乏实验室、图书馆等研究学问的设备；乡村中的物质文化较都市低，难以满足知识分子生活程度的需要；家庭宗族、亲戚朋友不愿接受知识分子回乡工作。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乡村无法提供知识分子得以谋生的职业和满足相应生活程度的需求。没有谋生的职业，少数知识分子可以受一种主义或宗教的影响而牺牲他的生活程度，但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做不到的。1940年代后期，费孝通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认为知识分子下乡的困难在于乡村里缺少可以应用现代知识的事业，如想留住人则需要造就能够应用现代知识的生产事业。（详见《乡土重建》一书的“后记”）可以说，吴景超提及的上述四个主客观因素在当前乡村中仍然存在。

    吴景超又对都市知识分子必须下乡才能为乡村服务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是将都市与乡村两者视为不相关的主体，而事实上都市与乡村是相互关联的。都市知识分子不用下乡也可以为乡村服务，这一点不可忽略，其途径至少有三条。第一，知识分子在都市对市民与乡民有同样的贡献，如记者在都市中办的报纸乡民可以看，医生在都市中开设的医院乡民可以住等。第二，知识分子在都市从事单纯为乡民服务的工作，如大学农学院知识分子通过改良育种、提倡合作事业以改善附近乡村人民的生活。第三，在都市中从事工商业的知识分子努力发展实业，吸收乡村中的过剩人口以解决乡村中的失业问题。因此，吴景超对于知识分子集中于都市的现象并不悲观，他认为都市知识分子如能在自己的职业中尽责，乡村中的人民同样可以得到好处。

    吴景超提出了在各县设立农政局以服务乡村的构想。吴景超赞成一部分知识分子下乡，去完成只有下乡才能完成的服务乡村工作。但相较于发动一小部分肯下乡的人在小范围区域进行试验的做法，他提出了整体设计城乡关系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要使全国各地的乡村都有知识分子，须以行政力量在各县设立农政局，以提供职业的方式，用高于一般大学生的薪水，鼓励肯下乡服务的青年。县农政局至少需要三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来分工承担乡村的工作：一个办理乡村社会调查，作为社会改良和设计的基础；一个办理农业推广，把国立或省立农事试验场所得的知识推广于乡村；第三个尽全力于乡村组织，利用当地领袖，推动组织领袖团及各种委员会，使乡民一盘散沙的生活转变为有组织有秩序的生活。简而言之，既有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推动，同时也不忽视乡村内生力量的培育。

    当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形势下，乡村人才队伍匮乏仍然是乡村建设工作中的严重短板。重读吴景超的相关论述，对于我们认识城乡人才关系和乡村人才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一是面对人才下乡难，需要承认人才不愿下乡而向城市集聚的事实，但同时要以城乡互联一体为出发点，看到城市人才对乡村建设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探索城市人才对乡村建设工作的多方面的作用机制，实现人才创造资源的共享互通，打破人才非下乡不能建设乡村的观念。

    二是要吸引人才下乡，需要以职业和产业作为支撑。吴景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章里将人才下乡的职业局限于政府提供的职位，但在1947年4月发表的《英国乡村问题》书评一文中，吴景超借鉴英国的发展经验，设想在乡村发展工业、提供谋生机会以吸引人才，并进而建设工农合一的新社区以满足人们教育、文化、娱乐等各项需求。这与费孝通将乡村工业视为现代知识应用的事业是一致的。那种倡导人才下乡担任志愿者、捐资捐物等做法，其作用是短期而有限的。

    三是人才下乡既要重视行政力量的推动，也要注重对乡村组织内生动力的培育。在吴景超的设想中，在农政局工作的知识分子是幕后推动、监督和指导乡村领袖团的力量，但具体负责组织乡村中各种委员会的还是乡村领袖。这样就避免了行政力量的单方面主导，从而使乡村内生力量仍有发展的可能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