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

    吴国盛谈枕边书

    重读是常有的，通常发生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授课需要对相关的书重读，第二种是写书写文章时对相关的书重读。要说纯粹为读而读的重读，还比较少见。那是比较高级比较奢侈的状态。从去年疫情开始，我在网上组织同行办了一个科学史读书会，每周日晚上腾讯会议直播。为了这个读书会，我就把过去读过的近五十本书都重读了一遍。

    对我来说，做学问最大的魅力就是能够解除自己的疑惑，体会理智上的快乐，更不要说，读书教书写作还能有工资收入，可以养家糊

    口。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我会选哥白尼《天球运行论》、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详见3版）

    “介入者”刘擎：和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谈谈心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怎样更好地“介入”社会，刘擎在《奇葩说》里摸索到一条新路。《奇葩说》出品方米未传媒CEO马东也是“得到”的用户，很偶然的机会，他听了刘擎的《西方现代思想》中的第37讲《哈贝马斯：为什么“交谈”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刘擎对哈贝马斯关于“主体间性”和“交往理性”的讨论打动了马东。刘擎是这样阐释的：人不是独白式的存在，而是在人间交往对话的存在；语言交流是我们所有行动的共同基础。我们和别人达成共识，并不是某个人的“道理”振振有词，说得我们都哑口无言，而是因为在好好说话的氛围下，出于彼此的信任和平等尊重，大家一起把道理讲通了。二者都是我们在一个理想的辩论场景中可以感知到的。马东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关于辩论、关于对话、关于语言表达和交流的界定，他觉得刘擎应该来《奇葩说》练练。

    （详见7版）

    为什么要重温吴景超的“两类农村”与城乡一体论

    今年3月5日是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1901—1968）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吴先生在都市社会学、中国城乡关系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研究上贡献突出，其历史社会学研究亦颇具特色。在学术研究之外，吴先生也是一位在公共舆论界颇为活跃的知识分子，参与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不少著名思想论争。虽然吴先生的遗著近年来尚未得到系统整理与重新出版，但业已引起了一些学术界同人的广泛关注。据悉，商务印书馆已将《吴景超全集》列入出版计划；继《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之后，《中国经济建设之路》亦将入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碎金文丛”在第五辑出版《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之后，又将《两汉的社会学维度》（暂定名）列入第六辑出版计划。今年金秋时节，在吴景超先生的家乡——安徽歙县——将举办一次纪念性的学术研讨活动。凡此种种，都表明一个藉着阅读吴景超论著来重新思考当前社会经济问题的潮流正在悄然来临。

    （详见9版）

    汪曾祺写给大家的“活法”

    第一，我希望年轻人多积累一点生活知识。古人说诗的作用：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可以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这最后一点似乎和前面几点不能相提并论，其实这是很重要的。草木虫鱼，多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第二，我劝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异地的食物，比如葵和薤，都吃一点。一个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许多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的蔬菜，比如菠菜和莴笋，其实原来都是外国菜。西红柿、洋葱，几十年前中国还没有，很多人吃不惯，现在不是也都很爱吃了么？许多东西，乍一吃，吃不惯，吃吃，就吃出味儿来了。

    （详见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