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斯威夫特

    钱锺书对林纾翻译的小说情有独钟，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更是其最喜爱的英国作家之一。斯威夫特进入中国始于《格列佛游记》（Gulliver'sTravels,1726）的翻译，在其诸多的汉译本中，以林译的《海外轩渠录》（1906）影响最大。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1963）一文中提到：“接触了林纾，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钱锺书说自己有时宁愿读林纾的译文，也不愿读原文，因为林纾的中文文笔有时比原作者还要高明。正是因为林译小说“媒”的作用，打开了钱锺书最初认识斯威夫特这些外国作家的大门。

    钱锺书和斯威夫特二人的纯文学创作在数量上并不算多，前者以文艺批评名世，后者以政论文见长。在《人·兽·鬼》（1946）、《围城》（1947）和《格列佛游记》、《书的战争》（TheBattleoftheBooksandOthers,1704）等几部作品里，我们却看见不同文化传统间的精神联系，特别是在讽刺这一艺术手法的卓越运用上。

    钱锺书早年留英，对英国文学与文化有着较深刻的理解，在斯威夫特的身上，他更容易看到充满思辨精神的英式讽刺。斯威夫特善于辞令，想象力丰富，他的讽刺近乎诙谐幽默，甚至有些玩笑还很粗俗。在十七八世纪的欧洲，戏仿是讽刺创作表现的重要一支，斯威夫特的《书的战争》就是戏仿英雄史诗之作，身处古典主义立场的斯威夫特在书中以一种诙谐讽刺的笔法攻击现代名人，并对古代贤人顶礼膜拜。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大多数讽刺作品呆板沉重，与之相比，钱锺书讽刺类的作品，像短篇《猫》（1946）、《纪念》（1946）等，都充满滑稽的戏仿，在现实的观照之下对人性的瑕疵进行犀利的讽刺。《灵感》（1946）讽刺的是精神异化，而《上帝的梦》（1946）则充满《格列佛游记》式的想象力，并对圣经里的“上帝创世纪”进行戏仿和解构，将上帝和人类塑造成充满虚妄的角色。他的《围城》更是中国现代讽刺文学史上的杰作，与斯威夫特有着密切的精神渊源。

    与斯威夫特不同的是，钱锺书的讽刺包含更多的机智喜趣。机智喜趣往往要通过一些具象化的比喻来实现，因此可以被称为“讽喻”。钱锺书的讽喻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讽刺作家，他将议论和哲理引入其中，机智且耐人寻味，但太多的枝蔓不免有卖弄学识之嫌。《围城》里的鲍小姐在着装上常常“将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因此被人调侃为“熟食铺子”和“局部的真理”，因为真理是赤裸裸的，而鲍小姐并未完全赤身裸体。在对李梅亭眼睛的描摹上，钱锺书称其“两只大白眼睛像剥掉壳的煮熟鸡蛋”。斯威夫特当然也有喜趣的一面，大人国一个老眼昏花的人仔细盯着格列佛看，斯威夫特形容这个人的眼睛就像“两个从窗口照进了房子的满月”。斯威夫特的机智喜趣并不常见，他惯用最平常的比喻来表达令人深思的哲理，在《扫帚把上的沉思》（“Medi⁃ationuponaBroomstick”,1710）一文中，他用一根“灰溜溜地躺在无人注意的角落”的扫帚把来比喻失势的人，曾经“风华正茂”，“如今变了样”，“最后只剩下一根株了”。在“小人国游记”里，讨论“鸡蛋该从大头还是小头破壳食用”引起了教派之争，“鞋跟的高低”又引发了政党之争，正是从这么一些生活里稀松平常的讽喻入手，才更突显了这里面的荒谬来。当然，斯威夫特最为擅长的是温和辛辣的讽刺，在《一个小小的建议》（“AModestPropos⁃al”,1729）里，他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建议，将婴儿养肥，卖给富人当佳肴享用，皮可以做手套、皮鞋，其他器官也可以找到销路，以此解决爱尔兰人民的贫困。这个温和且不动声色的建议背后是作者对英国当局辛辣的讽刺和深深的愤怒。

    钱锺书和斯威夫特对人性都持悲观的讽刺态度，但其中又有不同。钱锺书的讽刺大多基于人性的弱点，以西方存在主义的偶然和荒诞来诠释人生，流露出现代主义的光芒。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数滑稽、丑恶，充满瑕疵，就像他在《围城》序中所说，他要描写的角色是“无毛两足动物”，书名“围城”以及书中的诸多意象，譬如“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结婚如同“被围困的城堡”，就已经展示出现代人对生命困境的思考，即使这些讽刺充满机趣，也被蒙上一层悲凉。钱锺书这种存在主义哲思增加了小说的现代性质，不自觉地融入了20世纪40年代现代主义的世界潮流中。而斯威夫特笔下慧骃的理性和“耶胡”（Yahoo）的原始野蛮却染上了一层启蒙时代的激进色彩，作者借着“耶胡”来抨击人类，“耶胡”身上那种自私、淫欲和罪恶正是人性中的劣根。当格列佛从慧骃国回家之后，发现自己像患了厌世症一般，很难与家人、社会相处，他开始恨人类，与人类疏离，向往回到充满理性的慧骃国。启蒙时代是理性时代，也是激进的时代，格列佛对慧骃国的向往在许多批评家那里成了对启蒙时代的精神追寻，而斯威夫特也成了激进的启蒙派的代表。

    斯威夫特对科学的讽刺保守态度与《围城》中钱锺书对“老”科学家的讽刺调侃似乎形成了一种呼应，他们基于各自的生活根基，在荒唐与真实之间寻找某种关联。斯威夫特的宗教立场使其对现代科学的态度十分保守，对过分强调的理性也表示反感。早年在《书的战争》中他就极力捍卫古典立场，对现代科学和文化思潮持反对态度。在钱锺书的笔下，科学家的角色似乎也不那么高尚，《围城》中的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作者将其形容为“一位老科学家”，这个“老”字非常尴尬，“老”可以用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但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却不大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这位研究生物学的“老”科学家还将自己的科学知识推而广之，将学校也看成有机体，认为教员之于学校就像“细胞之于有机体”，并为自己发现这个科学定律而沾沾自喜，钱锺书饱含机智的讽刺笔调的三言两语让这位灰色知识分子的形象跃然纸上。在“飞岛国游记”卷中，拉格多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同样荒诞滑稽，诸如尝试用触觉和嗅觉辨别颜色，将冰烧成火药，而语言学家们为了改进本国语言甚至计划取消语言中的所有词汇。在二人对科学家的讽刺中，我们似乎能感觉荒唐和真实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围城》中一系列灰色知识分子的形象至今在生活中都能找到原型，钱锺书窥探到了他熟识的知识阶层丑陋的一隅，就像他在《围城》序言中所说：“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而在斯威夫特生活的17、18世纪，人们对现代科学充满盲目的乐观和追求，斯威夫特却及时洞察到了这种科学乌托邦背后的虚无，对一切不切实际的科学研究进行嘲讽，有人认为斯威夫特嘲讽的对象是有所指的，就是当时以牛顿为代表的英国皇家科学院。

    二人在对历史文化的尖刻讽刺上比较相通，多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作品中都充满了对人类文明和历史的反思，也许这正印证了“东海西海，心里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说法。钱锺书在《灵感》中借地府阎王之口说：“人类几千年来虽然各方面大有进步，但是对于同类的残酷，并未变得精致文雅……就把中国为例，在非刑拷打里，你就看得到古为今用的国粹，鼻孔里灌水呀，火烙夹肢窝呀，拶指头呀，以及其他‘本位文化’的遗产。”同样在《格列佛游记》中，大人国国王对近百年来英国的大事记感到十分惊讶：“这些大事只不过是一大堆阴谋、叛乱、暗杀、屠戮、革命或流放。这都是贪婪、党争、伪善、无信、残暴、愤怒、疯狂、怨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最大恶果。”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性，他们对社会文化的反思和批判饱含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钱锺书拓展了讽刺艺术的疆土，他在接受斯威夫特外来影响的同时，又根据个人审美情趣和民族文化传统，对外来的讽刺进行二次创造，加之以机智俏皮、玩世不恭和辛辣犀利，将斯威夫特的讽刺精髓不着一字地消融在自己的创作中。但透过一些细节，我们又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两位作家背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理念，譬如，格列佛不知厌倦地先后四次出海远游，让人不得不将其和浮士德式的探索精神相联系，这一点又和《围城》表现出的存在主义困境迥异。总之，钱锺书和斯威夫特的比较研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比较文学的研究个案，让我们在跨文化视野下重新认识了不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各自所代表的文化传统，这对于深化比较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18YJC75102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