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那些杰出的插图画家们

    中文的“插图”一词很直白，就是“插附在文字中的图画”。法文名词“插图”(illustration)源自动词illustrer，除了“为之插图”，还有“为之照亮”“为之增辉”的含义。好的插图总是文字的延伸和阐发，为文字增光添彩。正如插图和文字相得益彰，插图画家也是作家的良友。

    我在写作生涯中曾经幸运地先后和几位杰出的插图画家有过密切而又成功的合作，每每忆起，他们高超的艺术造诣和美好的人品总让我心头泛起深挚的敬意。

    一九六二年夏季，我结束了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法国语言文学专业的五年学业，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的研究生。在法国文学研究前辈罗大冈指导下，我又研读三载，直到一九六五年夏季研究生学成毕业。这时，几个外国文学的研究室已经分离出来，成立了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

    一九七六年十月，虚无主义的遗毒像坚冰一样顽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尤甚，个别突破极左思潮的尝试都在批评声中偃旗息鼓。一九七七年秋，我约集了研究意大利文学的吕同六、研究苏俄文学的钱善行和胡湛珍，组成了一个主编班子，决心联合全所研究人员，编写一部较大规模的外国名作家传，以科学的态度为外国文学名家全面正名。近二十个语种的同事正蓄势待发，一呼百应，撰稿工作迅速展开。

    既是传记，总得配以肖像，我们决定采用绘像。所选的作家，从古至今，五洲四海，有三百多位，百人百面，绘像的难度可想而知。由谁承担呢？主编们很快就聚焦在一个人选：本所《世界文学》编辑部的高莽。

    高莽一九二六年出生，在外文所算不得老一辈，但比我们一大批五六十年代来所的人资历深。他外形是个典型的关东大汉，却博学多才。他十七岁就发表了处女译作；我中学时就读过他以“乌兰汗”的笔名入选教科书的散文；他还擅长绘画，可谓集翻译家、作家和画家于一身。不仅如此，作为老编辑，他熟悉世界各国的作家，《世界文学》杂志里时而可见他的配图。为《外国名作家传》画像，非他莫属。

    我还清楚地记得向他传达主编们的意愿时，他脸上绽放的孩子般毫不掩饰的欣喜。

    “没问题。”他干脆地回答。“多少幅？”这是他最关心的。

    “每个作家一幅，大约三百幅吧。”我语调和缓，深怕这庞大的数字给他过重的压力。

    他从未接到过这样大宗的“订单”。不过他依然那么爽朗、坚定：“没问题。”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我们在上册“编者的话”中宣称：“本书分上、下两册，共收外国著名作家近三百名”。但是上册一出版，我们就感到有必要扩大规模，以呼应读者的需求。想到就做，增量的撰稿工作当即启动。所以结果两册变为了三册。

    这一变动，绘像的总量就陡增至将近四百四十幅，连我都觉得难以向我们的画家高莽启齿了。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个重担。

    不仅如此，一天，他兴冲冲地进来，说带给我一个惊喜。他先让我猜，我几猜不中，他便郑重其事地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从文件夹里轻轻取出一张普通稿纸大的宣纸，让我看。那纸上写着一排工致的行楷：“外国名作家传”，落款“茅盾题”，后面是茅盾同志的鲜红的印章。我岂止是惊喜，简直是喜出望外了。中国现代文学巨匠、曾任文化部长的茅盾为本书题写的书名，绝非一个简单的封面设计的元素，这是对我们这项工作的巨大鼓舞啊！我上前抓住高莽的胳臂，“高莽兄……”，想说句感谢的话，但一时语塞，只觉眼睛湿润。

    西方室、东方室、苏俄室、东欧室，外文所各语种的中青年研究人员都在紧张地撰稿，连罗大冈、戈宝权几位老专家也热情加入。与此同时，高莽也在争分夺秒。我们要求撰稿者向他提供每位作家的一至二种肖像作为依据。他的办公桌两端顿时各耸起一座书山，只留下刚够他挥笔的空间。

    我尽量不去打扰他，却也曾偶尔借机看他作画。他习惯地卷起袖子，就好像在河南明港“五七”干校拓坯制砖时一样。他先聚精会神，久久地端详图片资料；接着，他仿佛已成竹在胸，便果断而又稳健地运笔。看他一笔笔精准地让一位文学巨匠跃然纸上，形神毕现，那真是一种奇妙的享受！

    他采用白描的绘画技法，只用墨色的线条勾描，不假修饰，不事渲染。我知道，这画法看似简单，却是对画家真功的考验。

    他平时和同事们相处就很随和，在工作中更是谦虚近人。每画完一幅像，他总要先拿来让主编过目，再找撰文者鉴定。哪怕有些微不同的看法，他都会认乎其真地对待，不厌其烦地修改和调试，大有不达完美誓不罢休之概。

    ——泰戈尔的胡子似乎还可以再长一点。但他也有苦衷：画面所限，胡子画得再长一点，头部就势必要缩小。我亲眼看到他一改再改，总不满意，最后要带回去慢慢斟酌。第二天他拿了新稿来，我们看了都不禁“噗哧”笑出声，原来他保持了头部在画面的比例，却让泰戈尔的长胡子的尖儿伸出了画面！这真是奇思妙想，而这背后却是画家的苦心孤诣。

    ——海明威的画像他也是几易其稿，颇费心思。《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的代表作，他要画创作《老人与海》时期的海明威。《老人与海》通过一个老渔夫和庞大的马林鱼周旋、继而又和吞噬这马林鱼的群鲨搏斗，讴歌了不向命运低头的崇高品质，他要通过画像再现海明威的这种理想的人格。但现有的图片资料都欠缺这种风貌。他说，为了获得画笔下刚毅而又乐观的海明威形象的灵感，他在灯下把《老人与海》连读了三遍。

    ……

    就这样，荷马、但丁、塞万提斯、高乃依、雨果、马克?吐温……他一丝不苟，在我们眼前构建起也许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名作家肖像的长廊！

    一九七九年二月起，三卷本《外国名作家传》陆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印行二十余万套，受到轰动般的欢迎。不久前，一位南方的出版社的原社长还向我称道，这部书当年对外国文学研究和出版界的拨乱反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每当获得称赞，我眼前就油然重现广大同事们踊跃撰文，以及在九十一岁高龄辞世的画家高莽热情作画的场景！

    在文学复兴的过程中，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创办（一九八四年改为北岳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双月刊《名作欣赏》独树一帜。它面向广大文学爱好者，特别是广大语文教师，开放而又深入地介绍中外文学，试刊号就印了六万册，创刊号跃升至十万册，八十年代末更高达二十万册!

    试刊伊始，主编张仁健就携美编刘勇登门约我长期撰稿。我不会忘记他慷慨陈述的对这份刊物的热烈期待，以及他寻求合作的诚挚话语。他说话带有山西口音，虽然出生在江苏南通；他把胳膊肘弯起来比划着，形容作文的起承转合之难，虽然他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这一切很快就把我们拉近了。继言简意赅的《外国名作家传》之后，我认为推出长篇外国作家传记正当其时，于是大胆地提出在他这份新办的刊物上连载的想法。大胆，因为我憧憬的长篇作家传记是融作品、作家人生和创作道路的阐释于一炉，既要富有学术含量，又要富有文学兴味，我还从未尝试过；大胆，因为以连载的方式和读者见面，每一期都形同接受一次检验，而能否赢得读者，我还毫无把握。所喜的是张仁健主编有胆有识，我们一拍即合。我们还商定文字将配以插图。

    一九八〇年第二期即创刊号《名作欣赏》上，我的《大仲马》首先登场，至一九八一年第五期连载完毕。《莫泊桑传》，从一九八三年第一期至一九八三年第六期连绵问世。接着，《雨果传》，发表于一九八五年第四期至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作家与作品”栏内。长达七年多的传记波，直到我一九八八年负笈旅欧方才停歇。

    在多年的合作中，张仁健主编几乎每次出差来京都要到我家，吃个便饭，开怀畅叙。由此我也得以及时了解我的传记作品在读者中的反应，更好地把握风格和尺度。编者和作者如此融洽的配合，对我长篇传记的写作和连载保持稳步有序大有助益。我感念这位兄长似的主编的鼎力支持。遗憾的是，二〇一八年他八十一岁时去世，我只能在万里之外遥寄哀思。

    谁为《大仲马》插图？我是在即将完成第一单元约两万字的文稿时才得知的。美编刘勇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携稿去找一个叫高燕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师。

    那是一天早晨，我在骑车上班的途中拐向地安门，第一次走进一个大杂院。经一位大妈指点，我轻敲一处类似加盖的平房的门。无人回应。我不得不把那扇单薄的门敲得更响。几分钟以后，一个儒雅的年轻人揉着朦胧的睡眼走出来。

    “是高燕同志吗？”我将信将疑。

    “是我。抱歉，白天上课，画到很晚才睡。”

    不便多扰，我说明了来意，把文稿交给他便告辞了。

    一周后，去取画稿时，我彻底震惊了。呈现在我眼前的是多么美妙的画面啊！流畅的钢笔单线勾勒，粗犷的纹理和明暗皴擦，不拘泥于笔画的精细，而以挥洒自如取胜，于写实中畅情写意。西方人的面目和形体特征表现得鲜明而又神似，典型的欧洲景物烘托出浓郁的异国氛围。题头的大仲马像，把这个一头卷发、生龙活虎般的黑白混血儿的风采展露无余。大仲马在文艺沙龙里朗读剧本的画面让我如临其境，仿佛听到他的《奈尔塔》的主人公的铿锵独白。我文笔下的大仲马热情豪放，高燕画笔下的大仲马同样坦荡感人！我是看赵宏本的“小人书”长大的，顾炳鑫、刘继卤等大师又在传统的基础上做了长足的艺术演进。但我要说，高燕的画借鉴西法，有了别开生面的升华。

    《大仲马》刚刊载了两期，就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张仁健主编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我：有读者甚至找到编辑部，欲知下回分解！这成功里，同样有高燕插图的贡献。接下来的《莫泊桑传》的插图，他自然当仁不让。浪漫派的大仲马换成了写实派的莫泊桑，插图的内容有了相应的变化，但精彩依旧。

    不过，成功的配合也难免遇到“险情”：或者我的文稿，或者高燕的画稿，偶有延误；编辑部那边，空着版面，无法截稿、付印，编辑小周一天打来几个电话：“张主编急得直跳脚！”好在，必须付印的前一天，稿件终于齐备，我急中生智，直奔北京站，去太原的夕发朝至的火车已经待发，我向列车员姑娘献上一本《名作欣赏》，请她到终点站把稿件交给翘首以盼的编辑。我的“紧急方案”果然奏效，第二天清晨稿件在太原火车站顺利交接。当天中午编辑部就传来了反馈：滴酒不沾的张主编破例开了一瓶汾酒，庆祝“化险为夷”。总之，读者如期读到刊物，皆大欢喜！

    取《莫泊桑传》最后一个单元的插图稿时，为了感谢高燕的出色合作，我请他在地安门大街一家小饭馆里一边进餐一边倾谈。他说他先前就知道我，我参与主编的《外国名作家传》是他的枕边书，对他了解世界文学很有裨益；他说不久前为创作连环画《茶花女》,他读过我译的小仲马的剧本；他还说他教学任务很重，连环画和插图的创作主要占用晚上休息的时间。这让我领会到他创作的辛苦。就是在这次叙谈中，我表示愿为他找一些法国历代服装的参考资料。

    来法国后我果然为他觅得了两本相关的书。可是，还未及回国面交，一九九一年九月，北京家人传来意外的消息：接到要我参加高燕追悼会的邀请函。他年仅五十一岁就不幸辞世！

    高燕的绘画才能，我透过他为我作的插图已经实有所感。然而，随着互联网上资讯发达，我才进一步了解他的高度成就。他被誉为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著名的出版物插图画家之一”，有“南雷（广西雷德祖）北燕”的盛名。我幸得他在艺术巅峰时期为我插图，我更为这在艰难环境里奋翅高翔的飞燕英年陨落而沉痛地叹惋！

    《名作欣赏》编辑部为我的《雨果传》插图推荐的画家是王迎春。她当时已经是中国画坛的巾帼佼佼，连我这个只不过是爱看画展的界外人也久闻其名，而且知道她和夫君杨力舟比翼双飞，传为佳话。她先后师从刘文西、李可染等艺术大师。她在雕塑、国画、油画、写生各方面都功底深厚。她的人物肖像画和大型绘画都卓有成就。她还涉足连环画创作，夫妻合绘的《小二黑结婚》刚参加过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对这位新的合作者，我充满新的期待。

    可是有几桩事仍然出乎我的预料。

    第一单元的文稿完工，我拨通了电话，准备把稿子给她送去。对方的语调非常谦和，态度却十分坚定：不用我送稿上门，她亲自来取！

    第一次见面，迎来的是一个再朴实不过的女士：衣着朴实，气质也朴实。更出乎我预料的是，刚刚结识，她便和我开始了围绕中西艺术交流的探讨。她希望听到一个西方文学研究者的见解。我说，十九世纪以来欧洲艺术流派纷呈，的确赋予它以强劲的活力；但我认为，亦步亦趋的模仿并不足取，借鉴总要以本民族优秀传统为根基才可以超越。这也是我们的共识。

    王迎春的写实功底那么坚实，现实主义绘画成就有目共睹，而她念念不忘的却是创新与求变。从她为《雨果传》所作的第一幅插图我就真切地感受到这努力。画的是少年雨果和他最早的小恋人、未来的妻子阿黛尔，两小无猜，在斐扬女修院花园里相偎谈心；树丛环抱，他们仿佛置身在一个童话的境界，这场景醒目地占据了画面的前沿，而古建筑和教堂退居后方，两个视觉层次如此“突兀”地拼叠，让我习惯了规范写实的眼睛为之一亮，一种新的美感扑面而来。

    创新求变，这执着的艺术追求几乎贯穿于王迎春为《雨果传》所作的每一幅插图。它们已经不仅是附着于文字的诠释，也是超乎文字之上的具有独立价值的艺术品。画家驰骋的想象，极大地开拓了插图的有限空间。在一幅插图中，我竟然同时看到了伟大的思想家雨果、《九三年》里的街垒，以及《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和珂赛特。在王迎春饶有特色的画风里，我见证了写实和浪漫的结合，看到了一位在艺术道路上不懈的奋进者。总在进取的王迎春，今日仍活跃于画坛，锐意不减当年。

    我在《雨果传》发表期间和王迎春夫妇结下的深厚友谊，也未因时间和地理距离而稍减。一九九九年我回京时，曾造访王迎春工作的中国画研究院，年富力强的她，时任这座名家济济的权威画府的创研部主任，布满她的画室的各种题材、各种样式的作品给我印象深深，而她即兴为我所作的素描更是这次访问的留念。

    二〇一五年，我的长篇传记新作《敬隐渔传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前，编辑希望为作者简介配一幅肖像，我立刻想到王迎春。她为我画的速写，就刊载于该书封面的勒口，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位置。《敬隐渔传奇》写的不再是一位外国文豪，而是一位极不平凡的中国文人的奇特经历，标志着我学术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是我的特别钟情之作，由一位熟悉而又信赖的画家朋友为之锦上添花，在我心目中，既是两位老友的再度携手，也是由《雨果传》插图开启的久远合作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