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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刘擎近来很忙，在京沪两地之间频繁“穿梭”。
抽离了大学的课堂，他可能马不停蹄，要赶到北京，到互联网知识服务品牌“得到”App录制“年度思想前沿报告”的视频课程。录完课程，他可能还没时间休息，互联网综艺节目《奇葩说》也等待着“导师”刘擎的光临。依据音频课程制作的课程讲义《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近期也出版面世。节目现场，当辩手们打完口水大战，刘擎需要给予点评，顺便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其他几位嘉宾闲侃时也会趁机把话题引到书上。他和网红经济学家、同样是《奇葩说》导师的薛兆丰在节目里“互怼”，论辩经济学和政治哲学到底谁对今日之世界更有价值；他们也像辩手一样，在节目现场互相奇袭，找到对方思维里的破绽、论述过程中的漏洞，然后屏气凝神、将自己的观点娓娓道来。他们甚至在节目现场“开杠”，你一言我一语，针尖对麦芒，“揭露”对方辩词中的弱点。当然，两位彬彬有礼的学者之间为了节目效果的暂时“对峙”，学术界没人会当真。但刘擎在现场展现出的论辩才华和控场能力，让网友们不禁赞叹。弹幕里频繁地飞过“刘擎教授现场最佳”“刘擎金句王”等等来自年轻网友们的褒奖。这份荣耀，在大学只能容纳一二百人的阶梯教室是没法获得的。
高强度的工作带来的，可能还有疲惫。在“得到”位于北京朝阳华贸中心的办公室见到刘擎时，他的脸色显现一丝暗沉。但衣着还是一丝不苟，深色高领毛衣搭配休闲西装外套，显示出海派文化熏陶出的精致一面。对于刘擎而言，近期物理空间的“穿梭”所带来的疲惫，可能没那么打紧。实际上，他是在完成一项意义更为重大的“穿梭”：从高校里规范标准的课堂穿梭到线上，面对千千万万的网友和观众，开坛布道。他们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公交地铁站等车之余、工作休息间歇、吃外卖之时……点开手机里的客户端，听刘擎的音频课，看刘擎的辩论赛，顺便通过留言和弹幕夸赞一番他不俗的衣品。据统计，截止2021年3月8日17：10分，2020年2月24日上线的《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课程订阅人数为70645，2021年2月5日上线的《刘擎·年度思想前沿报告》，课程订阅数人数为15962。图书《刘擎现代西方思想讲义》2021年1月21日上市到3月8日，发货量超过10万册。《奇葩说》里刘擎发言后的相关微博热搜也成绩不凡，#刘擎人是目的而非工具#阅读次数一度达到3251.9万，讨论次数1.5万次。
刘擎“红”了。
现代性的困境和危机
面对走红，刘擎坦然淡定。2003年，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毕业归国后执教华东师范大学，他就一直热衷公共话语空间的议题讨论。出国之前，刘擎也像那个年代的文艺青年一样，写诗、办话剧社、组织文化沙龙，释放着自己对公共生活的关怀。但那样的“走红”，某种程度上还是囿于知识分子圈层和学院内部，顶多拓展到一些关注学院讨论的文化媒体。比起今日“穿梭”至互联网的虚拟空间，一举破圈成为“知识网红”，向广大受众讲述那门他在大学课堂里讲了15年的《西方现代思想》，已不可同日而语。
刘擎与“得到”董事长罗振宇结缘，源于“得到”的另一位“网红讲师”——外交学院教授施展的引荐。刘擎和施展同为“大观学术团队”成员。这是一个汇集人文社科学者研究前沿智慧，致力于成为顶级人文社科学术思想汇聚的创新平台。团队成员包括施展、李筠、刘擎、翟志勇、泮伟江、徐弃郁、刘玮等。施展开设的课程《中国史纲50讲》效果很好，罗振宇希望他推荐一批能在“得到”讲课的老师，刘擎就是施展推荐的人选之一。随后与罗振宇的接触中，刘擎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梦想和野心的开拓者，他觉得罗振宇想让“得到”成为一个兼具“工具理性”和“形而上思维”的地方：“罗老师除了想拥有一些实用课程，他还想做终身教育，对每个用户进行一次全科全面的教育，他希望我来讲授西方现当代思想。”
刘擎把课程的核心议题定成批判性地讨论20世纪现代性的“困境和危机”。因为是面对学院外的普通受众，他不能重复大学里那套束之高阁的讲法，他得想办法，把这门课程与现实世界真实状况之间的联系展现给用户。“自十七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已经习惯于用理性来掌控命运。人类认为只要有理性，就可以拥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会拥有和平、繁荣、民主，生活方方面面都会改变。这是早期的现代性。但现代性推进到20世纪，遇到了困境。两次世界大战、随后而来的美苏冷战、后冷战时代西方自由民主遇到的种种问题，都是这种困境的反映。我想把对这些困境和背后原因进行过深刻分析和阐释的西方现当代思想家们，介绍给用户们。”
刘擎心里仿佛有一种惴惴不安的忧虑，他担心大家会过于乐观地认为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会理所应当地变好；事实上我们已经发现，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悖论。“以前我们认为的现代化模式，约等于西方化、美国化、全球化。如今这个模式遇到了问题，我们现代化的标准和榜样好像突然没有了。比如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这和全球化带来的物资和人员的高速流动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是全球化的第一个悖论。另一个悖论在于，人的生活本来是本地的，但现在这种本地性却受到了全球化的干涉。传统社会里，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依赖相对熟悉的产出和消费通道，但全球化时代，资本和技术的流动遵循的是普遍主义逻辑，认事不认人，哪里效益高，它就流动到哪里。哪怕是小小的口罩，生产流程都得依赖一个很长的供应链，手机制造、光刻机、芯片等等精密制造，就更不是地方性的事情，而是全球性的。”
除了对物质世界的重构和影响，现代性给人的精神世界也会带来困扰。刘擎想做的，就是通过课程，邀请用户进行一场观念上的探险，做一次思想的体操，正视现代性的问题所在。“精神生活层面，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我们失去了宗教和传统道德。这是传统社会里无可置疑的神圣性。用韦伯的话说就是‘祛魅’。不是说宗教不存在，而是宗教再也不能作为人们安身立命的最终依据。传统社会里的道德是有标准的，在古代中国就是天道，在西方是宗教和上帝。这让传统社会里人的精神结构非常稳固。但引入现代性后，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或者作为一个要光宗耀祖、立德立言的人，他们生命的归属感突然出现了问题。由于科学不断地追问，传统道德和宗教的神圣地位被打破，但科学并没给出破题以后的答案。实际上科学也给不了答案，因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的意义问题。所以，在个人的心灵生活中，面临着意义危机问题。这可能会导致虚无主义、价值相对主义。”
就像海里的鱼并不能真正理解海洋，一般人对于自己身处其中的环境，往往难以察觉到其下深层的逻辑。刘擎研究了很多位二十世纪西方的重要思想家，比如以赛亚·伯林、马尔库塞、罗尔斯、泰勒等。他们有的人在学术角度看并不是最杰出的，但他们的想法改变了同时期公众的想法。这些学者也未必给出了消灭困扰和解决问题之道，但他们用一生的思考来辨析和澄清困扰的缘由，提醒人们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了解他们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清醒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刘擎深信，每个人的精神结构里，都有着反思的潜能，它贯穿在人的生活中。因为人会有远虑，也有近忧，人会想象一个没有出现的事情。但反思需要资源、知识框架、概念和理论，他的课程和书，就是希望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些反思的资源，而且是用通俗易懂的方式。
在专业和通俗间博取平衡
通俗易懂，说起来简单，如何才能做到？互联网不是大学课堂，用户也不是来修学分的大学生，在解决了“讲什么”后，刘擎遇到了“怎么讲”的问题。“大学课程的设置前提是，面对教授，学生你给我坐下听。在‘得到’这里，是请用户来听我讲。用户凭什么愿意来？你的内容就需要有很强的吸引力、感召力，要做到通俗易懂。但通俗也不是纯粹顺着用户的思路，还要为他们设置一些思想上的挑战。这个挑战又得是适度的，不能太过晦涩艰难，让用户失去思考的兴趣。”
起初刘擎信心满满，课程内容是自己研习多年的专业，而且“得到”可能要求的各种技能才艺——公共写作、戏剧电影写作、演讲朗读能力等，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已准备妥当。曾经也有教育平台给他拍过一版视频课，最先在教室里拍，因为受欢迎，又在演播室拍过一版。刘擎心想：“得到”要求的不过是一个更精致的版本罢了。但结果他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他大大低估了讲授课程的难度……经过多番磨合，甚至经历了一次短暂的放弃，最终，在罗振宇的支持以及课程编辑的共同努力下，课程最终呈现为今天的样子。
刘擎在录制课程中，表现出让编辑难以想象的认真，课程中的每个比喻、每则事例都和编辑一起小心翼翼地“抠”。在声音环境里讲述抽象的哲学概念，选择一个可被感知的比喻或者事例对用户来说非常重要。它是唤醒聆听兴趣和辅助理解的扳机。但在使用比喻前，编辑会格外小心，因为比喻也很容易引起误解。比如，第14讲《萨特：为什么可以从“虚无”推出“自由”》原先有一个对“虚无”的比喻：“就像是水被装到容器中才会有一个形状，人也是这样，必须要用什么来填充自己的虚无，才能得到某种‘形状’或者说本质。这个本质是可以改变的。”进到录音棚之后，刘擎觉得这个比喻还是不贴切，不够生活化。刘擎就和编辑在棚里讨论，萨特究竟是要表达什么。他们推翻旧的构想新的，现场改稿：“就好像一个杯子里只有倒进了什么东西，我们才能说它是一杯水、一杯酒、一杯牛奶或者一杯咖啡。人也是这样，只有填充进了什么东西，才会获得自己的本质。”
西方现代思想和这19位思想家，刘擎在华东师大的课堂上前前后后讲了15年多，按理说已经驾轻就熟。但在“得到”讲这门课，围绕各个思想家写讲稿，又是一次重新理解。某日在半夜12点写完德沃金这一节，原本可以直接把稿子发给编辑，但他对讲稿还是不够满意。刘擎打开了罗振宇在“得到”内部分享的关于课程制作的视频，本来打算看个20分钟去睡觉，结果一口气看了3个小时。刘擎说当时他“感到一种平静的兴奋，因为我完全知道应该怎么改这一讲了”。
就是靠着这样的“得到”的“土特产”，刘擎一边学习更新迭代，一边将其中的技术要领融入稿件写作里。常常是“心一横”，就把以前的写法和组织结构推倒重来。在新的课程稿件中，他经常会设置一个可被感受的主体，一个被渲染的挑战，在由“主体+挑战”构成的场景中，把一个本来与你无关的哲学话题转变成与你有关。
事实证明，刘擎和编辑的“招法”很管用。这从用户们的好评中可以窥见一斑。“在西方现代思想的研究方面，刘擎老师的《西方现代思想讲义》，既是入门，也是登高……如果我们想要细细地领略西方现代思想，那么刘擎老师的《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就是纲就是领。”用户“蠹风优秀”说。
刘擎说，这个课程对学习者来说也可以起到“思想按摩”的作用。这在一些用户的反馈里也得到了印证。“作为一名西方现代思想课的学员，一开始是对这门课抱有怀疑的态度。私以为西方现代思想庞大而复杂，这短短的几十讲是不能讲透的，而且西方思想往往让人联想到哲学这样高大上而又晦涩难懂的领域，不禁让人望而却步，有被拒之门外的感受。而以上的猜疑在我学习的过程中慢慢被消除，我感受到了西方思想家们思想的伟大之处。他们的思想就如夜晚中那一盏盏的明灯，点亮了周围的环境，让自我不再困惑。”
虽然面向大众的课程有“通俗”的要求，但刘擎始终还是坚守自己作为一名专业政治哲学学者的职业操守，尽管他也承认，过度通俗去阐释一个哲学派别和思想，从纯学术的角度看，对专业性和严谨性肯定有所伤害，他只能在专业和通俗之间博取着中庸和平衡。“以当代学院的标准看，这样去讲述哲学一定会有损失。但问题还有一个相反的视角：当代学院化、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对哲学本身就是损失。哲学不是从黑格尔开始，而是从苏格拉底、孔子开始。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用大白话讨论身边的问题。这是哲学的初心。最原生态的哲学是对话，是用大家都听得懂的口语。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对话，苏格拉底也引用和介入概念。但他是有引导和说明的，我在书里也力求达到这样的效果。”
刘擎十分推崇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他著有《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等面向公众的著作，本人也积极介入公共讨论和社会生活，但同时又保有专业政治哲学家的严谨。刘擎在这一点上和桑德尔能达成高度一致：哲学不是哲学家的特权。哲学家从事专业哲学，是哲学的一种方式，但哲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通过不断反思和商讨，来培养公众的思维水平和社会介入水平。“介入既没有门槛也有门槛，介入不需要任何职称、级别，但你需要有知识训练和思维训练。所以桑德尔在哈佛大学上《正义》这门课，其实是一门基础的公民教育课。”
人文社会科学不能忘了跟周遭世界的关系
刘擎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他看来，关键不是在于向少数同行阐释，而是对公众阐释。“并不是说我相信的观点就是对的，我只是把这个观点交给大家。这是一个引导，可以把更多的人，引导到更深入的阅读和更深入的思考当中去。在这本书里、这些思想家之间，他们彼此也是互不同意的，在很多问题上有争论，我把这样一个景观以最有效、简洁、明晰和有序的方式铺陈给受众。我也会在有些地方有保留，说这个问题还有争论，留一笔在书里。要是有人对这个复杂性有兴趣，可以再去查阅其他资料。我希望自己所做的是‘打开一扇门’。”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怎样更好地“介入”社会，刘擎在《奇葩说》里摸索到一条新路。《奇葩说》出品方米未传媒CEO马东也是“得到”的用户，很偶然的机会，他听了刘擎的《西方现代思想》中的第37讲《哈贝马斯：为什么“交谈”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刘擎对哈贝马斯关于“主体间性”和“交往理性”的讨论打动了马东。刘擎是这样阐释的：人不是独白式的存在，而是在人间交往对话的存在；语言交流是我们所有行动的共同基础。我们和别人达成共识，并不是某个人的“道理”振振有词，说得我们都哑口无言，而是因为在好好说话的氛围下，出于彼此的信任和平等尊重，大家一起把道理讲通了。二者都是我们在一个理想的辩论场景中可以感知到的。马东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关于辩论、关于对话、关于语言表达和交流的界定，他觉得刘擎应该来《奇葩说》练练。
对于受众而言，《奇葩说》是关于一档关于说话的节目。对于以前从不看综艺节目的刘擎而言，《奇葩说》首先是一档娱乐节目，但是兼具知识性、思辨性。刘擎的太太是《奇葩说》粉丝，最早刘擎时常跟她打趣，说这节目真无聊。太太很不服气，推荐刘擎看了几场高水平的辩论，其中就有明星辩手詹青云和陈铭关于“量子力学”的那场。刘擎发现它会讨论很多深刻的问题，而且有的选手水平很高，有非常专业的知识系统和表达角度。某种程度上，《奇葩说》为刘擎提供了一个标榜：什么样的说话是好的说话方式，什么样的证据是好的证据，什么样的论证逻辑是好的逻辑，什么样的煽情是好的煽情，哪怕这个煽情最后可能会被对方挑出逻辑毛病。整体而言，这是思维水平和对话品质的提升。大家看这个节目，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知识和思辨能力的教育。
《奇葩说》里的辩题，在专业知识分子看来，有一些有意义，有很多不那么有意义。但它们在当下的言论空间里，可以被广泛讨论。“在讨论特别重大的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养成好的说话、思考、对话方式，这也是为了讨论更复杂、更有争议的问题做好准备。比如小区里，跟左邻右舍关于车位、卫生、管理、物业有了矛盾，大家能不能在一起好好说话。哪怕《奇葩说》讨论最多的职场和亲密关系这两个主题，里面也道德伦理、心理学问题，还有经济学权衡的问题。”
发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和“人文精神大讨论”，刘擎亲身参与其中。那个年代高举精神旗帜、淡薄世俗生活的思考，至今还停留在刘擎某些思想的侧影里。这种强烈的“八十年代”印记，促使刘擎一定要走进网络世界，完成一个知识分子的“介入”责任。“娱乐的话语空间鱼龙混杂，但知识分子保持清高有用吗？之前，我本人长期也是这样做的，但事情会变得更好吗？我们现在的公共讨论水平变高了吗？社会上那些无意义的攻击，低劣的讨论、互怼，导致好多共同体的小圈子都没办法成功维系，更别说大的社会公共空间。所以对于有能力介入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成功失败，暂不可知，但尝试总是需要的。况且，娱乐性也不是一个负面词汇。中国人一直讲寓教于乐，只要不是宣扬纯粹的恶，就是有价值的。真正高级的娱乐，是有知识性和思辨性的。把学者放在节目里面，提供不同的视角，让观众看到不同的视野和辨析问题的角度，从而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好奇，这就是好的开始。”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思想热烈、学术粗糙的年代，知识分子们普遍关心社会实践。到了九十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刘擎觉得，学术和思想越来越分离并不是最好的情况。“王元化先生说过，最好的情况是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两者结合起来。每个人的分工不同，我高度尊重某些同行，他们就像一个科学家研究原子分子量子一样，来研究他的课题。但也应该有人站出来做公共写作和表达，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历史上很多思想家——马克思、韦伯、萨特、萨义德都是这样。身具双重角色，担负双重责任，把对学术的责任和对公共思想界的影响集于一身。我们不要只在象牙塔里，忘了跟周遭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
刘擎三十多年的老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知道他要上《奇葩说》，激动地说“老灵额”（太好了）。许纪霖比刘擎大6岁，但刘擎觉得，他各个方面都比自己时尚。朋友圈中，微信他最先用，微博他最先开，《奇葩说》他早就看了。还有另一位老朋友——原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上节目时刘擎也跟他有过交流。作为研究哈贝马斯的专家，当刘擎问他如何在《奇葩说》里讨论哈贝马斯时，他表示“这还真是一个不容易的活儿”。
刘擎很在意这些老朋友们的看法，当他结束“得到”的课程和《奇葩说》的录制后，回到学院再去面对他们，他会感到“忐忑”：“我到了这个年纪，真的觉得，对的事情就是没错。我发言宁可损失一点娱乐性，也要坚持。我不能说违心的话，我不能迫于比如商业压力，说我不相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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