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者未必“居上”

    从版本学的意义上来说，后出的版本通常会超越前面的版本，所谓后来居上，但也不尽然。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无论是文本的校勘，还是注释的准确，总体上都比1981年版有提高，有突破，但也有的地方反而不如1981年版。仅举一例：

    2005年版第7卷《集外集拾遗》中的《诗歌之敌》开头是这样排印的：“大大前天第十次会见‘诗孩’，谈话之间，说到我可以对于《文学周刊》投一点什么稿子。”这句话很令人费解，平常说话中，以“前天”表示两天之前，“大前天”表示三天之前，但似乎没有用“大大前天”表示四天以前的。另外，见面的次数，一次两次三次大概可以数的出来，如果说是第十次，恐怕很难准确说出来。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句话应该是“大前天第一次会见‘诗孩’”。

    鲁迅的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1925年1月17日《京报》附刊《文学周刊》第五期，当时就排成了“大大前天第十次会见‘诗孩’”。1935年，鲁迅在着手编辑《集外集拾遗》时，特地委托宋紫佩将存放于北平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莽原》（周刊）等寄到上海，将刊发在这些报刊上的作品进行抄录，有的还随时写下“补记”“备考”等。但由于鲁迅身体日渐衰弱，病情加重，许多稿件便由许广平代抄，《诗歌之敌》便是其中之一。

    对这篇稿子，许广平原文照录，因此就成了“大大前天第十次会见‘诗孩’”，鲁迅没有发现这两处误排，只是在文末亲笔注了写作日期“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括注了“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京报》附设之‘文学周刊’所载”。这件手稿，收在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的《鲁迅手稿全集》（文稿）第8册。

    经过许广平抄录的这篇《诗歌之敌》，先是收录于鲁迅全集出版社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7卷中的《集外集拾遗》，之后单行本《集外集拾遗》也都是依据1938年《鲁迅全集》。

    这两处误排，一直延续到了1958年。

    1958年，《诗歌之敌》所提到的“诗孩”原型、浙江师范学院外国文学教授孙席珍专门致信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编委会，信中是这样说的：

    《集外集拾遗》中有一篇《诗歌之敌》，是先生应我的请求而写的，当时我和焦菊隐同志等在“京报”上合编了一个小型文艺刊物，请先生支持我们，隔了几天，先生便写了这篇文章，托许钦文同志交给我。文章第一句“大大前天第十次会见‘诗孩’”，多了一个“大”字，错了一个“十”字（“第十次”应为“第一次”），系手工排印之误，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编入集中以后，各种版本均未将这两个字校出，这次希望加以更正，以存其真。“诗孩”就是指我，因为那时我的年龄大约二十岁左右（按：孙席珍生于1906年），曾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不像样的诗篇，有些人（孙伏园先生等）曾这样戏称我，鲁迅先生在这篇文章里，也便沿用了这个戏称。（见吕苹整理的孙席珍遗著《悠悠往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

    当时的《鲁迅全集》修订者采纳了孙席珍的意见，因此便将这句话改为“大前天第一次会见‘诗孩’”，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鲁迅全集》第7卷第341页。1981年版《鲁迅全集》也依然如此排印，可以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为什么到了2005年版就又恢复了这两处误排呢？

    这和修订者的处理方式有关。在这篇文章的题注中，修订者除了说明这篇文章的最初发表情况，还特意加了一句话：“现据鲁迅重抄稿校订。”（见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7卷第249页）

    问题就出在了这里。修订者大概没有看到孙席珍当年的那封信，在对照原刊稿和手稿时，认为1958年版和1981年版的修改缺乏依据，因此就恢复了原状。这就使得本来已经很清楚的问题又变得模糊起来，反而给读者带来了困惑。

    由此可见，即使有原刊稿，有手稿（何况是他人的代抄稿），也不能全信，还是要根据当事人的说法以及理性判断来决定文本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