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邓嗣禹作品在日韩的译介与传播

    中国史学著作外译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途径。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一直很重视引进与翻译西方与日本历史著作。相比而言，我国学界对于莫言等作家的小说作品在日韩的翻译与传播很感兴趣，但是对于历史学家、留美学者的著作在日韩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古代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曾仿效中国科举制，与中国形成一个东亚科举文化圈。因此，研究中国科举研究学者的史学著作在日、韩的传播具有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邓嗣禹的研究呈现出良好趋势，仅在2019-2020年就有六部相关研究论著问世。其中，2019年3月华东师大吴原元副教授的新书《客居美国的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吴原元将对于邓嗣禹多年的研究成果分为两个章节：“史家邓嗣禹客居美国后与美国汉学家的合作”“邓嗣禹的汉学学术书评及其影响”。但是，有关邓嗣禹与日本学者交往、著作日译本出版情况，以及他对战后日本的研究成果并没有涉及。

    早在1931年，邓嗣禹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本科就读期间，在《北平晨报》“学园”栏目发表的文章：“儒家之社会政策”一文，就被翻译成日文后在《支那问题》杂志第11期，第110-115页发表。

    1946年，由芝加哥大学宓亨利教授主编《中国》一书出版后，即被列入联合国名目下的第五种丛书。1950年该书曾经被日本汉学家，冲野示男翻译成日文，分为上、下两卷，在日本三明社出版，1954年3月再版。1954年9月，日本东京每日通信社也曾重印、出版过这本书。目前，国内学术界虽然有人发表过对于英文版《中国的》研究与评论文章，但是很少有人关注过日文版《中国》的翻译与出版发行情况。

    宓亨利在出版前言中说明，他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体现学界有关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资源，找到了当年在国际上各学科顶尖的33位作者。其中11位来自中国，22位来自西方，他们都是涉及中国研究各个领域的知名专家。

    在中国学者中有：胡适、陈荣捷、邓嗣禹、蒋彝、王际真等；国外学者阵容既有汉学教授，如卜德（宾夕法尼亚大学）、富路特（哥伦比亚大学）、梅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等，也有“中国通”，如赛珍珠、德效骞、赖德烈等文学、历史学者。

    2016年12月，北京语言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顾钧教授曾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对于这本书的书评文章：“七十年前，中外名家汇聚《中国》”。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出版是又一次成功的集体合作，也集中展示了美国汉学的新进展。费正清也曾经为这本书发表过书评文章。他在书评文章中，一方面为这本书取得的成绩感到兴奋；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他在书评最后一部分指出：《中国》一书体现的主要还是人文领域的研究成果，社会科学明显不足，即使是讨论政治、经济等问题，也基本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切入，因此他呼吁“社会科学家应该更加关注中国”。费正清写这篇书评时刚回到哈佛大学（二战期间他被借调到美国政府工作），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他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将自己开创的“地区研究”模式推广到全美。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强调各种社会科学方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的训练和运用，具体到中国研究，就是要将传统汉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

    翻开日文本《中国》，我们不难发现，在众多作者中只有陈荣捷、邓嗣禹撰写了两个章节。时任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院长、兼东亚图书馆长邓嗣禹撰写的内容，分别为第二部分“历史与政治发展”第6章：汉魏六朝隋唐史；第四部分“文学艺术与教育”第30章：科举制度与西方。后一篇文章的中译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14年第6期，翻译者为时任厦门大学教育学博士蔡培瑜，校对者为导师郑若玲和彭靖。

    日本是最早仿效中国的科举考试的国家，然而又是实行科举考试时间最短的国家。公元7-8世纪之间，日本引进中国的律令制度，实行与唐朝基本相同的贡举考试制度。但是到11世纪以后，虽然在形式上还继续实施式部省试，但名目上已经改变，考生皆由权贵人物推荐，考试常举行于行幸、飨宴等游兴之际，其内容不外赋诗，应考者叫入分学生，几乎是无条件及第。科举制度至此已完全异化，以致现今许多人误以为日本从未实行过科举制度。

    科举学研究是邓嗣禹最早开始的研究学科，他的代表作《中国考试史制度史》即是他在燕京大学本科学士论文基础上扩充成书，于1936年由南京民国政府考试院首版。这本书先后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相继出版过十余个版本，2020年商务印书馆将最新版本《中国考试制度史》列入“中华近代学术名著”系列丛书，由彭靖撰写长篇导读文章，并增加1938年由美国著名汉学家恒慕义（A.H.Hummel，1884-1975）发表在美国《图书馆通讯》期刊上的推荐文章“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中译文）。

    这部著作与之前发表的论文《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1934年中文），以及之后发表的《中国考试制度对于西方的影响》（1943年英文；1953年中文）、发表在《中国》书中的《科举制度与西方》（1946年英文；1950年、1954年日文）、《中国考试制度与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的关系》（1980年中文）构成了对于中国科举制度的研究链条，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1961年，邓嗣禹著《日本学者的日本与远东问题研究：传略及其著作述略》由香港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用中文、日文两种文字出版。

    1955年，为了给日本汉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更多的参考资料，费正清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坂野正高合作编写、出版了一本《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有关19和20世纪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书目指南》。但该书仅是关于日本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著作进行概略性的介绍。

    1956年，为了让西方学者了解日本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以便于同日本学者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之目的，按照费正清的要求，邓嗣禹在获得傅不来特法案（Ful⁃bright-HaysAct）基金资助之后，利用休年假的机会来到日本从事研究工作。在日本山口大学助理教授益田健次、金田弘光的协助下，邓嗣禹致力于编撰一部介绍从事远东研究的日本学者及其研究成果的书籍。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广泛走访了日本各类大学，并向经过筛选的1000多位学者寄送了询问其个人简历、教育背景、学术专长、目前研究工作及已出版著述的问卷调查函。过后有三分之二学者填写并返还问卷调查函，其中部分学者提供了以小字书写的六七尺长的出版物清单表。

    1958年，利用两年多的教学业余时间，邓嗣禹同其日本助手完成对问卷整理及所收集信息的英译，然后按照“远东考古学”“国际关系”“教育发展”“政治与政府”“经济与经济发展”等29个类别进行编排。1961年，这部收录有779位学者近5000部著作的《日本学者的日本与远东问题研究：传略及其著作述略》一书最终得以完成，并由香港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用中文、日文两种文字出版。

    邓嗣禹在此书前言中阐述：“日本学者通常勤奋且多产。但是，在这部工具书中所提到的日本学者及其著述中，仅有十分之一为西方一小部分学者所熟悉。”1962年8月，美国学者麦瑞斯·琼森在《亚洲研究期刊》第21卷第4期上发表书评指出：“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本书的创作，邓嗣禹几乎对所有亚洲问题专家，发出了近千封问卷调查函，咨询了在各个专业领域的日本著作者的意见。然后再将这些反馈意见结合他本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将两者的观点进行比较，最后充实在这本书中。只有专业人士才能了解，他在这个项目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邓嗣禹对工作的敬业精神，赢得了同行的广泛敬重！”

    正如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学者贺凯于1965年发表的书评文章评价的那样：“这部工具书有助于增进西方人对于日本从事远东研究之学者及其成果的了解。”邓嗣禹对于日本学者研究与宣传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应该被日本学界广泛关注。

    1947年5月，邓嗣禹以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在《现代知识》第1卷第1期上发表题为《日本的将来》的文章，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战后日本未来发展途径；这年9月，邓嗣禹在向北大校长胡适提交辞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一职后，在返回美国的途中曾专程来到过日本，“以中国驻日代表团苗专员之陪伴，访问东京帝国大学嘉治真三教授”，参观了大学的图书馆、阅览室和学生食堂。后经嘉治真三教授引荐，拜访了该大学的校长南原先生，并针对日本战后的教育问题提出自己的感受与建议，撰写了《日本教育一敝》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947年9月18日《中苏日报》（第三版），后被收录在《独立时论》第一集，第139-141页。这两篇文章较为全面地发映了邓嗣禹对于二战后日本的研究成果。

    在《日本的将来》一文中，他首先分析战后日本的将来存在的五种发展趋势，并提出在管理日本的将来，领导日本向国际和平方向发展可运作的四种途径：一，在军事方面，日本必须彻底解除武装。地下运动亦需要防止，凡是在1870年以后侵略的土地必须放弃管辖权；二，在政治方面，当采取新宪法，增加民主政治的成份。三，在经济方面，工业资本不能掌握在垄断日本的工业的工业家手里。四、在社会文化方面，宜使日本与外界往来，交换文化知识。

    作为中国邻邦，朝鲜科举是中国域外最为完备的科举制度。早在公元9世纪初，朝鲜半岛还处于三国朝代时，新罗入唐留学生便十分向往中国的科举名物。公元936年，朝鲜半岛统一，高丽国建立。高丽光宗九年(958)，光宗模仿唐代科举，建立了考试制度。从958年开始设立的科举制，到1894年走完了936年的历程。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1936-2011年期间由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出版的不同版本，在韩国多家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

    1936年，邓嗣禹与美国汉学家毕乃德（knightBiggerstaff，1906－2001）合作编写英文版《中文参考书目解题》一书，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该书介绍了近三百种中国研究领域的重要书籍，为西方汉学界提供了一部必备的汉籍参考书。由于“众多学者的迫切需求，以及书商发现初版已绝版很多年”，该书先后于1950年、1969年、1971三次修订，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再版。

    1972年，同名书籍第三版由韩国图书协会主持翻译出版，译者为沈隅俊、刘俊镐。韩国图书协会会长姜周镇在“翻译丛书”发刊词中指出：外国图书馆学著作的翻译，可向国内图书馆学人介绍国外图书馆学的理论和技术，促进图书馆学品质的提升，吸收他们的先进理论和技术应用于图书馆运营。

    韩国学者对于王夫之著作的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但发表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县，人称“船山先生”。作为对于同乡前辈的敬重，邓嗣禹曾撰写过《王夫之的历史观及历史著述》的长篇英文论文。1985年，这篇论文曾由金衡钟翻译成韩文，收录于闵斗基主编《中国的历史认识》下册，以及同年《创作与批评》杂志。

    近年来，国家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从邓嗣禹作品在日本与韩国译介与传播的初步研究可知，译介内容、译介主体与译介途径在史学作品海外传播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