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宝贵财富

    刘大年（1915-1999）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终生不渝坚持唯物史观，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拓荒者，在近代史园地筚路蓝缕开拓耕耘，孜孜不倦，老而弥笃，著述丰厚，成就斐然。其研究理论与方法，以及诸多富有创见的学术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大陆学界的近代史研究，为科学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中科院1950年5月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承接延安史学机构之脉络，刘大年1953年12月被任命为近代史所副所长，1957年范文澜提出希望减轻行政工作负担以便专心写书，刘大年遂以副所长名义，担任近代史研究所领导小组组长，此后实际长期主持所务工作。他也被视为建国后史学界的“无冕之王”“史学界的发言人”，参与组织并主导了诸多全国性的史学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中居于相当关键的位置，可谓影响甚巨，牵连至广。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的《刘大年全集》，不仅为推进刘大年这一史家个案研究奠定基础，更为我们研究“十七年”史学史提供了弥可宝贵的丰富史料。

    《刘大年全集》共16册，约680万字，刘大年已发表的著作、论文已作到竭泽而光渔，尽收其中。这对于研究刘大年的史学思想与史学成就，无疑是最基本的史料。

    全集还收录了数量颇丰的未刊文献。刘大年有极强的史料意识，他精心保存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近千件信函手迹，留下了近50万字的日记手稿，以及大量读书札记、批注，资料卡片等。这些未刊文献涉及诸多著名学者和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也涉及1949年后史学界的重要学术活动，诸如建国初中国科学院初创、三个历史研究所的筹建、《历史研究》的创设、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史学革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开拓等重大学术活动与学术事件，以及一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与史学问题的讨论，均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史实记录，以及相当鲜活的重要历史信息。

    无须讳言，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多着眼于史学著作和史学思潮，或许一定程度受史料文献局限，往往主要依靠公开出版的著述，而难以发掘著述背后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对于史学学术组织管理之展开，史学体制之创建，以及史学活动之进行，则甚少关注。因而其研究视野与研究深度都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现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向专门化、组织化、制度化与职业化演进，离不开自上而下学科建置的引领与推动，整体布局、分工协作、资源整合、学术交流显得尤为重要，因而学术组织工作本应成为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并非纯粹的书斋学问，而具有相当明显的革命性与实践性品格，仅就学论学，不仅显得呆板，也往往会导致缺少历史感。因而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要向纵深开拓，有必要超越对史学著述作静态剖析的研究取径，而将史家之“学”和“行”结合起来探讨，以“见之于行事”。通过挖掘动态史实，还原史家著述的语境，阐发其“文外之意”；并更多地关注学术组织与学科建设的具体举措，钩稽学人的学术活动和相互关系，考察史学研究环境变迁、人才培养机制、学科建设与规划、重大学术工程等影响与制约学术的外部因素。在此基础上，由“行”观“学”，以“行”论“学”，就可以拓展史学史的研究视野，展现马克思主义史学丰富、复杂的具体面貌。而这一研究取径的前提，即在于史料的发掘与整理。

    《刘大年全集》对于研究1949年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建国初“十七年”史学，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研究者不仅可以从中发现史料为自己的研究所用，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日记、书信史料中，亦蕴含着颇为丰富的线索，如果善加开掘利用，还能从中生发出新的问题意识。例如日记中关于1958年11月赴全国各地参观考察的记载，包括在西北大学、陕西科学院哲学科学所、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武汉大学考察的记录，为研究“史学革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线索。有心者可以循此线索，再进一步挖掘相关资料，当可产生新的问题意识，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

    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重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长期主导中国史学界史学形态，其影响超越了史学，而及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其重要性自不待言。21世纪以来，史学思想趋于多元，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所淡漠，尤其对建国初期的“十七年”史学较为忽视，这无疑是有失偏颇的。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更客观中允的衡量与评价，是中国史学以更稳健的步伐迈向未来的必要前提。在这种学术语境与学术背景下，《刘大年全集》更突显出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概而言之，全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宝贵财富，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者进入其中深入采掘，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