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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皎兮”“月出皓兮”（《诗经· 陈风·月出》），早在近三千年前，一轮皎洁的皓月，就已成了先民们心目中美满、团圆的象征。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夜在古代又被称为“宵”，正月十五作为一年之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故被称之为“元宵”。元宵节最初只称“正月十五”“正月半”“月望”，隋以后称“元夕”“元夜”，唐初受道教影响又称“上元”，唐末才偶称“元宵”，自宋以后也称“灯夕”，清朝又别称“灯节”。唐代以后，元宵节成为一年之中特别热闹的节日，并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民俗活动，如赏花灯、吃元宵、猜灯谜、舞龙灯、舞狮子、踩高跷、划旱船、走百病等。多情善感的历代文人墨客此时总是浅吟低唱，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吟咏诗词。
帝宫三五戏春台
东华金阙万重开
元宵佳节之时，唐代京城“龙衔火树千重焰，鸡踏莲花万岁春。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张说《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皇帝每每“彩仗移双阙，琼筵会九宾”（孙逖《正月十五日夜应制》）。如唐中宗“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惟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郭利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味道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贞曰：‘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熳惟愁晓，周游不问家。更逢清管发，处处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胜常年，此夜风光最可怜。鳷鹊楼前新月满，凤凰台上宝灯燃’”（唐刘肃《大唐新语·聪敏》）。像唐文宗的“上元高会集群仙，心斋何事欲祈年。丹诚傥彻玉帝座，且共吾人庆大田”（《上元日二首》其一）；王维的“奉引迎三事，司仪列万方。愿将天地寿，同以献君王”（《奉和圣制十五夜然灯继以酺宴应制》）；杨炯的“万物睹真人，千秋逢圣政。祖宗玄泽远，文武休光盛”（《奉和上元酺宴应诏》）等，均为元宵君臣唱和的佳作。北宋宣和年间的一个元宵之夜，徽宗皇帝大宴群臣，左丞范致虚赋《满庭芳慢》上宋徽宗，歌颂太平盛世。徽宗和其韵以赐：“寰宇清夷，元宵游豫，为开临御端门。暖风摇曳，香气霭轻氛。十万钩陈灿锦，钧台外、罗绮缤纷。欢声里，烛龙衔耀……灵鳌，擎彩岫，冰轮远驾，初上祥云。照万宇嬉游，一视同仁。更起维垣大第，通宵宴、调燮良臣。从兹庆，都俞赓载，千岁乐昌辰。”（《满庭芳》）以夸张富丽文辞，描绘了宫廷内外元宵节日的盛况。元宵节与友朋“花边把酒”、诗酒唱和，也是文人的一大乐事。徐凝的《正月十五夜呈幕中诸公》以及陈去疾的“兰焰芳芬彻晓开，珠光新霭映人来”“此时月色同沾醉，何处游轮陌上回”（《元夕京城和欧阳衮》），均属此类之作。晚唐徐商镇襄阳，段成式、温庭皓、韦蟾皆其从事，各有上元唱和诗三篇，段成式的“风杪影凌乱，露轻光陆离。如霞散仙掌，似烧上峨嵋。道树千花发，扶桑九日移。因山成众像，不复藉蟠螭”（《观山灯献徐尚书三首》其一），节日的喜庆气氛跃然纸上。宋人丘崈在元宵节宴上即席而成的《如梦令·元宵席上口占》，“绮罗如绣”“华灯如昼”“连宵歌酒”，洋溢着元宵节的繁华与喜气。
千门开锁万灯明
万家灯火暖春风
正月十五作为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唐张祜《正月十五夜灯》）。“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宋王安石《上元戏呈贡父》），元夜良宵，月光如水，自古相传就有元宵佳节之夜“闹元宵”习俗。至隋朝，京城与地方州府上元灯火已开始兴起，诗人薛道衡即有“京洛重新年，复属月轮圆”“竟夕鱼负灯，彻夜龙衔烛”（《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元宵节里，唐帝京长安“千门开锁”，“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李商隐《正月十五闻京有灯恨不得观》）。月光、彩灯之下，“处处逢珠翠，家家听管弦。云车龙阙下，火树凤楼前”（顾况《上元夜忆长安》）。车马喧阗，歌声盈耳，“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崔液《上元夜六首》其一），家家户户，倾巢出动，“星移汉转月将微，露洒烟飘灯渐稀。犹喜路旁歌舞处，踌躇相顾不能归”（其六）。宋代的元宵节，官家放灯先要搭建一座高达数丈的棚架，披红挂绿，缀满琉璃灯、牛角灯、万眼罗、各色纱灯，远望似小山一般，名曰“鳌山”。于是“紫禁烟花一万重，鳌山宫阙倚晴空。玉皇端拱彤云上，人物嬉游陆海中”（向子諲《鹧鸪天》）。街头巷尾“龙凤烛、交光星汉。对咫尺鳌山开羽扇。会乐府两
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向晓色、都人未散。盈万井、山呼鳌抃”（柳永《倾杯乐》），元宵狂欢盛况空前。像欧阳修的“纤手染香罗，剪红莲满城开遍”（《蓦山溪》）；梅尧臣的“轣辘车声碾明月，参差莲焰竞红颜”（《上元从主人登尚书省东楼》）；曾巩的“金鞍驰骋属儿曹，夜半喧阗意气豪。明月满街流水远，华灯入望众星高”（《上元》）；辛弃疾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青玉案·元夕》）；张萧远的“十万人家火烛光，门门开处见红妆。歌钟喧夜更漏暗，罗绮满街尘土香”（《观灯》）；王同祖的“鼓吹喧喧月色新，天街灯火夜通晨”（《京城元夕》）等，歌咏的都是当时的元夕盛况。在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地区，京城的元宵佳节也是“六街三市遍，列鳌山、辉映楼台。竞追陪，簇香车宝马，驰骋多才。……玉浆琼液泛，结刀圭、不让樽罍。恣开怀。任鸾迎凤引，游宴蓬莱”（金王丹桂《瑶台第一层·元宵》）；“袨服华妆著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金元好问《京都元夕》）。明代的元宵节，是我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诏令从正月十一起百官放假十天，于是元宵节放灯、观灯等活动更加普遍，“火树嶙峋夜放花，一天星斗烂晴霞”“诸王辇过鼓频挝，赏心谁忍负年华”（明李濂《浣溪沙·汴州元夕》），真可谓“歌也千家，舞也千家”（明王磐《古蟾宫·元宵）》。清代元宵节期虽缩短为五天，但热闹的氛围依然。不仅紫禁城内在乾清宫设鳌山灯，而且灯市遍布京城，以东四牌楼、地安门最盛，街道上“百枝火树千金屧，宝马香尘不绝”（清董元恺《御街行》）。花灯上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通俗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或为剪纸，或为图画，都是时下百姓喜闻乐见的角色，为赏灯人平添了饶有趣味的谈资。因清代统治者兴起于冬季气候寒冷的东北，故而东北地区元宵节还有赏冰灯的习俗，成为灯节的一大亮点。
东风夜放花千树
娥儿雪柳黄金缕
元宵节最美的风景不只是千姿百态的花灯，更有那灯下花枝招展的各色美女。“今夜可怜春，河桥多丽人。宝马金为络，香车玉作轮”（唐陈嘉言《上元夜效小庾体》）。大约从隋唐时期起，每逢元宵，平日“宅”在深闺大院中的女子，通通被放了风，可以自由外出，甚至彻夜狂欢：“凤城连夜九门通，帝女皇妃出汉宫。千乘宝莲珠箔卷，万条银烛碧纱笼。歌声缓过青楼月，香霭潜来紫陌风。长乐晓钟归骑后，遗簪堕珥满街中”（唐袁不约《长安夜游》）。这时候“十万人家火烛光，门门开处见红妆”（唐张萧远《观灯》）；“东风夜放花千树”“宝马雕车香满路”，女子均是盛装打扮，“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尤其是“中州盛日，闺门多暇”“元宵佳节”“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李清照《永遇乐》）。柔柔的月色下，美女们“闹蛾雪柳添妆束，烛龙火树争驰逐”（朱淑真《忆秦娥》），衬托以五光十色的火树银花，令人心旌摇荡。南宋灯节从正月十三至正月二十，届时“都城放夜”“灯市光相射，桂华流瓦”“望千门如昼”“耿耿素娥欲下”“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嬉笑游冶，钿车罗帕”（周邦彦《解语花·上元》），仕女们夜夜佩结香囊，观赏花灯。对于当时女性节日里的头饰，朱熹的叔祖朱弁以传神之笔记录说：“都下元宵观游……妇女首饰，至此一新，髻鬓篸插，如蛾、蝉、蜂、蝶、雪柳、玉梅、灯球，袅袅满头，
其名件甚多，不知起何时，而词客未有及之者”（《曲洧旧闻·附录一·元宵词》）。明清时期虽然社会对女性的禁忌越发严密，但并不禁止女性们“闹蛾簇著冠儿转，斗大明珠戏玉龙。一重琉璃一重锦，荡摇不定风前影”（清袁绶《放灯词》），而是一如既往地参与“遥想千门灯火夜，笙歌十里尽衔杯”“碧天金镜忽飞来，处处红妆绣阁开”（明叶纨纨《元宵》）的元宵佳节盛会。
月色灯山满帝都
烛龙衔耀月轮明
“照耀浮辉明，飘飖落烬轻。枝多含树影，烟上带佩生。杂桂还如月，依柳更疑星”（南朝陈叔宝《宴光璧殿咏遥山灯诗》），南北朝时期元宵花灯已成规模。隋唐时期，张灯氛围更盛，诗人们留下了大量咏灯佳句。如王维的“游人多昼日，明月让灯光”（《奉和圣制十五夜燃灯酺宴应制》）；李商隐的“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马隘通衢”（《上元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等。宋太祖乾德五年（967），更以法律的形式把元宵闹花灯活动固定了下来，放灯也由原来的三夜增至五夜。“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宋王安石《上元戏呈贡父》）。商人们为追求商业利益，绞尽脑汁地推出了各式新型花灯，据南宋范成大的《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可知，当时花灯的品种有莲花灯、桥灯、犬灯、鹿灯、万眼灯、琉璃球灯、栀子灯、葡萄灯、月灯、小球灯、大衮灯、马骑灯、狱灯、水戏灯等十几种。花灯制作技术也更加精湛，以“苏、福为冠，新安晚出，精妙绝伦。……又为大屏，灌水转机，百物活动。……珠子灯，则以五色珠为网，下垂流苏，或为龙船、凤辇、楼台故事。羊皮灯，则镞镂精巧，五色妆染，如 影 戏之法。……若沙戏影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又有深闺巧娃，翦纸而成，尤为精妙”（宋周密《武林旧事·灯品》）。花灯中的“珍奇者”往往“数人醵买之，相与呼卢，采胜者得灯”。晁冲之的“鹤降诏飞，龙擎烛戏，端门万枝灯火。满城车马，对明月”（《上林春慢》）；辛弃疾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青玉案》）等诗句，都描绘出了两宋元夕灯彩的辉煌夺目。
“弹壁灯贴三面题，摩肩搭背来猜谜。本似前朝射覆事，文思机敏方解疑”（清佚名《猜灯谜》）。自南宋开始“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元宵佳节，帝城不夜。春宵赏灯之会，百戏杂陈。诗谜书于灯，映于烛，列于通衢，任人猜度”。时有别出心裁的“贵邸尝出新意，以细竹丝为之，加以彩饰，疏明可爱”。宋理宗赵昀非常喜欢这种新颖的谜语花灯，立即下诏“令制百盏……遂以黄草布翦镂，加之点染，与竹无异，凡两日，百盏已进御矣”（宋周密《武林旧事·灯品》）。各种花灯中，堪称巨无霸的便是“鳌山”，乃用千百盏彩灯扎结成山。楼上鳌山灯光灿烂，香烟馥郁；楼下百戏喧闹，乐舞欢乐。明代时“鳌山灯”会扎在午门楼上，臣民可以在午门外观看三日。时人刘邦彦有诗云“风扫烟花春烂漫，云沉星斗夜阑珊”“试看烧灯如白日，鳌山无影海漫漫”（《上元五夜观灯诗》）。明代最负盛名的花灯是宛平的米家灯，其法是“堆纱叠縠，作山水花鸟人物”，“百尺冰荷可喜。况满壁、尽张罗绮。剪縠为栏，堆纱作树，不数米家山水。隔屏人指。道人在、隔花屏里。金粟玉虫累累。光到处、辘轳齐起。鸡戴珠竿，龙衔火籥，总是数条红紫”（清毛奇龄《剔银灯·咏米家灯》）。清代的元宵花灯更为壮观，袁绶的“六街风软香尘细，鱼龙曼衍银蟾底。宝树琪花照眼明，赤城霞拥鳌山起”“花市花灯灿列星，暖
香熏透十分春。柳梢月上清新句，姓字依稀误淑贞。君不见广陵灯、秦淮月，此时光景尤奇绝。欲倩仙人幻彩桥，旧游重溯离心豁”（《放灯词》），为元宵花灯的真实写照。北京城内专门开了灯市，据说现在北京的灯市口大街，便是当年的灯市。
“桂兔韬光云叶重，烛龙衔耀月轮明”“更待今宵开霁后，九衢车马未妨行”（唐韩偓《元夜即席》）。至迟到唐朝，元宵闹花灯就已有了舞龙灯的节日活动。宋朝元宵舞龙灯之风更盛，人们“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晁冲之的“鹤降诏飞，龙擎烛戏，端门万枝灯火”（《上林春慢》）；朱淑真的“元宵三五”“闹蛾雪柳添妆束，烛龙火树争驰逐”（《忆秦娥》）；辛弃疾的“东风夜放花千树……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青玉案·元夕》），都反映了宋代元宵节舞龙灯的热闹场景。
桂花香馅裹胡桃
江米如珠井水淘
■陈虎 岳思聪
元宵又称“汤团”“沙团”“浮圆”“浮圆子”“乳糖圆子”“澄沙团子”等，作为正月十五特有的应节食品，在我国由来已久。唐朝元宵节的应节食品是面蚕，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所记唐人“每岁上元，都人造面蚕”的习俗到宋代仍有遗留。“面蚕”宋朝人称之为“蝌蚪粉”，但宋朝的应节食品更为丰富。吕原明的《岁时杂记》就提到：“京人以绿豆粉为科斗羹，煮糯为丸，糖为臛，谓之圆子盐豉。捻头杂肉煮汤，谓之盐豉汤，又如人日造蚕，皆上元节食也。”民间还流行元宵节吃浮元子的饮食习俗。范成大的《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中即有：“捻粉团栾意，熬稃腷膊声。”南宋时所谓的“乳糖圆子”，应该就是汤圆的前身。宋人周必大云：“今夕知何夕，团圆事事同。汤官寻旧味，灶婢诧新功。星灿乌云里，珠浮浊水中。岁时编杂咏，附此说家风。时节三吴重，匀圆万里同。溲浮虽有法，烹煮岂无功”（《元宵煮浮圆子前辈似未曾赋此坐间成四韵》）。这是最早描绘元宵（汤圆）的诗，从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元宵节的一轮明月、玲珑汤圆、思念亲人、渴望团圆的美好意境。唐宋时期还有一种称之为“糖飠追”的应节食品，又称“焦飠追”
“油飠追等。其制作方法是：“取油铛烂面等调停……银盒一枚，银篦子、银笊篱各一，候油煎熟，于盒中取飠追子豏，以手于烂面中团之，五指间各有面透出，以篦子刮却，便置飠追子于铛中，候熟，以笊篱漉出，以新汲水中良久，却投油铛中，三五沸取出，抛台盘上，旋转不定，以太圆故也。”（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34引《卢氏杂说》）其实这种油炸食品，早在南北朝时即已有之，唐代则成为北方人过元宵节时的主食。至明朝元宵这一称呼才被广泛接受，刘若愚的《酌中志》中就记载了当时元宵的制作方法：“用糯米细面，内用核桃仁、白糖、玫瑰为馅，洒水滚成，如核桃大，即江南所称汤圆也。”清朝康熙年间，御膳房特制的“八宝元宵”，是名闻朝野的美味。当时北京城内马思远制作的滴粉元宵远近闻名，符曾的“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见说马家滴粉好，试灯风里卖元宵”（《上元竹枝词》），歌咏的就是赫赫有名的马家元宵。
划出旱船忙打招
神泉高蹻南村来
“旱船遥似泛，水儡近如生”（宋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说的就是我国古代的民间舞蹈跑旱船。至迟在唐代就已经有了山车旱船，“唐玄宗在东洛，大酺于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内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楼观作乐，贵臣戚里，官设看楼。夜阑，即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娱之。”（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04引郑处诲《明皇杂录》）宋田况《儒林公议》记载：五代时前蜀皇帝王衍“侈荡无节，庭为山楼，以彩为之，作蓬莱山。画绿罗为水纹地衣，其间作水兽芰荷之类，作折红莲队。盛集锻者于山内鼓橐，以长籥引于地衣下，吹其水纹鼓荡，若波涛之起。复以杂彩为二舟，辘轳转动，自山门洞中出，载伎女二百二十人拨棹行舟，周游于地衣之上”。宋代山车旱船仍是闹元宵的重要活动，人们“夹道陆行，为竞渡之乐，谓之划旱船”。历史记载：宋太宗（雍熙元年十二月）丙申，“自丹凤楼至朱雀门张乐，迁四市货殖，五方士女大会，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为鱼龙曼延之戏”（《太宗皇帝实录》卷31）。“看残大烛
闹元宵，划出旱船忙打招。不放月华侵下界，烟竿火塔又星桥”（清顾禄《清嘉录·正月》引蔡云《吴歈》诗），划旱船更为正月十五的闹元宵增添了热闹气氛。
“一处飞槌一踏橇，锣声鼓韵走儿曹。无端士女如云集，也要丹青费笔描”（明徐渭《为杭人题画二首》）,说的就是当时杭州正月十五闹元宵踩高跷的盛况。踩高跷，早在战国时即已出现，《列子·说符》记载：“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见。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趋并驰，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后来不同时代称呼不同，汉魏六朝称为“跷技”，宋代叫“踏桥”“长趫”，周密《武林旧事》“元夕舞队有踏趫”即此。清代称为“高跷”“高蹻”。“正月十四坊市开，神泉高蹻南村来。锣鼓一声庙门出，观者如堵声如雷。双枝续足履平地，楚黄州人擅其技。般演亦与俳优同，名虽为灯白日至。其一老如姜太公，手持钓竿磻溪同。其一少如西施女，采莲端坐莲船中。其余髣髴台阁架，涂墨施朱吁可怕。金鍪银铠阔步来，恍若天上诸神下”（清李调元《观高蹻灯歌》）。表演者将双脚分别绑在木棍上，化装成各种人物，一人或多人来往逗舞，由唢呐伴奏，表演有趣的动作或故事。表演时有小旋风、花膀子、鹞子翻身、大劈叉等难险动作。
莫笑邦人狮子舞
一走能将百病消
狮子是张骞出使西域后和孔雀等一起传入华夏的，但狮舞的技艺则源自西凉的“假面戏”，最早以“花会”的形式出现于三国时期，在南北朝时开始流行。《旧唐书·音乐志二》记载：狮子舞，“太平乐，后周武帝时造，亦谓之五方师子舞。……缀毛为之，人居其中，像其俛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之状”。至唐代，狮舞已盛行于宫廷、军旅和民间。狮舞“戏有五方狮子，高丈余，各衣五色，每一狮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唐段安节《乐府杂录·龟兹部》）。“五方师子”即青、赤、黄、白、黑五色师子。官居太乐丞的大诗人王维于开元九年（721）之所以被贬，原因就在于他私自“为伶人舞黄师子”（《集异记》）。诗人白居易的《西凉伎》诗对狮子舞有生动描绘：“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师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明清时期，节日期间舞狮子更加盛行：“许多西漆与南油，水上灯棚映画楼。莫笑邦人狮子舞，也曾乐府咏《凉州》。”（清潘素心《龙泉元夕》）
“都城灯市春头盛，大家小家同节令。诸姨新妇及小姑，相约梳妆走百病”（明周用《走百病行》）。明代元宵节里，妇人们穿戴一新，“队而宵行”，除了游园、观灯、约会外，又多了“走百病”这样一项新内容和新意味。节日期间，京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俱不闭，任民往来，厂卫校尉巡守达旦”（明沈榜《宛署杂记·民风一》）。“八日至十八日，集东华门外，曰灯市。……妇女着白绫衫，队而宵行，谓无腰腿诸疾，曰‘走桥’。至城各门，手暗触钉，谓男子祥，曰‘摸钉儿’”（明刘侗《帝京景物略·春场》）。走桥之时女子三五相约，令一人手持香烛于前驱行人避让，遇桥则必相继而过，取渡厄之意，祈望免灾咎、祛百病。摸钉则要来到城门下，暗中举手摸城门钉，祈望女孩的心上人或家里的男丁平安吉祥。“走百病”大体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性线路及地标聚集点，即“桥”与“城墙”。“姐妹牵衣过小桥”“金吾不禁登城头”均为真实写照。人们见桥梁必过，遇城墙则登。“走百病”的距离、时间或长或短，以“走遍三桥灯已落”为限。明张宿的“白绫衫照月光殊，走过桥来百病无。再过前门钉触手，一行直得一年娱”（《走百病》）；明袁宏道的“花火每攒骑马客，蜡光先照走桥姬”（《十六夜和三弟》）；明佚名诗人的“姐妹元宵结伴游，金吾不禁登城头。走出深闺祛百病，胜到岳阳万丈楼”（《走百病上城头》），都是对这一风俗的高度概括。“元宵雪衬一灯红，走百病后摸门钉。但愿来年生贵子，不枉今番寒夜行”（清佚名《走百病摸门钉》），因此清代“走百病”声势更浩大，人们携手连臂，结伴成队出游，大街小巷人头攒动、熙来攘往，“城头游人如蚁，箫鼓管乐之声远近相间”（清甘熙《白下琐言》），她们“窄窄弓鞋步步娇，银花火树过元宵。出门不为寻亲友，一走能将百病消”（冯文洵《丙寅天津竹枝词》）。
（作者单位：陈虎，中华书局编审；岳思聪，山东教育出版社《新校园》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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