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升斋随笔》：荣新江先生的史学思想

    《三升斋随笔》这个书名来自于荣新江老师的斋号：“三升斋”语出《汉书·食货志》“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这是大学时候荣老师给自己取的斋号，意在以勤勉治学自我鞭策。“三升斋”命名时还只是八人间的北大本科生宿舍，现在则是指荣老师在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研究室。这间屋子空间不大，藏书却是汗牛充栋。三升斋藏书的独特性在于其专业性与稀见性，有关敦煌吐鲁番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书几乎都可以寻得，有的更是海内孤本。最底层的书柜里还有荣老师自行装订的海外学者的论文抽印本，大都写有荣老师的批注。可以说，三升斋中的资料奠定了荣老师学术大厦的基石。

    早先荣老师的藏书印就是“三升斋”——我2012年入北大跟随荣老师读书之后，从老师那里借来的一些书中即钤有此印。荣老师若无出差行程，几乎每日必到三升斋读书治学，堪称治学勤勉的楷模。荣老师也因此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目前已经出版了著作17部，主编著作50部，发表论文400余篇。《三升斋随笔》收了荣老师的17篇书评和11篇针对学术发展的会议发言稿或感言一类的随笔，分别归入“中外关系史”“西域史”“敦煌学”“吐鲁番学”“中古史”五个专题。这些文章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其中不乏对于具体学术问题的深度探讨，一些文章更能够反映荣老师对于相关学科发展的整体思考及其治史思想。

    一

    荣老师非常强调书评的重要性，认为写书评是研究生学术训练中的重要一环（参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第十二讲）。严格意义上的书评制度起源于西方，在荣老师的极力推动下，他曾经主编的《唐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都成为中古史书评发表的重要阵地。他也身体力行撰写过五六十篇书评，有的收入之前的论文集《鸣沙集》《辨伪与存真》《敦煌学新论》《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等书中，此次是将此前未收录的书评集中出版。

    荣新江老师强调写书评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只评有学术贡献的学术著作，因此其评介的著作多是能反映学界最新进展的优秀成果。如果从评介对象来分类的话，包括两类著作。一类是研究性的专著、论文集，例如张广达先生的《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韩森编《丝绸之路研究论文精选集》、赵丰《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刘迎胜《话说丝绸之路》、戴仁等编《西域——交流之地》、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岑仲勉著作集》、郑培凯主编《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一种是史料刊布与整理的著作，例如《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柏林藏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佛经文献》（第3卷）《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以及《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与《补编》等。

    写书评“往往要站在学术史的高度，从方法论上加以评述”（荣新江《才高四海，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例如荣老师给张广达先生的《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所写的书评，不仅仅是对张广达先生各篇文章的深度阐释，更是从学术史的高度总结张先生学术领域逐步扩展的过程：从研究六胡州的粟特胡人扩展到粟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再从粟特延伸到波斯，最后延伸到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书评最后提炼出张先生“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及“考据与义理相互为用”的史学思想。而在给张先生《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一书写的书评中，荣老师结合张先生早年的学术积累，重点介绍张先生早期的三篇成名作《碎叶城今地考》《唆里迷考》《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上），分析其利用材料与论证过程之关联性，以及这几篇文章对中国学界产生的巨大影响。之后阐述张先生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西域史、吐蕃史的几篇论文。最后指出张先生对“二重证据法”的继承和推进，认为张先生利用传世与出土的多语言材料，多重互证，构建西域史地的历史图景，这一研究路数“具有方法论上的典范意义”（第118页）。可以说这两篇书评是目前为止对张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治史思想的绝佳阐述。

    与西方学界交流密切、重视与国外同行的学术对话是荣老师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本书收录了两部英文论文集的书评。韩森主编的两卷本《丝绸之路研究论文精选集》收集了国际学界已经发表的关于丝路研究的29篇重要论文，其中包括荣老师的四篇文章。书评对该书每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做了详尽概括，并加以评论，涉及到相关的参考文献和编排、翻译和排版中的问题和不足。

    还有一类是针对文献整理与刊布的著作的评介。如对《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所作的评介，荣老师首先交待了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来源与刊布史，其后提示其中重要文献的研究价值。如对LM20_1454_11_07“康家一切经”题记的提示，发《“康家一切经”考》（《旅顺博物馆学苑》2016年）一文之先声。对有的条目则是进行了重新比定或缀合，如LM20_1507_1176《唐律》残片，荣老师进一步将其比定为《名例律》。对于LM20_1467_31_01《大智度论》尾题“西州司马麴仕悦供养”，荣老师则利用《新获吐鲁番文献》考订麴仕悦任职西州司马的时间。荣老师对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献的长期关注在这篇书评中得到充分体现，也为他目下与旅顺博物馆合作整理这批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埋下了伏笔。

    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外，荣老师很早就重视利用出土的碑志材料研治中古史。本书中收录了针对《新中国出土墓志》的《河南卷》和《陕西卷》所写的两篇书评。《新中国出土墓志》分省刊布解放后出土墓志的图版和录文，《河南卷》与《陕西卷》是最早出版的两部。在评介这两部书时，荣老师着重介绍这些墓志中有关隋唐史研究的史料的价值，如提示《河南卷》所收《唐裴识墓志》可以佐证张义潮收复凉州后与朝廷之关系（243页）；以《唐张三英墓志》论证“晚唐军阀对曲子音乐之喜好”（244页）。虽然寥寥数语，却能体现史家之卓识。荣老师最后也对墓志整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应当尽快地将已经发掘出来的墓葬资料整理成正式的考古报告……这必将全面推动中国古代史和考古学的研究。”（256页）可喜的是，近些年出版的汉唐墓葬发掘报告越来越多，这与包括荣老师在内的学术共同体的呼吁是分不开的。

    二

    本书还收录了荣老师发表的一些关于学科建设的文章或发言稿。这些文章的主旨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介绍自己所做的一些文献整理或丛书主编的工作及其价值。《西域发现的汉文文书及其价值》是2015年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册府千华——西域文献保护成果展”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实际上是对荣老师参与整理的国家图书馆藏和田出土文献的概要介绍。《从〈讲座敦煌〉到〈敦煌讲座〉》是代表编委会为《敦煌讲座》书系撰写的总序，点明本套丛书的的编撰缘起、内容与目标，反映了中国敦煌学界赶超日本、打造传世之作的决心和魄力。《〈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编撰感言》介绍了整理和研究新获吐鲁番文献的经验。这些文章虽然不如他的学术论文那样广为传诵，但可以反映出荣老师在组织集体项目时的努力。有的人文学者惯于单打独斗，对于集体性的研究避而远之。荣老师则正好相反，对于学术意义重大的集体项目，一向敢为人先。他善于联合学界同行进行合作研究，也非常重视利用集体项目培养学生，而他自己则不惮劳苦，对于组织的任何项目、主编的所有著作，都亲力亲为，严格把关，因此这一学术共同体不仅能产出大量足以传世的学术精品，也培养了许多学界的后起之秀，这在中国史学界是非常少见的。

    二是表彰特定学术机构、出版社或期刊在学术史上的贡献，并为其以后工作的开展提供建议。《加强西域地区的丝绸之路研究》是荣老师应约为《西域研究》百期特刊所写的文章，在回顾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未来应该将境外地区的考古与发掘作为以后考古工作努力的方向，对新疆出土文书进行全面的整理，重视多语言文献的译注与研究，在时段上则要补强伊斯兰时代丝绸之路历史的研究。《抓住时代机遇，推进敦煌研究》则是在《敦煌研究》主办的“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他指出敦煌研究存在“碎片化”研究的危险倾向，倡议《敦煌研究》发挥旗帜引领作用，发表大文章，并将涵盖领域扩展到与敦煌研究相关的丝绸之路研究。《从“手抄本”到彩版精装——中华书局与我的敦煌之旅》表彰了中华书局对敦煌研究的贡献，重温了“中华书局与学者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而在今天，这份友谊又续写出《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这样的华美篇章，实可称为中国出版史与学术史上的佳话。

    三是本书收录了作者几篇对敦煌吐鲁番学和中古史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的学术文章。《从“补史”到“重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是2015年发表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上的一篇重量级文章。文章开篇即指出文字史料中“原始史料”与“编纂史料”的区别。传统官方史书与僧人传记皆属于编纂史料，由于编纂者的“华夷”立场或宗教信仰而各有缺陷。而敦煌吐鲁番文献中虽然也存在典籍、墓志、发愿文一类的“编纂史料”，但留存下来的公私文书及杂写等则属于难能可贵的“原始史料”。长时间以来，历史学家“总体的思路是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来补正中原的制度史和唐朝的政治史”，“敦煌吐鲁番文书产生于地方社会和边疆地区，因此留存了比较多的包括下层、女性、少数族群的‘原始材料’，为我们今天研究社会史、女性史、边疆民族史、儿童史，以及环境史、疾病史等许多方面提供了鲜活的材料”（146页）。在吐鲁番墓葬出土文书的研究方面，荣老师举出李方对史玄政的研究、韩森对左憧熹的研究，即是以西州基层人物观察西州社会的例子。接下来，荣老师以吐鲁番阿斯塔纳506、509号张氏家族墓地所出文书对天山县张无价、张游鹤等人的社会关系、仕宦、从军、经商、宗教活动进行考证，勾勒出开元到大历年间西州天山县的地域社会图景。荣老师对张氏家族墓地文书的这一研究篇幅虽然不长，却是利用出土文书还原地方社会历史的绝佳案例，也为敦煌吐鲁番研究范式从“补史”到“重构”的转变做出了示范。

    关于敦煌学与吐鲁番学，荣老师有着独到的思考。对于发展百余年的敦煌学而言，荣老师在《新时代·新问题·新进展》一文中有集中论述。他指出“敦煌学应当与其他学科相互联系起来，不宜自己划定边界”，“开放的敦煌学才更符合今后的学术发展。敦煌学应汲取其他人文、社科科学的营养，利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开发新的课题”（135页）。“开放的敦煌学”可以说是荣氏敦煌学理论的最佳概括。在改革开放初期，季羡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更多地是呼吁中国学者要在心态上接受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与合作这一现实，荣老师正是在在这一理念下成长起来的国际性的敦煌学者。而如今荣老师提出的“开放的敦煌学”，则是在研究视角与研究理念上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将女性史、医疗史、书籍史、民族史、社会史、物质文化史等作为敦煌学新的增长点，“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136页）。

    在《期盼“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比翼齐飞》一文中，荣老师对吐鲁番研究的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吐鲁番文献既有出自佛教寺院图书馆遗址者，也有来自墓葬、城址、洞窟废墟者，因此出土文献与墓葬、城址、洞窟的关系，就是我们在研究文献时所特别要关注的问题了，其中墓葬出土的墓志、器物，城址或洞窟遗址的建筑布局和壁画、雕像等遗存，都是我们需要同时关照的资料”（211页）。荣老师自己关于吐鲁番、于阗、龟兹等的论文许多都是将文书与出土地的考古情况结合起来研究的典范。与传世文献注重版本、史源以及编纂者的立场不同，出土文献具有随机性与实用性，因此了解出土文献的物质特征及其与出土地的关系，还原其在历史场域中的功能，是理解出土文献性质与价值的不二法门。荣老师反复强调要对出土文献作出“超脱文书内容本身的解说”（123页），反映了荣老师为出土文献研究确立范式的努力。

    虽然荣老师最早是以研究于阗和敦煌蜚声学界，但他并未脱离主流中古史研究。他对于中古研究的思考体现于《漫谈隋唐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问题》一文中，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先熟悉基本、核心史料，熟悉制度框架与政治史的脉络，然后方能利用新材料，研求新问题。反过来说，无法利用新材料，一味固守旧史料，学术研究则无法“预流”。这是对陈寅恪先生《敦煌劫余录序》“预流”说的继承和发展。他指出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石刻碑志三大史料群正是隋唐史研究最主要的新史料。荣老师对于中古史研究的贡献正是为如何利用新史料研治中古史确立了典范，并开拓了中古史研究的新领域。概括言之，荣老师强调史料之间的相互发明，除了“二重证据法”强调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分野以外，他将出土史料又划分为编纂史料与原始史料，提倡汉语文献与胡语文献的相互质证、碑志与文书的相互观照、文本与图像的相互发明。这些方法在荣老师的系列学术文章之中有充分体现。还有一点值得指出，荣老师并未受到出土文献的地域性的掣肘而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局部研究，而是充分重视不同地域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不仅限于西北的敦煌与高昌、于阗与敦煌、河西与西域，而是将撒马尔罕至长安乃至奈良的整个丝绸之路或写本之路打通，因此在分析断简残篇之时，往往具有旁人所不具备的广阔视野。这也正是陈寅恪先生所强调的“通识”，不仅能够了解长时段中原王朝政治史的大势，也要具备中古时期俯瞰整个内陆欧亚世界的“天下视角”。

    无华夷之辨，无地域之限，无史料之别，无门户之见，以开放的心态运用各种材料，研求新问题，创造新知识，是《三升斋随笔》所反映的荣氏史学思想之精髓，也是从王国维、陈寅恪、向达、张广达到荣老师一脉传承的治史秘诀所在。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