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石窟题记》：龟兹学的重要收获

    一

    丝路北道依傍天山南麓。作为交通枢纽，古代龟兹以库车为中心，西汉时已形成重要的绿洲王国。它为东西方物质交流提供便利的同时，在文化传播方面亦贡献巨大。

    新疆石窟遗存以龟兹最为丰富。壁画年代主要在南北朝至唐这一段时间，石窟始凿时间可能更早。许多壁画带有鲜明的小乘说一切有部色彩；也有许多壁画源自汉地大乘，或杂糅不同的地区风格。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对龟兹石窟进行了发掘，相关研究此后展开已约百年。早期欧、日学者对石窟的考察带有掠夺性。大批文物运至海外，西方学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国人认识到龟兹考古的重要，研究工作也在略晚展开。龟兹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点。这使得龟兹学一度如敦煌学那样，闪耀出国际显学的光芒。然而，因种种原因，龟兹研究缺乏敦煌学那样持久的热度。它有时更像深邃的幽洞，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被责任、使命感或好奇心驱使，乐于一探究竟。

    龟兹没有留下自己的史书。对它的了解，除了参考汉地文献有限的记载，主要依赖考古。龟兹石窟也如莫高窟那样，遗存有题记和文书。不同在于，莫高窟的汉字遗存，提供了进入古代敦煌文明的快速通道。而面对龟兹石窟中的片言只语，如何“搞懂”它们，构成了龟兹研究的巨大障碍。

    从辨识字母开始，丰富单词表的同时，摸索语法规律，龟兹语（又称吐火罗B语）研究消耗了几代语文学家的精力。至1990年代部分壁画榜题被释读时，一本详实的题记清单才变得不再那么遥不可及。

    全面整理龟兹石窟题记，需要统筹多方面工作。石窟中榜题、壁书较少，漫题较多，需要细致地调查发现，且有计划地记录。一些题记伴随壁画，流散在世界各地，需要国际交流，完成资料收集和信息复原。早期吐火罗语研究问题较多，学界整体水平有待完善。题记抄写和释读还要面对来源复杂的其他文字和语言，如梵语、据史德语、大夏语、回鹘语等。这样从2010年新疆龟兹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三所研究机构确立合作开始，又复十年，《龟兹石窟题记》方得付梓。它是经年累月，许多人不懈努力的结果。

    二

    赵莉、荣新江主编《龟兹石窟题记》一函三册，分别为“题记报告篇”“图版篇”“研究论文篇”。

    第一册“题记报告篇”以石窟编号为序，依次记录克孜尔、库木吐喇、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玛扎伯哈、苏巴什、亦狭克沟石窟民族文字题记。编写体例明确区分了客观记录和主观分析。翻译为汉语的题记译文只占全册文本很少的篇幅，大量文字用来描写题记编号、位置、书写方式、字母转写和转录，以及对于转译的注释和说明。这些容易被读者匆匆跳过的文字和题记译文一起定义了此书作为考古报告兼工具用书的属性。

    亦狭克沟第1窟漫题“他从远方看（军队）这次开拔”生动呈现了石窟附近消失的古代交通。克孜尔尕哈第25窟涂垩“众沙门于[夏]安居之时，在此……”印证了山中石窟为龟兹比丘夏安居之地的推测。克孜尔尕哈第12窟漫题比对出《新唐书》中龟兹王“延田跌”的名字“In⁃dradewe”。克孜尔第222窟漫题“6年，周（朝）的三月，四月九日，以大将军莫苾为首的，冠有白[姓]的一群年轻人来到这个……地界，写其记”，反映了武周时期，白莫苾在龟兹摄政之历史。石窟还是那些石窟，一下子多了许多新材料。文字再现龟兹人的精神世界，这不同于汉地文献的他者叙事。

    第二册“图版篇”是第一册所录文本的彩版图录。资料照片标记了重要题记的位置。对于部分模糊的题记，也以描线、涂色等方式让字迹显现。照片中可见，许多题记处于逐渐消失的过程中。此书煞费苦心地记录和呈现，有效保存了这些信息。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方便读者看到可能在现场视而不见的内容，更在于将龟兹题记开放给其他语文学家。

    库木吐喇窟群区第23窟后室右侧壁绘制了一个双脚交叉站立的人物。在我看来，他双手抱臂的姿态延续了佛涅槃时，密迹金刚“悲不自胜”的图像表现。人物头顶榜题解读为“大鸠槃荼在看”。带给我惊喜的图片，还有森木塞姆第48窟主室前壁貌似龙王的护法者。榜题解读为“摩诃夜叉一切守护最胜（犹如）虎狮”。

    壁画研究者一定觉得不过瘾：图录排列出克孜尔第110窟六十幅佛传壁画的次序，却未刊印图像细节。新的榜题译文指出早期释读中存在问题。我们过去对部分图像的比定可能也要有所调整。该窟第46幅佛说法图一直主题不明，榜题现解读为“在此，佛陀对帝释天说法。与八万名天人一起，他获得了阶位”。据此，壁画内容或为“帝释窟说法”。该窟佛传壁画第55幅，榜题译作“在此，佛陀生病……”。已有学者提出壁画内容为“佛洗病比丘”。如果这一观点成立，能否借助图像推定相关词汇，留待以后讨论吧。

    三

    第三册“研究论文篇”，收入论文20篇，旨在展示不同学者基于石窟题记展开的工作。

    朱玉麒《清代西域文献中的龟兹石窟》考述清代文人对龟兹的记载和诗文。《西域闻见录》谈到龟兹城北大、小佛洞，内凿刻白衣大士像及汉楷轮回经。遥远边疆的汉字题刻为内地舆地文献和西域诗歌提供了素材。此文作为《龟兹石窟题记》第三卷论文集的首篇，当有接续古代西域文史的言外之意。

    第二篇论文是赵莉、台来提·乌布力的《新疆龟兹研究院藏吐火罗语文字资料研究概况》。是文回顾了石窟题记研究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990年代，以施密特对克孜尔第110窟题记，皮诺对库木吐喇第34窟题记的初步解读为代表；第二阶段在1998—2009年，伴随着龟兹石窟内容总录陆续出版，有关单位着手全面收集相关材料。第三阶段是2009年之后，以庆昭蓉、荻原裕敏对吐火罗语材料的研读为重点，在龟兹历史、民族、宗教、艺术等领域取得突破。

    君王世系是龟兹史学症结。除了中国史籍断断续续地提及，学界长期依赖吕德斯和皮诺的成果。庆昭蓉《龟兹石窟现存题记中的龟兹王》对龟兹王“白”姓、“金花王”名号等一系列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她根据龟兹语材料中的新情报，补录了几位龟兹王，重新整理了龟兹王世系。论文将克孜尔第211窟正壁尊像头顶题记解读为“应奉此（画）给龟兹君主-龟兹大王Antewa”，并进一步将壁画辨识为龟兹王肖像。如果没有题记解读，此画即便如是阐释，也不会被学界接受，不是吗？她的意见挑战了理解龟兹壁画的惯性思维。

    荻原裕敏《略论龟兹石窟现存古代期龟兹语题记》，从龟兹语的语言分期开始，讨论龟兹石窟现存16条古代期题记。这些带有4—5世纪语言特征的题记，集中在克孜尔后山区的第211窟和第213窟。理论上，可以根据题记的分期标定相应石窟的年代下限。但绝大多数龟兹石窟没有出现古代期龟兹语。作者推论，克孜尔石窟被定期维护。个别石窟因为某种原因，没有重新粉刷，早期题记才得以保留。

    本书收入荻原裕敏的论文还有《试论库木吐喇第50窟主室正壁佛龛千佛图像的程序》等。作者将《贤劫经》与库木吐喇第50窟正壁佛龛两侧的千佛佛名进行比对，推导出56幅过去佛的图像次序。他对克孜尔第58窟出土木板文书的释读，是笔者在本书第一册揣摩最久的部分。文书中将寺院大德称为“阿罗汉”，并提到“他们也有很多弟子们、菩萨们”。“菩萨们”在“弟子们”语词之后，与之并列。在我看来，“菩萨们”在此指代那些以布施功德发愿成佛的世俗供养人。这块木板文书再现了克孜尔中心柱窟的图像学内核——小乘佛教主导下，龟兹社会不同阶层的权力关系与互动。

    1990年代皮诺对库木吐喇窟群区第34窟题记的解读和分析，为龟兹学开启新窗。庆昭蓉进一步分析指出，榜题内容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密切相关。本书收录荻原裕敏《吐火罗语文献所见佛名系列》、霍旭初《库木吐喇第34窟图像榜题及相关问题研究》二文，更加具体地阐述了龟兹壁画中的过去佛系列与小乘根本说一切部的联系。

    本书再刊了龟兹石窟研究院完成的若干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分别是霍旭初《阿艾石窟题记考释》、彭杰、台来提·乌布力、殷弘承《关于库木吐喇第41、42和43窟的特点及其年代》、赵莉《克孜尔尕哈石窟综述》、台来提·乌布力《新疆库木吐喇石窟的题记、题刻和榜题》、吴丽红《库木吐喇第69窟调查简报》。

    霍旭初《阿艾石窟题记考释》一文原来发表于2004年，在《龟兹石窟题记》卷三中算奠基之作。其他诸文此后陆续见刊，在本书中又有修订。学界引用应注意以此替换旧文。克孜尔中心柱窟主室前壁半圆端的兜率天说法菩萨，早先释为“弥勒”，部分论文现在改称“释迦”。霍旭初等学者近年对小乘佛学的研读推动了这一转变。但坚持原来观点的学者也在近年补充了论证。显然无法在短期内达成共识。没有题记佐证，壁画研究很容易产生分歧。这个例子从相反的角度说明了《龟兹石窟题记》将对龟兹学产生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