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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2月10日 星期三

    对学术图书出版体例的一点建议

    刘笑敢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2月10日   06 版)

        成一村摄

        编者按:该文为学者刘笑敢对学术图书出版体例的建议,包括页码的标注、引文注释形式是随文夹注还是当页脚注、学术著作的索引等,以期引起争鸣。期望更多出版专家、学界人士就此问题讨论和赐稿。

        是哪一个“第1页”

        上世纪90年代我在新加坡教书的时候,曾给《哈佛亚洲学刊》(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投稿。审稿通过后,编辑寄来一个加工稿。我原稿中有一处是某书序言第X页,编辑随手将“序言”(in⁃troduction)删去。我向她申明不能删,因为不是正文的第X页。由此开始,我注意到中文书和英文书的编辑体例有一些不同。相较之下,对严肃的研究者来说,英文书的体例更精简、合理,更便于使用。从那时起我一直希望中文学术著作能够引进英文书的编辑原则和体例,更好地惠及学界和读者。二三十年过去,中国出版界的确有很大变化和进步,尤其在纸张、装帧方面。

        那个脚注中的“序言”一词是必须的。我引用的是一本中文书的序言,根据中文书的体例,我必须注明是序言的某页,否则读者会误以为是正文的某页。我知道在美国认真去查找一篇中文书序言的人会极少,但我不能有意留下这个误会的可能。编辑当然接受了我的解释。的确,中文书的重复页码比较多。比如我的第一本书(《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的第一版(1987)中,文库出版说明有1、2页,三个序有1-5页,前言有1-5页,内容提要1-7页,目录本身1-5页。在目录上找到张岱年先生的序在第1页,但有好几个第1页,要来回翻究竟是哪一个第1页。这大概是沿袭古书留下的传统。古书目录、缘起、某序、自序、凡例都各有一、二、三。这样,如果你不说明是哪个一、二、三,认真的读者就很难直接找到正确的页面。古人引述不严格,页码就不那么重要。现代学术标准比较较真,传统格式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

        哈佛的编辑为什么要我删掉“序言”一词呢?因为他们习惯于英文书的编辑体例,而英文书是不可能有重复页码的。以我的英文书ClassifyingtheZhuangziChap⁃ters(庄子各篇的分类)为例,从扉页、题词、内封、版权页到孟旦教授的序言共22页,用的是连续的罗马数字页码(包括暗码)。从正文开始到结尾的注释、英汉语词对照、书目、索引,都是连续的阿拉伯数字页码,全书两套页码,一清二楚,没有重复或混淆的可能,因此引用英文书时只引罗马数字或阿拉伯页码即可,如“p.v”就是正文前的第五页,“p.5”就是正文第五页,不说是哪一个“序言”也不会混淆。

        我觉得这个页码体例好,所以当国内出版社再版我的书时,我就和编辑讲明希望学英文书的习惯,用两套不同页码,就是正文前的内容用一二三……连排,正文开始到最后用1、2、3……排序。他们都欣然赞成。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的《诠释与定向》就很好,前后两套页码,没有重复。其他出版社的编辑也接受了我的建议,但最后结果还是有点复杂,还会有少量重复页码,或许是编辑和设计部门沟通不够。

        引文注释随文还是文末

        再说一下关于引文的注释问题。我的书是关于《庄子》考证的,需要大量引用古籍原文作对照,统计和分析。中文书中的常用古籍只说明书名、篇名即可。早期编辑一般也不重视引文出处的注释。孟旦(DonaldMunro)教授看了我的论文第一部分的英文简介,认为很重要,他推荐密西根大学翻译出版我的论文第一部分。编辑英文版时,出版社要我将所有的页码都标出来,我算了一下,那样一来,仅注释就要几十页,怎么可能呢?当然,我必须提供所有页码,否则引文的可靠性就打折扣了,过不了出版社的关。查出所有页码交给出版社后,我就很好奇,这要增加太多篇幅,他们会怎样处理呢?等接到校样,才发现自己是杞人忧天。他们用随文夹注,一部书只要一个注释说明该书的版本即可,正文中所有引用原文之处就随文加括弧标注书名缩写和页码,如《庄子》第23页就是(ZZ23),《韩非子》第289页就是(HF289),括弧中的字母用斜体,代表是书名,不是一般的字母。书名用斜体字是英文的惯例,中文无此需要。这样做既标明页码,又不多占篇幅,完全不需要机械的重复作注释。

        密西根大学为什么翻译出版我的书?当然是因为孟旦教授的推荐,而孟旦教授主张出版我的书是因为他读到了英文提要,而提供英文提要的是我不得不提的全如瑊先生。他问我论文写的什么,我就提到了我对《庄子》内外杂篇的考证。他一听就说这个很好,西方学者会有兴趣,你应该用英文写出来。我坦言英文水平不够,他说,我帮你啊。但他很忙,我也不好意思催他,直到我要坐飞机去美国的当天早上五六点钟,他骑着自行车赶了五六十里路从香山会场到我家来,满脸微笑着递给我那几页英文提要。以后我常年在海外游走,联系很少,前几年去拜访过他,他还是那么纯真、和善、满腹经纶,谈笑风生。他是我这一生中永远感激不尽的恩人之一。西方汉学界重视我的书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发现我的方法和英国的大汉学家葛瑞翰类似而不同,这是我事先完全不知道的意外。

        话说回来,有了出英文书、写英文稿的经历,我就特别注意中文书籍和杂志与英文出版物的不同。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注释引文出处的方法。我常看到中文学术杂志上研究中国某思想家的一篇文章,仅同一人、同一书就引用了数十次,一律出文末注,引同一本书的注释就几乎占了几十行,有时可以有整整一两页,太浪费、太繁琐,读者查起来也不方便。同一本书的脚注多或许与中国哲学研究的特殊性有关,因为中国哲学研究往往要就某一个作者的文本不断征引、分析、讨论。过去不重视注释,现在这样机械的注释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汤一介先生生前嘱托我编写《中国诠释学史》的道家卷,我感到没有把握在短时间内写好从古代到近代的每一课题,就邀请了二十几位各有专长的老中青学者一起写。当涉及引文注释形式时,我曾建议用英文书的随文夹注的格式,避免过多重复的脚注内容。合作的朋友很不同意,他担心交稿后,出版社会根据惯例要我们补出全部脚注,那返工的麻烦就大了。他的担心有道理,而且还要考虑到其他卷的作者是否愿意采用随文夹注的形式,于是我们还是采用通常的当页脚注。结果就出现同一页反复出现同样的作者名、书名、出版社名和年代的脚注,一个注释至少占一行,一页中同一作者、同一书名、同一出版者、同一年代的脚注有时要占几行甚至十几行,真正关键有用的就是作者和页码。这种体例实在太机械,是无谓的重复浪费。

        我最初建议采用文中夹注的方式,是因为国内已经有出版社采用了随文加注的方式。比如《哲学研究》对于引用书目,已经采用了随文夹注的形式,而且相对灵活,也允许括弧中“篇名+页码”的较灵活的注释形式,既一目了然,又节省篇幅。这显然是参考了国际通行的做法。这种随文夹注在英文中称作“au⁃thor-date”(作者-年代)的注释格式。需要注明页码的则直接加上数字,即“作者姓或全名+年代+加页码”,比如(Liu2009:69)。希望这种更直接简明的注释形式会被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和杂志社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有一本所谓的出版界的“圣经”,就是《芝加哥编辑手册》(TheChicagoManu⁃alofStyle)。这是英文出版界最常用的有关各种出版物的写作和编辑体例参考书。它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几位编辑辛苦编辑而成,出版以后不断修改完善,最新版已经包括了网络出版的内容。这本书的权威性来自于它内容的丰富、严谨、实用、灵活。有惯例,有建议,有说明,很令人信服。我希望中国的某个或某些出版机构也可以编一本这样的书。

        关于学术著作的索引

        英文书给我印象很深的另一点是学术著作的索引。索引对研究者非常有用,可以节约很多不必要的查找关键内容的劳作。八十年代我在北大时,研究社会学的许金声碰见我时跟我说,你应该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会,我们讨论马斯洛,他是研究道家的。当时实在没有精力涉及这个课题,但心中一直留有悬念:马斯洛是社会心理学家,他如何讲道家?为什么讲道家?根据什么讲道家?2001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恰好有心理学系的研究生来听我的课,我就请他作我的研究助理,研究一下马斯洛与道家的关系。关键就是看他在哪些书中讲到道家,依据什么讲道家。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他的书太多了,要查多久啊!没想到,全部书借到,英文书大多都有索引,一下子就摸清了原来他发明了道家式科学(TaoisticScience)的概念。别人问他为什么用“道家式”这个词,他说,他想不到更好的词来表达他的更加人文主义的科学的内容。他认为传统的科学都是控制性科学,事先就计划好研究目的、方法、步骤、意义,等等。比如研究黑猩猩,就把黑猩猩关在设计好的实验室里,控制饮食活动等,每天测量相关数据,希望能证实自己的理论假设。而马斯洛主张的是让研究对象自己说话,而不是研究者事先决定要什么结果。他的一个说法就是你要研究鸭子,就要让鸭子自己说话,而不是你告诉它应该怎么样。这用于社会心理学,特别是对于心理治疗来说是非常重要,非常合理的。这种人文主义是对研究对象的尊重,而这种尊重与老子的重视万物的自身发展是一致的,与老子的辅而不为的方法和原则也是一致的。

        有了索引,我很快就发现马斯洛讲的道家思想的基础就是1955年的一本英文《道德经》译本(LaoTsu,TheWayofLife,NewYork,1955),而他提出道家式科学,道家式老师,道家式父母,道家式情人的主要依据也与他理解的老子思想的基本精神相一致。如果没有索引,要找到这么确切的结果有如大海捞针。所以我说,索引对研究者是非常有用、非常重要的。可惜中文出版界不重视索引,有些中译本还会删去索引。

        我自己的书由我自己编索引,有时请研究生帮忙。但中文索引只是将重要的词语罗列出来,这还是比较机械、简单,不太有用。好的英文书的索引会在一个词条下再列出更具体的内容。比如,在康德名下,会有多个子项,如“罗尔斯与康德的密切关系”“康德的社会接触理论”“康德与建构理论”“康德论国际正义”,等等。如何在主词条下设定分词条是不容易的事。我在编索引时就感到有此困难。不解决这个困难,一本书的索引列出上百个庄子的人名或书名,对研究者来说帮助不大。按照英文书的索引方法,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列出庄子与老子,庄子与惠施,庄子谈命,庄子论道,儒家与庄子等子项。国内好像还没有这样的索引。有些出版社出中译本时还会将英文书的索引删掉,那就更不利于研究了。

        (本文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港中大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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