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选择

    《英雄山》在叙事意义上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对话与复调，是交响的，共鸣的，几乎是一问一答的对歌。

    不同于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高地》《八月桂花遍地开》，他的《英雄山》已经跨越了故事层面的叙事阶段，走向了灵魂与内心。由外在的讲故事向内心的沉静转变，恰恰是今天徐贵祥的小说创作的提升与进步。从“说事”的表层故事，发展到了“走心”的内转与回归。徐贵祥小说创作上的成熟与内转，也预示着当下军事文学创作升级的开启与阅读换代。

    《穿插》的讲故事者是八路军团长凌云峰的亡灵，《伏击》的叙事者是国民党敢死队队长楚大楚的亡灵。英雄业绩干出来了，而英雄却战死了，他们的故事就由他们的灵魂讲述出来。这在传统的军事文学创作中是罕见的。这种由外向内的探险是一次重要的根本性的转变。

    在西方，亡灵叙事不少见，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的《时间箭》、奥地利作家艾兴格尔的《镜子的故事》、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虹》等都是亡灵在叙事，我们还能列举一些。在中国作家的书写技术里，亡灵叙事并不具有普遍性，莫言的《生死疲劳》是用西门闹亡灵的各种形式折腾读者，裴指海的《亡灵的歌唱》采取亡灵的叙事视角追述一个军校学生死亡事件的，而徐贵祥的《英雄山》丰富完善了亡灵叙事的技术方法。

    不止写作技术，亡灵叙事使得故事由表层的事件进入到了灵魂追问。这对于以“讲故事”为本质特征的军事小说叙事观念来说，是一次了不起的飞跃与提高。好小说不是故事层面的，一定是形而上意义的。从追求“好故事”到追求“好思想”，从叙事的外部事件，走进人物的内心和灵魂世界，这是“好”的标准。从根本上来说，故事是有限的，故事的领域并不具有广阔天地。正如俄国叙事学家普罗普在他的《故事形态学》中发现的规律那样，故事只有31个功能，换句话说，看似丰富繁多的故事情节其实都有模式存在。作家所追求的叙事进步与创新，不是故事层次的，而是“话语”高度的，即，“怎么讲”恰恰是今天作家所关注的焦点。

    徐贵祥或有意或无意地在叙事手法上给文坛带来了令人惊喜的示范：他用亡灵讲述了《英雄山》的故事，这个书写观念与手法的进步，让我们看到了小说叙事的某种可能。叙事走向“内心”，把表层的事件引入到灵魂的战场，在情与意之间，在爱与恨之间，在对抗与和谐之间，徐贵祥找到了一剂灵丹妙药，将历史坚硬的表壳与现实柔软的内心沟通融化，游刃有余地穿行在历史与现实的丛林与溪流之间，使小说变得既轰轰烈烈又缠绵悱恻。走进历史的空间与时间，把故事的叙事体系与讲故事人的哲思与意图搅拌融合，化有形于无形之间，将小道坐化为通途。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当徐贵祥完成了这一次叙事探险之后，那种长出一口气的得意与张扬。

    《英雄山》的叙事突出表现的是一次自我灵魂的扣问与反观。这是一次特殊的“心”与“物”的化境过程。对话不仅指向外部，还指向内心，是内心与内心的坐忘。《穿插》中的凌云峰，《伏击》中的易水寒，他们在行动中不断地纠缠着一个无解的命题：我是谁？身份的混淆，命运的偶遇，死亡的忽降，不仅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语问题，更是灵魂自我追问的谜题。“我向哪里去”？又带来了另一个诘问，这个哲学意味更深厚的追索与对命运的讨伐，更是一次回归灵魂的深度窥探。

    《英雄山》的叙事从一次自我灵魂的问答走向了灵魂与灵魂的对话现场，更是走向了自我与他者的和鸣。两部长篇小说在叙事意义上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对话与复调，是交响的，共鸣的，几乎是一问一答的对歌。这样的对话与反诘有如飘浮于世间的两个巨人的庸常闲语。让人震动的是，这样看似随意信手拈来的复调叙事其实暗含着丰富多义的隐喻，我们可以从中品味出多种可能性。用两个灵魂在两部作品中一唱一和，形成了两条平行而又呼应的世界。而两个世界的映象在时间上是同时并置的，一面是凌云峰的灵魂，一边是楚大楚的亡灵，他们似乎都在讲述各自空间的记忆。可是，我们清楚的是，这两个空间叙事都是同一时间发生的，是这个错综复杂的共时并置的世界里同时孕育与制造的事件，具有结构性的对话特征，这使得《穿插》与《伏击》披上了复调的外衣。故事与对话没有一个统一的，最终区分出是非的结局，让所有的灵魂都从各自的自我角度发声和表达。这也是现代小说创作的一种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