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谈枕边书

主持：宋庄《中华读书报》（ 2021年02月03日 03 版）

您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是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之后才开始经典作品的阅读。在这之前，您的阅读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王彬彬：我不记得说过这种意思的话，这可能有些误会。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之前，当然也是读过一些经典作品的，不然怎么可能考进去。我是1986年以一个非中文专业出身的现役军人的身份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那时研究生招得比今天少得多，可不容易。前几年搬家，发现保存的一份复旦大学校报，是1992年7月份的，上面有那一年全校博士生毕业的报道，标题好像是“朱学勤等48人获博士学位”。48人的名字都列出了，当然也有我，还有郜元宝。那时候，复旦大学这样的学校，每年全校也就几十个人博士毕业。现在一个院系，每年送出去的博士也不止此数。当然，进入复旦大学之前，我的文学阅读是十分盲目和零乱的。我生长在安徽安庆的农村。基本上是在“文革”期间上完中小学的。那时候能读到的书真是少得可怜，而且基本上都是以“毒草”的名义在隐秘地流传。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读过的不多的几本书，都是破破烂烂的，甚至是没有封面的。破破烂烂，是因为被许多人读过。没有封面，则很可能是为了隐藏“毒草”的身份而被刻意撕掉的。这都是“十七年”时期问世的长篇小说，像《林海雪原》《战斗的青春》《红旗谱》之类。外国小说，则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时候，这些“毒草”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里面很少的爱情描写。记得在高中时，有个同学读完雪克的《战斗的青春》，在宿舍前面空地的石头上呆呆地坐了许久，沉浸在小说中几个人物的爱情故事里，一时出不来。那时候，浩然的作品，从《艳阳天》《金光大道》到《西沙儿女》，都很容易读到。

说到那个时期的阅读，不能不说到鲁迅。中学语文课本里，鲁迅的作品很多。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按鲁迅著作当年成集出版的方式，出版了一套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呐喊》呀，《热风》呀，《坟》呀，《野草》呀，一本一本地印行，白色的封面，绿色的书名，左上角是鲁迅头像。我们那时候虽然不可能得到整套书，但断断续续地还是读到过几本。这是我个人迷恋鲁迅的开始。这套书对我个人很重要。90年代以后，南京出现一些旧书店，这套书偶尔零星地出现，我见到了总觉得很亲切，也总是买下，所以同一种往往买了多本。但现在要把这套书配全也不容易，前些年在北京潘家园，以数百元买过全套。总之是，“文革”时期的读书情形，可以写一篇有趣的长文。

我1978年参加高考，被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录取。四年里，主要时间用在学外语上，学校对学习抓得很紧，要求十分严格，用于其他事情的时间就很有限。那几年，从学校图书馆借阅过鲁迅作品。1982年大学毕业，先是分配在大别山里，在大别山里呆了不到一年，就到了南京市。到了南京市，读书就容易了。单位很快搬到南京市，对于我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一直在大别山里，当然不可能到复旦大学读研究生。人类的历史进程也好，个人的生命历程也好，其实偶然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南京的单位紧邻“总统府”，办公室后窗外便是孙中山当年住过的小院。在这里呆了三年才到复旦大学。在南京，买书借书都很方便。单位在省图办了一个集体借书证，其实几乎就是我一个人用。那时经济条件比较好，更胡乱买了不少书。总之，那三年，胡乱买过、借过、读过不少书，其中当然有中外经典。至于读懂了多少，那另当别论。

能具体谈谈在复旦大学读研期间的阅读吗？既如饥似渴，是否也有所选择？您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最好的是哪一本？

王彬彬：那时候的文科研究生，时间可以说完全由自己支配。正因为时间可以自己支配，在复旦六年，确实是如饥似渴地读了很多书，当然也会有选择。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当然读书要受到专业的制约。至于说哪一本最好，就难以回答了。

导师潘旭澜有没有给您推荐书单？能否概括下他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王彬彬：潘先生对我们的教导，不是以那种板起面孔、一本正经的方式。那时候研究生比较少，读博士时，潘先生名下就我一人。我是经常在晚上往潘先生家跑。那年代学生没有电话，“大哥大”已经出现了，但决非学生使用之物，所以到潘先生家中，也不存在“预约”的问题，总是突然就敲响了家门。我无非是去找潘先生聊天，并无什么具体的事情。但只要我去了，潘先生无论在干什么，都停下手头的事情，与我谈起来，而且一谈便谈到深夜。现在想想，那时真是不懂事啊！在这样的漫谈中，潘先生当然会提到许多人，许多书。我觉得，这就是在推荐书。我在潘先生门下六年，受先生的影响应该是多方面的。最值得说的，应该是做人做事的认真精神。潘先生写文章、做学问态度是极其认真的，这种精神一开始就让我感佩不已。我并非说，我现在也很认真了。而是说，如果不受潘先生影响，会更不认真。

您的评论有见识，有锐气，敢说真话——这本是评论家应有的本色，却成为难得的品格。您觉得自己评论特色的形成，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

王彬彬：这样的评价实在是过奖，愧不敢当！我愿意把这种评价当作一种鼓励。

多年前，您曾经评价评论家与作家关系“很恶俗”，那么现在，您觉得这种关系有改善吗？您的发声，从来都无所顾忌吗？

王彬彬：没有什么改善吧。我从来就没有做到完全无所顾忌。年轻时顾忌少许多，现在则顾虑重重。我是越来越鄙视自己的。

2019年12月11日，您的《细读高晓声》获得首届东吴文学奖·文学评论奖。能否以《细读高晓声》为例，谈谈自己是如何“细读”的？您在这样的“细读”中收获了什么？

王彬彬：细读就是一字一句地品尝、玩味。玩味，应该是欣赏文学作品的基本态度，也是评价文学作品的前提。在细读中，我得到许多精微的艺术享受，这种享受常常是难以言说的。当然，在细读中，也往往看出一些名家名作的拙劣，也常常有难言的失望。我一向认为，只有经得起细读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只有经得起细读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

能谈谈您的阅读特点吗？比如要评论某位作家或某部作品，一般要进行怎样的阅读后才决定写作？选择作评的标准是什么？

王彬彬：如果说我的阅读有什么特点，那就是细读吧。读文学作品，一目十行是荒谬的。金宋时期的大文学家元遗山在论文诗里说：“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余味，百过良未足。”优秀的作品、杰出的作品，是作者一字一字地斟酌掂量着写出的，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欣赏者也必须一字一字地细细咀嚼、玩赏。至于评说的标准，首先就是语言的好坏吧。一部作品是否经得起细读，主要看语言是否具有充分的文学性。如果不堪细读，那就是语言不好，一般说来，我也就没有评说的兴趣。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您喜欢什么样的枕边书？

王彬彬：我的“枕边书”，一直是《世说新语》、唐诗宋词、《梦溪笔谈》《聊斋志异》《随园诗话》这样的作品。“枕边书”应该有高度的文学性、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同时又不太艰涩。

您喜欢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读书？

王彬彬：只要睡眠充足、头脑清醒、环境比较安静，任何时间地点都可读书。您最喜欢哪一类文学类型？

王彬彬：最喜欢语言特别好的文学作品。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王彬彬：不少过去读过的书，都常常想再读一遍，但往往做不到。但反复读过的书，还是有的，例如鲁迅的作品。还有，一些现当代文学名作，出于教学的需要是反复读过的。因为每讲一次，都争取重读一遍。

在您读过的作品中，有发现被严重忽视或低估的吗？

王彬彬：在对一些作品细读后，发现被严重高估的作品远比被严重忽视和低估的作品要多。一些十分著名、颇受好评的作品，其实是经不起细读的，细读之下，百孔千疮。

作为南京大学教授，您会为学生推荐书吗？如果有，是哪些？

王彬彬：我一直认为，一个学文学的学生，尤其是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生，应该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书。多读书，认真地读书，自然能够不断发现自己想读和该读的书，因为书与书，是在书中关连着的。如果一直不知自己应该读什么书，那就说明自己本不适合读书。

有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吗？如果有，您读这本书的时候多大，它改变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