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先生与清史纂修前的准备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4册《戴逸文集》，其中《清史编务》比较集中地汇集了戴逸先生关于清史纂修的各类文章，《学界记往》等篇目中记录了戴逸先生学术交往与学术思想。读后，思绪万千。在这里，我想就清史编纂前的学术准备谈谈对戴逸学术思想的认识。

    从时间上划分：1966年以前，戴逸先生曾多次参与了国家清史编纂的准备工作；1972年，戴逸等清史专家被调入北京师范大学，成为清史研究小组成员；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小组回到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戴逸先生以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作为清史纂修基地，开展各种类型的科研项目和各个层次的人才培养，为清史纂修作前期准备。总的来说，1978—1998年为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准备时期；1998—2000年是学术成果集中出版时期；2000—2002年是呼吁国家修史，为清史纂修进行学术准备，清史编纂方案论证时期。2002年8月，中央正式批准清史纂修方案，12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2003年1月李岚清副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清史编纂启动会议。2003年至今，是清史编纂时期。

    从清史纂修的学术准备工作来看，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肩负重要责任，主要目标是，在戴逸、李文海的领导组织之下，始终以纂修大型清史为己任，从纂修大型清史的长远目标着眼，贯注心力于前期各项准备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展清史学术研究，20年间，清史所教师发表数千篇（部）关于清史研究的各种学术著作和文章，出版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如12卷600余万字的《清史编年》、多卷本《清代人物传稿》、22册268卷700万字《清通鉴》、9卷本《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这些成果大多于1998—2000年出版；二是清史编纂的人才准备，清史研究所1978—2002年招生培养225名硕士博士，加上国内外各类访学进修生，合计350余人。这些专攻清史的学子们大都参加了清史编纂的工作。

    1999年教育部准备在全国成立若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清史研究所被列为首选基地之一，6月份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基地研究目标时，戴逸先生提出应该成立“大型清史研究和编纂”基地，之后，戴逸先生又建议，成立研究基地应由向教育部申报转变为向国家申报。

    2000年12月23日戴逸在访谈中说：“现在向中央提出修清史的建议，还是比较合适的。这是一个宏大的文化工程，现在中央注意经济问题，当然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不放，文化建设也不能放松，文化建设是多方面的。电影、戏剧这些是文化建设，修史也是文化建设，而且是长远的工程，长期的工程，不是三天两天能完成的，必须要有连续的工作班子。或是成立清史馆，或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要有一定的经费，要有一定的编制和规划，希望领导能够考虑。”

    戴逸先生的想法得到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的支持。2001年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清史编纂座谈会，会前戴逸先生专门给季羡林先生送呈邀请函，信中写道：“有清一代，史事繁复，勒成信史，殊为艰巨”（《学界记往》第229页）。4月5日人民大学召开清史编纂座谈会，会上季羡林、任继愈、王忍之、王钟翰、蔡美彪、龚书铎、马大正、朱诚如、王晓秋、郭成康、邹爱莲等学者发言支持国家修史。任继愈说：“这个工作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前期工程做得很多、很好，《清通鉴》就是很成功的著作，也是我们前期工作的一部分。《清代人物传记》也做了很多。把这个算进去，我们的开工不是从今天开始，早已经做了很多。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4月6日，戴逸、李文海、季羡林、任继愈、龚书铎、马大正、朱诚如、郭成康、王晓秋、邹爱莲等十三位学者联合签名，向国家提出“关于纂修大型清史的建议”。

    2001年7月，国务院召集部分部委开论证会，研讨启动清史纂修的必要性，可行性，会议上戴逸先生就四个问题进行报告：1.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注纂修清史；2.历史修史的传统；3.现在修史的条件和时机，大环境、国家财政、学术准备、盛世修史与文化标志、全国一流专家参加修史、修清史与台湾问题；4.修史机构等问题。论证会上，大多数部委提议由戴逸担任项目总主持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金冲及先生说：“戴逸讲话声音洪亮、思维敏捷、精神矍铄、身体不错，应该胜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也说：“纂修清史要有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是无可替代的，75岁是没有问题的。”

    2001年8月，戴逸、李文海发表《一代盛世旷世巨典》一文，阐述编纂大型清史的意义。2002年3月李文海和王晓秋分别在全国人代会和政协委员会议上提出“启动纂修清史”的提案。2001年9月—2002年7月，按照国家指示，中国人民大学六次修改“清史纂修工作方案”，并向上级主管部门详细汇报编纂体例、编纂篇目、编纂机构、编纂经费、编纂人员等具体实施办法。

    2002年8月，中央正式批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成立14个部委组成的清史纂修领导小组。2003年1月，李岚清在启动会议上讲话：“我们相信，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启动的《清史》纂修工程，必将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国家启动清史纂修工程，戴逸说：“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综上所述，戴逸先生为清史编纂工程的启动，奔走呼吁，整整四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套《戴逸文集》准确记述了戴逸先生为纂修清史所作的学术准备，具有重要学术史料价值。

    （作者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此文为其2020年底在“《戴逸文集》发布会暨戴逸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上的致辞，发表前经过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