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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2月03日 星期三

    一本书的“我们仨”:《沁源1942》编辑故事

    李慧平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2月03日   06 版)

        左起:作家蒋殊、图书项目总监李慧平、策划人陈彦玲

        遇“书”

        2020年9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作为出版社的编辑,关注类似重大事件,做好主题出版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2020年3月16日接策划人陈彦玲的电话,告知作家蒋殊完成了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沁源1942》。沁源围困战是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优秀战例,反映沁源围困战的《沁源1942》可以说是生逢其时。

        《沁源1942》从1942年秋说起,日军妄图在太岳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沁源县建立华北“山岳剿共实验区”,并展开烧杀抢掠。面对屠杀,沁源人没有屈服,军民配合,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罕见的大转移,将一座无粮、无柴、无水的空城留给日军。之后,游击、地雷、树树哨齐上阵,老人、妇女、儿童齐出动,奋起反击,与侵占家园的敌人展开两年半的殊死搏斗,将日军赶出沁源城。这就是发生在山西著名的“沁源围困战”中的故事。1944年1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毛泽东更是大赞:“沁源人,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英雄需要记载,精神需要传承。这本书所写的每一个人,都代表了沁源的形象;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太岳精神。叠加在一起,就是中国精神,浩然之气长存。

        近30年的编辑和出版经验告诉我:这是本好书!

        基于对作家蒋殊作品的了解,更基于选题内容,汇报社长并得到支持后,我第一时间签下了合同。看似是“火速合同”,其实不然,这个决定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背后,是对出版的责任与担当、对蒋殊的了解与信任、对陈彦玲提出选题方向与自己对书稿的第一判定与认可的综合决断。

        签下合同,便“火速”组建了项目组。我任项目总监,陈彦玲任特约出版策划,吴迪任责任编辑。

        不停在“改”的作家

        蒋殊,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冶金作协副主席,现为影像文化期刊《映像》杂志执行主编,迄今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等国内报刊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

        蒋殊的纪实文学作品《重回1937》曾入选2019年全国农家书屋。这本书以八路军总部山西武乡幸存的抗战老兵为书写对象,蒋殊怀着敬畏与感动记录下老兵们的心灵回望,对党的忠诚和热爱使他们跻身于共和国最闪光的历史中。其纪实散文集《再回1949——那时的少年,那时的梦》是24位在1949年的时代风云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的回忆和记录。“那时的少年”,如今是工人、农民、教师、医生、知识分子、画家、曲艺家、歌唱家、作家等,他们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命运,共同呈现着1949年难忘的历史。从24份记忆勾画出的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全景速写图中,喷薄而出朝气蓬勃、积极向上,温暖、力量、责任与担当,这不可磨灭的力量背后是每一位少年对祖国深沉的爱,他们从中汲取养分,并为“那时的梦”奉献一生。

        《重回1937》《再回1949》这两部图书都是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出版后得到了各界的肯定。有此基础,写《沁源1942》对于蒋殊来说当驾轻就熟。再加上蒋殊的勤奋认真、信守承诺,交稿过程很顺利。同时,她又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人。交稿后,她又发微信给我:“沁源又发现一些新线索,我还要加一些文字,也要修改一些文字。”从此,直到《沁源1942》召开新书首发式的半年时间里,她改动不断,不出版,就一直改。

        “我还有不少改动的。那天说加一篇,后来发现有两篇当中都有涉及,重写还得改这两篇,所以把几篇都修改了一下,包括序和后记。”蒋殊的“改”,我深知是对自己要求不断,所以我“任由”她改(当然也给出了时间节点)。但责编吴迪“叫苦不迭”,跟我急了,三校后定稿了,作者又改,不是一点半点,是全面开花地改。

        我从进度着想,同蒋殊商量要定稿了,她信誓旦旦说不改了,转身又同我小心翼翼地商量,还是改了吧,改了更好。关键是,我也觉得改了好,只好一改再改。

        就这样,作者改了一遍又一遍,模拟书就出了十几本。

        最终成就了呈献给广大读者的《沁源1942》,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献上山西出版人的一份厚礼。

        一本书是一个系统工程

        与此同时,陈彦玲也在考虑整体策划,开本、用料、封面,筹划开首发式、研讨会等工作。

        陈彦玲是出版策划人、长江文艺出版社首席编辑。她策划编辑的图书,曾荣获三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国家出版基金、国务院翻译资助、“中国好书”等荣誉。

        陈彦玲还有一个身份,是我的发小儿兼闺蜜,更是出版路上的亲密同行。我们俩,即便是闲聊,也会3分钟不到就直奔出版,选题、书稿、作家、市场等等都能成为我们聊天的主话题。

        我俩小时候南北对楼而居,楼距很近,相互在家就能看到。她父亲是山西经济出版社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社长。陈社长曾经也是一名编辑,常常改稿到深夜。他说,他总能看到我们家有一个窗口亮着灯到深夜(其时我痴迷于阅读,每晚看书到很晚),他后来得知是我后,跟编辑同行的我父亲戏称我是个“不睡觉的姑娘”。再后来,陈社长组建山西经济出版社,我大学毕业后想子承父业做编辑,申请加入,他说,是那个“不睡觉的姑娘”吧?于是,在陈社长的引领下,嗜书如命的我如愿以偿踏着父亲的足迹走上了编辑岗位。

        2012年,陈社长病逝,离开了我们,但我和彦玲因志同道合“黏”在一起了。

        一本书,是一个项目,更是一项系统工程!

        封面,出了一个又一个方案,征求了几十个人的意见。但最终版,源于陈彦玲最初的设计。

        听蒋殊说,书稿完成后,陈彦玲陪她到沁源补拍照片,同时彦玲也想征求沁源当地对封面设计的意见。谈话中,沁源县县委书记金所军多次提到抗战年代《解放日报》对沁源的报道。当聊天结束吃饭时,陈彦玲已经将《沁源1942》的封面初稿设计图拿了出来。用蒋殊绘声绘色的话说就是,“她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拍下一张当年的《解放日报》,然后手机上三下两下就自己做出来一个封面初样。”蒋殊满意,沁源方面也满意。

        查微信记录,3月28日晚8点44分,她发给我初稿,然后我俩就封面细节,诸如突出亮点、真假腰封、字号大小、颜色搭配、中英文字等,讨论到9点半,暂时告一段落。

        陈彦玲就这样给《沁源1942》的封面定了调。再后来,彦玲又着手起草了大红腰封上的宣传语:沁源,一个凸显山西精神的地方,一个抗日英雄辈出的地方,沁源的绿色,积聚梦想,沁源的红色,涌动力量。之后,便是团队一次又一次对封面精益求精的修改。

        最终确定:封面,以1944年1月17日发表头版社论《向沁源军民致敬》的《解放日报》作底,烘托出庄重的大红书名;1942,以割裂状处理,表现其不同寻常。

        印好模拟书后,我们仍然继续听取了各方不同的意见和建议。改,已经成了理所应当的常态;好,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一本书的“我们仨”

        再说我,做了快30年的编辑,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不到著作等身、也要“编书等身”,如今早已实现,所编的图书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国家出版基金、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等荣誉。但做编辑我怎么也做不腻,即便走上行政岗位,仍然对做编辑乐此不疲。看到好的选题,就直往前冲。

        做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同样生发了“编辑”的乐趣。

        白天面对的杂事太多,晚上静下心来看稿。看到不理解处,想问蒋殊。其时,已近12点,心想这么晚了,她也该休息了,打扰不好。但我有问题不解决也很纠结,于是发微信,没想到秒回,她耐心地一一回复我的疑问。

        “红崖占,还是红崖栈?稿子中两个都有。”

        “先改成栈吧,随后再核实一下,资料里也是不一样的。”

        “拢该?”

        “改成‘笼络’吧。”

        “破不残,这个残字对吗?”

        “破不残,应该是一句方言,我理解就是破烂残缺的意思,之后我再问问当地人。”后来,我又问了山西省社科院语言所原所长吴建生,她回复,这个字没有本字,有的地方用“产”,也有人用“惨”,都是同音字代替,可能比“残”要好一些。用“残”容易引起意思上的关联,应该用一个不表义的字。做方言研究的,碰到这类问题,常常是只记音,不写汉字。然后,我也就标注了拼音。

        ……

        静谧的夜里,我与蒋殊你来我往,聊得那叫个热闹。

        终于接近尾声,我说:“好,接下来,一是加上补充的内容,二是图片加上说明,三是作者简介要加上原名。您辛苦了!”

        “好的。您看过整个作品什么感觉?有没有补充的建议?”

        “总体来说,挺好。生动地表述了一个个抗战故事,由点成线再成面,文笔干净利落,细腻贴切,主题突出。建议强化在几个关键节点党的力量,一是入山动员,二是出山斗争,三是为什么沁源不出汉奸,最好是有思想的深度挖掘。”

        “好,我尽量增加这些内容。您提得对。”

        来来往往之间,我不由感慨,蒋殊真是个好作者!非常配合编辑工作。

        在这本书的合作过程中,我深深觉得,能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是很幸福的,我,乐在其中。

        出版一本书,有时候很容易;但是出好一本书,却需要一个团队,一个有激情、有干劲、有想法、能互通的团队。

        就是这样的我们仨,在沟通、修改中度过快乐的半年。这期间,蒋殊、陈彦玲和我,不是聚集在蒋殊的刚刚搬家还未整理的办公室,就是在除了我们空无一人的周末休息日的我的办公室,当然,我们仨偶尔也会找“泛着书香、飘着茶香”的地方,无论哪里,话题从来都是《沁源1942》。

        周日加班到天黑时,蒋殊说,“最愉悦的事就是遇到步调一致的同行者”。我俩瞬间举双手赞成。

        作家蒋殊,总是津津乐道于采访沁源百姓的故事,她对于追寻挖掘文化脉络的虔诚与执着令我感动;

        策划人陈彦玲,总是奇思妙想地生发各种出版的想象与可能,她提出了“行走的首发式”这一创意,她对于提升图书张力的努力与探索令我惊叹;

        我,作为一名醉心于编辑业务、挚爱着出版的文字工作者,愿意在未来的路上与她们或者像她们一样更多的人相伴,愿意为喜爱的书付出全部努力。

        书出版后,准备开首发式和座谈会。相关的文案改了一次又一次,夜幕中回家,让我们兴奋又感慨。兴奋这件事越来越接近完美,感慨做事不易,不停地修改真是出版人的本色。所谓的定稿,大概就是时间逼到最后一刻。

        9月12日,我们“团队仨”带着团队,在沁源县举行了全国首场别开生面的“行走的新书首发式”。紧接着,我们又于9月13日举行了座谈会。由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山西文学院院长张卫平主持会议,有近50位专家与会。

        大家从不同的侧面对本书作了解读,均给本书以很高的评价,诸如写作视角的独特、对历史的精微探索、抗战精神的记忆与传承、家国情怀的浓烈、写作内容的人民观、写作风格的突破、文学写作的社会意义等。

        在举行完《沁源1942》首发式和座谈会后,晚上,我们仍然兴奋不已,微信中聊得热火朝天。

        高洪波先生赞道:“晋地三姐妹,无眠当不睡,走过沁源后,不饮亦可醉。”我们仨对高主席由衷佩服:不愧是诗人,出口就成章。

        缘分这种命中注定遇合的机会,总是源于彼此拥有共同的特质。我们仨,都是那种面对生活迟钝淡泊,面对工作满怀激情,充满感恩、积极努力、勤奋吃苦的人。

        “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台戏,我们唱完了,未来,还有很多的戏等着我们去唱。

        (本文作者为山西经济出版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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