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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书”
2020年9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作为出版社的编辑，关注类似重大事件，做好主题出版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2020年3月16日接策划人陈彦玲的电话，告知作家蒋殊完成了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沁源1942》。沁源围困战是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优秀战例，反映沁源围困战的《沁源1942》可以说是生逢其时。
《沁源1942》从1942年秋说起，日军妄图在太岳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沁源县建立华北“山岳剿共实验区”，并展开烧杀抢掠。面对屠杀，沁源人没有屈服，军民配合，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罕见的大转移，将一座无粮、无柴、无水的空城留给日军。之后，游击、地雷、树树哨齐上阵，老人、妇女、儿童齐出动，奋起反击，与侵占家园的敌人展开两年半的殊死搏斗，将日军赶出沁源城。这就是发生在山西著名的“沁源围困战”中的故事。1944年1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毛泽东更是大赞：“沁源人，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英雄需要记载，精神需要传承。这本书所写的每一个人，都代表了沁源的形象；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太岳精神。叠加在一起，就是中国精神，浩然之气长存。
近30年的编辑和出版经验告诉我：这是本好书！
基于对作家蒋殊作品的了解，更基于选题内容，汇报社长并得到支持后，我第一时间签下了合同。看似是“火速合同”，其实不然，这个决定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背后，是对出版的责任与担当、对蒋殊的了解与信任、对陈彦玲提出选题方向与自己对书稿的第一判定与认可的综合决断。
签下合同，便“火速”组建了项目组。我任项目总监，陈彦玲任特约出版策划，吴迪任责任编辑。
不停在“改”的作家
蒋殊，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冶金作协副主席，现为影像文化期刊《映像》杂志执行主编，迄今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等国内报刊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
蒋殊的纪实文学作品《重回1937》曾入选2019年全国农家书屋。这本书以八路军总部山西武乡幸存的抗战老兵为书写对象，蒋殊怀着敬畏与感动记录下老兵们的心灵回望，对党的忠诚和热爱使他们跻身于共和国最闪光的历史中。其纪实散文集《再回1949——那时的少年，那时的梦》是24位在1949年的时代风云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的回忆和记录。“那时的少年”，如今是工人、农民、教师、医生、知识分子、画家、曲艺家、歌唱家、作家等，他们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命运，共同呈现着1949年难忘的历史。从24份记忆勾画出的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全景速写图中，喷薄而出朝气蓬勃、积极向上，温暖、力量、责任与担当，这不可磨灭的力量背后是每一位少年对祖国深沉的爱，他们从中汲取养分，并为“那时的梦”奉献一生。
《重回1937》《再回1949》这两部图书都是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出版后得到了各界的肯定。有此基础，写《沁源1942》对于蒋殊来说当驾轻就熟。再加上蒋殊的勤奋认真、信守承诺，交稿过程很顺利。同时，她又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人。交稿后，她又发微信给我：“沁源又发现一些新线索，我还要加一些文字，也要修改一些文字。”从此，直到《沁源1942》召开新书首发式的半年时间里，她改动不断，不出版，就一直改。
“我还有不少改动的。那天说加一篇，后来发现有两篇当中都有涉及，重写还得改这两篇，所以把几篇都修改了一下，包括序和后记。”蒋殊的“改”，我深知是对自己要求不断，所以我“任由”她改（当然也给出了时间节点）。但责编吴迪“叫苦不迭”，跟我急了，三校后定稿了，作者又改，不是一点半点，是全面开花地改。
我从进度着想，同蒋殊商量要定稿了，她信誓旦旦说不改了，转身又同我小心翼翼地商量，还是改了吧，改了更好。关键是，我也觉得改了好，只好一改再改。
就这样，作者改了一遍又一遍，模拟书就出了十几本。
最终成就了呈献给广大读者的《沁源1942》，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献上山西出版人的一份厚礼。
一本书是一个系统工程
与此同时，陈彦玲也在考虑整体策划，开本、用料、封面，筹划开首发式、研讨会等工作。
陈彦玲是出版策划人、长江文艺出版社首席编辑。她策划编辑的图书，曾荣获三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国家出版基金、国务院翻译资助、“中国好书”等荣誉。
陈彦玲还有一个身份，是我的发小儿兼闺蜜，更是出版路上的亲密同行。我们俩，即便是闲聊，也会3分钟不到就直奔出版，选题、书稿、作家、市场等等都能成为我们聊天的主话题。
我俩小时候南北对楼而居，楼距很近，相互在家就能看到。她父亲是山西经济出版社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社长。陈社长曾经也是一名编辑，常常改稿到深夜。他说，他总能看到我们家有一个窗口亮着灯到深夜（其时我痴迷于阅读，每晚看书到很晚），他后来得知是我后，跟编辑同行的我父亲戏称我是个“不睡觉的姑娘”。再后来，陈社长组建山西经济出版社，我大学毕业后想子承父业做编辑，申请加入，他说，是那个“不睡觉的姑娘”吧？于是，在陈社长的引领下，嗜书如命的我如愿以偿踏着父亲的足迹走上了编辑岗位。
2012年，陈社长病逝，离开了我们，但我和彦玲因志同道合“黏”在一起了。
一本书，是一个项目，更是一项系统工程！
封面，出了一个又一个方案，征求了几十个人的意见。但最终版，源于陈彦玲最初的设计。
听蒋殊说，书稿完成后，陈彦玲陪她到沁源补拍照片，同时彦玲也想征求沁源当地对封面设计的意见。谈话中，沁源县县委书记金所军多次提到抗战年代《解放日报》对沁源的报道。当聊天结束吃饭时，陈彦玲已经将《沁源1942》的封面初稿设计图拿了出来。用蒋殊绘声绘色的话说就是，“她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拍下一张当年的《解放日报》，然后手机上三下两下就自己做出来一个封面初样。”蒋殊满意，沁源方面也满意。
查微信记录，3月28日晚8点44分，她发给我初稿，然后我俩就封面细节，诸如突出亮点、真假腰封、字号大小、颜色搭配、中英文字等，讨论到9点半，暂时告一段落。
陈彦玲就这样给《沁源1942》的封面定了调。再后来，彦玲又着手起草了大红腰封上的宣传语：沁源，一个凸显山西精神的地方，一个抗日英雄辈出的地方，沁源的绿色，积聚梦想，沁源的红色，涌动力量。之后，便是团队一次又一次对封面精益求精的修改。
最终确定：封面，以1944年1月17日发表头版社论《向沁源军民致敬》的《解放日报》作底，烘托出庄重的大红书名；1942，以割裂状处理，表现其不同寻常。
印好模拟书后，我们仍然继续听取了各方不同的意见和建议。改，已经成了理所应当的常态；好，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一本书的“我们仨”
再说我，做了快30年的编辑，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不到著作等身、也要“编书等身”，如今早已实现，所编的图书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国家出版基金、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等荣誉。但做编辑我怎么也做不腻，即便走上行政岗位，仍然对做编辑乐此不疲。看到好的选题，就直往前冲。
做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同样生发了“编辑”的乐趣。
白天面对的杂事太多，晚上静下心来看稿。看到不理解处，想问蒋殊。其时，已近12点，心想这么晚了，她也该休息了，打扰不好。但我有问题不解决也很纠结，于是发微信，没想到秒回，她耐心地一一回复我的疑问。
“红崖占，还是红崖栈？稿子中两个都有。”
“先改成栈吧，随后再核实一下，资料里也是不一样的。”
“拢该？”
“改成‘笼络’吧。”
“破不残，这个残字对吗？”
“破不残，应该是一句方言，我理解就是破烂残缺的意思，之后我再问问当地人。”后来，我又问了山西省社科院语言所原所长吴建生，她回复，这个字没有本字，有的地方用“产”，也有人用“惨”，都是同音字代替，可能比“残”要好一些。用“残”容易引起意思上的关联，应该用一个不表义的字。做方言研究的，碰到这类问题，常常是只记音，不写汉字。然后，我也就标注了拼音。
……
静谧的夜里，我与蒋殊你来我往，聊得那叫个热闹。
终于接近尾声，我说：“好，接下来，一是加上补充的内容，二是图片加上说明，三是作者简介要加上原名。您辛苦了！”
“好的。您看过整个作品什么感觉？有没有补充的建议？”
“总体来说，挺好。生动地表述了一个个抗战故事，由点成线再成面，文笔干净利落，细腻贴切，主题突出。建议强化在几个关键节点党的力量，一是入山动员，二是出山斗争，三是为什么沁源不出汉奸，最好是有思想的深度挖掘。”
“好，我尽量增加这些内容。您提得对。”
来来往往之间，我不由感慨，蒋殊真是个好作者！非常配合编辑工作。
在这本书的合作过程中，我深深觉得，能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是很幸福的，我，乐在其中。
出版一本书，有时候很容易；但是出好一本书，却需要一个团队，一个有激情、有干劲、有想法、能互通的团队。
就是这样的我们仨，在沟通、修改中度过快乐的半年。这期间，蒋殊、陈彦玲和我，不是聚集在蒋殊的刚刚搬家还未整理的办公室，就是在除了我们空无一人的周末休息日的我的办公室，当然，我们仨偶尔也会找“泛着书香、飘着茶香”的地方，无论哪里，话题从来都是《沁源1942》。
周日加班到天黑时，蒋殊说，“最愉悦的事就是遇到步调一致的同行者”。我俩瞬间举双手赞成。
作家蒋殊，总是津津乐道于采访沁源百姓的故事，她对于追寻挖掘文化脉络的虔诚与执着令我感动；
策划人陈彦玲，总是奇思妙想地生发各种出版的想象与可能，她提出了“行走的首发式”这一创意，她对于提升图书张力的努力与探索令我惊叹；
我，作为一名醉心于编辑业务、挚爱着出版的文字工作者，愿意在未来的路上与她们或者像她们一样更多的人相伴，愿意为喜爱的书付出全部努力。
书出版后，准备开首发式和座谈会。相关的文案改了一次又一次，夜幕中回家，让我们兴奋又感慨。兴奋这件事越来越接近完美，感慨做事不易，不停地修改真是出版人的本色。所谓的定稿，大概就是时间逼到最后一刻。
9月12日，我们“团队仨”带着团队，在沁源县举行了全国首场别开生面的“行走的新书首发式”。紧接着，我们又于9月13日举行了座谈会。由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山西文学院院长张卫平主持会议，有近50位专家与会。
大家从不同的侧面对本书作了解读，均给本书以很高的评价，诸如写作视角的独特、对历史的精微探索、抗战精神的记忆与传承、家国情怀的浓烈、写作内容的人民观、写作风格的突破、文学写作的社会意义等。
在举行完《沁源1942》首发式和座谈会后，晚上，我们仍然兴奋不已，微信中聊得热火朝天。
高洪波先生赞道：“晋地三姐妹，无眠当不睡，走过沁源后，不饮亦可醉。”我们仨对高主席由衷佩服：不愧是诗人，出口就成章。
缘分这种命中注定遇合的机会，总是源于彼此拥有共同的特质。我们仨，都是那种面对生活迟钝淡泊，面对工作满怀激情，充满感恩、积极努力、勤奋吃苦的人。
“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台戏，我们唱完了，未来，还有很多的戏等着我们去唱。
（本文作者为山西经济出版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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