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群与卢作孚：为了信仰中的现代中国

    一

    我在阅读《王伯群日记》（稿本）、《卢作孚年谱长编》，以及相关档案时发现，在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和他的朋友圈中，有一位人物和他的人生历程、志趣和志业十分相似——这个人就是近代著名实业家卢作孚。

    他们是同时代的人物。王伯群与卢作孚都诞生于晚清，王生于1885年，卢比王小八岁；他们同是西南人氏。王为贵州兴义人，卢为重庆合川人；他们一生都致力于信仰中的现代中国的建设，跨越“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和“交通救国”三大领域。

    若论革命救国，他们都是革命的急先锋。王伯群留学东瀛，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1915年，三十岁的王伯群与蔡锷、唐继尧和胞弟王文华等策划组织护国运动，震动海内外，维护新生共和的民主法统，被誉为“民主共和的功臣”。他投身护法运动、南北和议、北伐战争，以及抗战西迁等。卢作孚少年励志，参加同盟会、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主办《川报》宣扬革命、“五四”运动和少年中国学会等。在抗战中，他身先士卒，坐镇指挥宜昌大撤退，化解军民粮食危机等。

    在教育救国方面，他们都付诸实践。王伯群曾任交通大学等三所大学校长。他主要是通过创办大夏大学及其系列中小学，实现其教育救国的强国梦，大夏大学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王伯群晚年曾对妻子保志宁道：“我个人最大的成就感来源于教育事业，而非政治。”

    而卢作孚除了在小学、中学、大学一线担任过教师，他主要是通过创建重庆“北碚试验区”，创办实用小学、兼善中学和相辉学院等系列学校来探索和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北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位为“基本教育试验区”，媒体称赞其为“动荡纷扰之中国”的“世外桃源”。1937年初，黄炎培到北碚试验区参观后，撰文写道：“与其说因地灵而人杰，还不如说因人杰而地灵吧。”卢曾说：“我之所以喜欢北碚，胜于自己所主办的事业，也正因为它是一个优良的教育环境。”

    在交通救国上，他们的方式不同，但殊途同归。王伯群曾于1920年担任广州军政府交通部长，1927年继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以及招商局监督和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他通过行政力量和人才培养，推动国家交通体系建设，更新和发展铁路、航空航运、海关管控、电话电报以及交通教育事业。

    而卢作孚不同，他则通过创办实业，推动航运发展。1925年，他创办民生公司，以经营川江航业为起步，经过二十多年的擘画经营，逐渐发展成为拥有七十余家分支的综合性的企业集团，航线业务扩展到东南亚和日本。被毛泽东称赞为我国四个不能忘记的实业家之一。巧的是1938年1月，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负责抗战中的水陆运输。

    王伯群和卢作孚志趣相投，志业相同，当1933年他们握手相见时，自然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1924年，王伯群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然而，私人办大学绝非一桩简单之事，财力人力物力都要费心劳力。在大学治理中，王伯群本着教育家与人为善、以人为德之精神，一方面参股银行和投资实业，用获利捐资办学；一方面向教育部、军政首长、各方财阀和地方闻人劝善捐资，用他们的财力办利国利民之事业。1932年10月，创办8年的大夏由于中山路新校区扩建，学校一度出现财政危机。副校长欧元怀（字愧安）数次前来汇报大夏财政窘况：“截至明年二月止，尚负债四十一万元。”“本学期至少非三万元不能渡过难关”。当王伯群在日记中写下大夏财政状况后，心情骤然凝重起来。

    王伯群在多方筹措资金后，大夏办学资金仍感不敷。这时，他想到了远在重庆的实业家卢作孚。

    二

    1933年2月初，王伯群得报卢作孚已从重庆抵达上海三马路九号的民生上海分公司指导业务。他遂先派大夏副校长欧元怀和财政委员会主任傅式说（字筑隐）设宴招待卢作孚，请益北碚试验区的实践和经验，顺请他为大夏筹募。卢闻听欧、傅两人来意后，当即慨然允之。2月9日，王伯群在听取欧、傅汇报后，为表尊重，他特此作致卢作孚函，恳请为大夏广为劝募。函云：

    作孚先生大鉴：

    久耳鸿名，未瞻雅范，企慕为劳。敝校第二期建筑募捐事，曾由欧愧安、傅筑隐两先生面达一切，承蒙惠允代募，热忱宏愿，钦佩莫名。敝校惨淡经营，规模粗备，现有一切，虽足跻于国内著名学府之林，惟是大学使命，既重且巨，大学建设，千绪万端，目前之成绩尚未与理想之标准相符，而况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大礼堂等为大学教育所必需者，均因限于经济，尚因陋就简，未能单独建筑，尤为缺憾，故第二期建筑实属刻不容缓。素仰台端好义急公，热心教育，务恳广为劝募，共襄盛举，使敝校百年之基，从兹永固，则阖校菁莪，胥受其赐矣。

    专此奉达。顺颂勋祺，不戬。王伯群廿二年二月九日

    其实，卢作孚对王伯群本人也早已熟知。

    王伯群执掌国民政府交通部期间（1927年-1931年），正是卢作孚航运事业的快速发展期。王伯群为推动国家交通建设，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交通法规和举措。1927年，他在交通部设立航政司，主管全国航政，并在上海、汉口、天津、哈尔滨设立航政局。其中，汉口航政局主管鄂、湘、赣、川四省航政事宜。王伯群还就航运先后制定实施《海商法》《船舶登记法》和《船舶登记法施行细则》等法规，有力地规范和保护合法航运企业的正常经营。

    王伯群对交通之于国家的意义，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交通事业关系民生、文化、财政诸端，非常重要，交通不良，一切胥受影响。”“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振兴实业之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业。”而卢作孚在上世纪30年代初则提出，开展产业、交通、文化、国防四个运动，“将整个中国现代化”。

    王伯群施行的每一则法规，每一项措施，以及每一个观点，作为同道中人的卢作孚，深有体悟，也总觉得恰逢其时。对于发展中国航业，王伯群和卢作孚都是民族主义者，首先是收回国家航运主权。王伯群指出：“吾人深鉴于航业前途之危机，除进行收回航权外，并积极保护航务，使其不致再遭摧残。……倘能假之数年，逐渐实现，则国空与商业与前途，庶有豸乎。”而卢作孚在经营川航的实践中，面对外国航业公司欺行霸市，如日本的“信和”“太古”“日清”，以及美国的捷江等轮船公司独霸川江，他提出“化整为零”，统一川江、一致对外的号召。他收购美国捷江公司，赶走日本轮船公司，以民族企业的姿态承运了长江上游百分之七十的航运业务。

    王伯群还主导恢复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为航业界储才”。他亲任校长，为航业运输培养驾驶和轮机紧缺人才。作为开办航运公司的卢作孚，自然在轮船驾驶和轮机专业方面，颇得人才之便利，并以优厚的待遇安置之。周茂柏在《抗战第六年之民生机器厂》记述吴淞商船毕业生之福利待遇：“除优给薪资外，并加给生活津贴，食米津贴以及各项奖金特酬”，日常生活“则有消费合作社为之供给米油盐柴炭”；孩子教育“则有职工子弟学校，免费收纳职工子弟就学”；工厂安全和员工医疗，“均有特殊之设备，以达到生活安谧之地步”。

    王伯群曾向蒋介石汇报，表示中国航业基础落后，正与宋子文、孔祥熙等筹商，结合海军的力量，成立国有航业公司，为抗战胜利后复兴发展国家航运作准备，他的提议得到蒋的首肯。如何办好国有航业？王伯群颇费思量，有次在读完《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书后，专门访晤卢作孚，商讨航业规划及未来发展。一番探讨后，王伯群大赞卢作孚“有经验，有见地”。

    1933年2月16日，正在上海的卢作孚前往访晤王伯群。此次见面，可谓相见恨晚，他们畅谈教育与展望交通。会见结束后，王还专门陪同他参观大夏大学新校园。首次会晤，卢给王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王在日记中对卢作孚作了高度评价，他写道：“其人短小精干，一望而知为事业家。川人多能言而不能行，卢因作事主张脚踏实地，做一分算一分者，头脑亦新颖明晰，可爱之才也。”

    在他们见面后不久，卢作孚便向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字子惠）劝募到两千元。

    三

    卢作孚为何跟杨森劝募成功？其一，卢和杨有着良好的私谊。早在1921年初，时任川军第二军第九师师长兼永宁道尹的杨森，便邀请卢担任永宁道尹公署的教育科长。在杨的支持下，卢创办通俗教育会，并邀约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德熙、恽代英等，以川南师范学堂为重点推行教育改革。不到一年，便以“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口碑传遍全川。三年后，升任四川军务督办的杨森再次邀请卢担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卢婉谢，决意从一小事做起，在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卢再次以惊人的速度和成效享誉川省教育界。据当时人回忆，“成都通俗教育馆寓教育于游乐，内容丰富多彩，日新月异，使整个成都社会均为之轰动，为之迷恋”。

    其二，卢作孚也知道王伯群与杨森有过一段公谊。1932年6月，王伯群受国民政府派遣，以“川滇黔专使”视察西南。王在抵达重庆时，曾专电正蛰居广安的杨森告在渝现状。他还专门会晤杨森的参谋长甘德明、刘介藩，说明未能到广安与杨见面之原因，把蒋介石、汪精卫两函交其带去。杨森的东山再起，继续得到蒋之重用，与王的联络有一定的关系。后来，杨森受邀担任大夏大学校董。

    1934年7月23日，王伯群又闻卢作孚抵达上海，正与招商局签订货载联运合同。他便专门发函致谢卢作孚代募捐款，并请转送致杨森军长函。函曰：

    作孚先生大鉴：

    代向杨子惠军长募得渝币二千元合沪币一千六百三十元，高义热忱，莫名钦佩。敝校规模初具，建设万端，此后尚望台端积极赞助，随时指教，至为厚幸。附上致杨军长函，即请转交为祷。专此鸣谢，顺致

    大安！

    弟王伯群廿三年七月廿三日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抗战军兴，王伯群率大夏大学间关千里，西迁到贵州。在贵阳办学期间，王伯群不再像在工商业发达的上海那样如鱼得水。大夏深感办学经费左支右绌，加上申请教育部国立碰到各种莫名的障碍，大夏的财政危机，常令王伯群寝食难安。

    为解决大夏办学经费问题，王伯群四处奔波，多方筹措，一方面是寻求校友帮助。1942年6月，作为募捐运动会会长，他通过大夏大学校友总会发动全国校友，展开为母校募集百万基金运动。1944年4月，王伯群再次在大夏校友总会理监事联席会议上，希望全体校友继续募捐，并决定发动募集千万基金运动。

    另一方面，王伯群继续寻求社会各方贤达予以资助，而卢作孚仍是他劝募的重要对象。1944年初，王伯群在黔籍故交、四川银行行长邓汉祥的牵线下，召集重庆的金融界巨子，筹商大夏大学捐款事。

    是年3月8日，王伯群参加邓汉祥组织的金融界聚会，卢作孚和四川一批银行家、实业家胡子昂、杨烁三、黄墨涵、刘航琛、潘昌猷、康心如、吴晋航、胡仲实、周培兰、宁子春、杨晓波等十七人出席宴会。席间，在邓汉祥报告黔中经济情形、刘航琛代表答词后，王伯群起身略谈西南经济与战时关系，并请求大家支持大夏大学。在宴会现场上，卢作孚率先起立响应，其他银行家见状，也纷纷热烈呼应。宴会结束后，卢作孚盛情邀请王伯群去参观青草坝的民生机器厂。

    作为曾经的交通部长，王伯群也极为期待这次参观。一周后的3月15日，王伯群偕邓汉祥同往民生公司，前往青草坝参观民生机器厂。此次参观，给王伯群留下了难忘印象。他在日记中详述参观的过程：“九时，由朝天门码头乘小轮，约十分钟，即速见江岸旧船如鲫，房屋宏阔，逆水行舟，知为其工厂。上岸逐一观之，且大部在山洞中，外视不得见。机器完备，材料丰富，工人两千二百余，职员近二百，殊大观。不特修理，大小旧船胜任愉快，并能建造新船，自制锅炉引擎之类，可谓卢氏一大成功也。”

    此次游观历时三个多小时。参观结束后，卢作孚还特别准备丰盛的菜肴，款待王伯群一行。

    是年4月1日，王伯群收到邓汉祥转送卢作孚等为大夏捐款三十二万元的支票，其中卢以民生公司的名义捐款三万元。卢作孚和银行家们的捐款，缓解了王伯群办学的财政压力。鉴于卢作孚对大夏的有益贡献，学校聘请他为大夏大学校董。由此以后，卢作孚与孙科、孔祥熙、张嘉璈、何应钦、梁寒操等校董参与学校重大校务的决策，为大夏大学的发展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