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反思四十年来中国史学

    本报讯（记者陈菁霞）“在中外学术交流方面，我们处于一种‘入超’状态，中国史学的全球化过程大率是单向的，我们是一个接受者，不是创造者、领跑者，甚至不是一个主动的、有创造力的参与者。我们是‘被全球化’的。在引进形形色色新史学品种时，我们更多是从方法论层面着手，对其背后的哲学基础并不深究，这样一种状态，使得相关史学实验只停留在浅表层面。”在日前华东师大举行的“20世纪以来的中华学术与外来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郭震旦认为，中国史学出现了与世界史学相同的“后现代征候”，执拗于碎片化、微观化的历史写作。他认为，历史的全球化使得国际学术共同体成为可能，一些非西方国家学者在北美、英国、澳洲大学中已占据重要学术地位，对此我们还有差距。与世界史学界的合作研究还比较少。按照李怀印的说法，欧美世界一流大学历史系，在历史系教师和博士生中，从事本国史研究的占四分之一，其余从事跨国史的研究。中国史学研究在选题的全球化方面差距很大。

    历史不同、国情不同，各国的史学有自身传统和追求。本次会议由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通史研究室、华东师大历史学系、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国内外40多所高校及科研、出版机构的80余位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史学”“中外学术交流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学与西学”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华东师大历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胡逢祥表示，近年来，随着国力的增强，如何重新树立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如何建立起中华民族应有的文化话语权，如何理性看待中西文化的未来关系等问题，又一次摆到了人们面前，并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