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考古的新探索、新收获

    2015年，贵州遵义海龙囤、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三处土司遗址在第3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8项世界遗产，“土司考古”这一课题也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和持续关注。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和制度，由秦汉时期的羁縻制度发展而来，形成于元代。元代推行土司制度，西南地区是主要区域，其中贵州又是主要区域中的核心。贵州位于我国西南腹地，由于山水阻隔，交通不便，境内少数民族众多，到了元代，“贵州之地的土司特别密，设立大小土司300多处”，并形成了水西安氏、水东宋氏、播州杨氏和思州田氏四个实力较强盛的土司，“四大土司”中的播州杨氏位于今乌江以北的遵义地区。播州设立于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延续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废止，共963年，从唐末开始，杨氏家族就开始了对播州的世袭统治，并开创了“播州盛世”的局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的基础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定了清晰的学术目标与规划，并拟定了科学的发掘计划，组建了由各类研究人员组成的发掘团队，利用多种技术手段，确认了播州土司的司治遗址、官囤遗址、寺观遗址以及桥道、墓葬等遗存，其中墓葬的发现尤其瞩目。目前已经确定5处土司墓地和1处疑是土司墓地，6处墓地分别为桃溪寺、皇坟嘴、赵家坝、高坪、雷水堰和洪江，共葬入18座土司墓及2座疑是土司夫人墓，墓主分别为11世杨选、12世杨轸、13世杨粲、14世杨价、15世杨文、17世杨汉英、18世杨嘉贞、19世杨忠彦、20世杨元鼎、21世杨铿、22世杨升、23世杨炯、24世杨纲、25世杨辉、26世杨爱、27世杨斌、28世杨相、29世杨烈，墓葬的时代跨度从宋代一直到明代，部分墓葬还发现有镇墓石和墓志铭，墓主明确，世系清楚，对研究播州杨氏墓葬的编年极其重要。以墓葬为依托的土司考古，近年来在业内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新蒲杨氏土司墓地入选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杨辉墓地发掘入围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名单。该项目还与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共同组成“中国西南土司遗址”荣获2015年“世界考古论坛·上海”田野考古发现奖。2015年，由于播州土司遗存考古的科学理念、技术和方法，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发掘项目荣膺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一等奖。真可谓硕果累累。有了这些材料的积累，土司考古的综合性研究就非常有必要了，《牧司一方——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管窥》一书即是一线的考古工作者对上述土司遗存的全面报道和深刻解读。

    《牧司一方——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管窥》一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非常有学术价值的考古报告，书中对播州土司的司治遗址、官囤遗址、寺观遗址以及桥道、墓葬等遗存的报道是在作者的研究思路指导下的材料公布，而不是简单的材料堆砌与罗列。对墓葬基础材料的撰写，将墓葬置于墓地之中，又将墓葬本身（墓内）与及其附属设施（腰坑、拜台、享堂、神道、墓祠或家庙）一并纳入考察对象，这其中包含了作者对墓内、墓外空间的界定，以及祭祀空间及祭葬仪式的思考。正如齐东方教授在为书作的序中所言，“与以往的考古发掘、重大发现的区别，这是一个配合申遗项目的主动、长期的工作，报告的底色，透露出从田野调查的一开始，就有详细的规划和清晰的学术目标。播州杨氏土司墓葬是本书的核心，也是最新最重要的工作成果。区别前人之处，是吸取了以往只注重墓室忽视墓园格局的做法，除了对墓葬主体，同时对拜台、享堂、神道及墓祠（家庙）、墓园等一并仔细发掘，因而揭示出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墓内、墓外的整体面貌，提供了当时埋葬制度、丧葬活动的完整资料，也是以往墓葬发掘中很少报道的，对探讨播州杨氏土司‘生’与‘死’、‘阴’与“阳’的观念的处理方式无疑是重要的。全面、系统、立体地对特定的考古学对象进行发掘，这样的案例不多。”

    《牧司一方——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管窥》是一部非常严谨的研究著作，书中对中国土司制度和贵州土司做了概括叙述，在此基础上重点对播州杨氏的沿革、世系、联姻、族属等做了梳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材料以及出土的墓志铭修订了杨氏世系表，并以图、表两种形式呈现，脉络清晰，又不失考证，也使读者避免了由于墓主人名较多而产生混淆。

    书中对土司遗存等基础材料的叙述，对土司墓葬这部分材料着墨最多。按墓地逐一对每座墓葬进行描述，既有形制，又有器物，图文并茂，力求完美地呈现墓葬的全貌，并对墓葬的年代及墓主做了详细的考证。在对基础材料深入剖析的基础上，从墓葬形制、腰坑葬俗、“四神”（包括雕刻“四神”、腰坑“四神”）、陶俑等几个方面对墓葬作了解构分析，总结了墓葬形制的演变规律，并透过这些“物”的材料分析了选择墓地时所考虑的环境、权力、风水堪舆、庄田权属等背后“人”的思想，真正做到了“透物见人”。不仅如此，还将研究视角放大到整个西南土司的研究范畴中，将播州杨氏土司墓与四川安丙家族墓、湖南永顺彭氏土司墓、湖北唐崖覃氏土司墓、四川平武王氏土司墓、云南景东陶氏土司墓等做了对比分析，力求在个案的对比中，找到土司文化的共性，为日后土司考古的研究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

    考古发掘、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都活起来，是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非常欣慰地是，我们在书中也看到了作者及其团队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方面所做的努力，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作者在书中写道：“在考古发掘工作中，根据发掘遗址、墓葬制定了不同的保护、展示方案，切实提高了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和利用程度，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在播州土司遗存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了完善的发掘队伍，运用了新的理念、方法、技术，吸收历史学、地质学、建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与多家单位通力合作，力求不放过任何信息，堪称行业典范。最后，我们衷心地希望作者及其团队秉承初心，砥砺前行，持续推进土司考古，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