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才教育还是通才教育？抑或通人教育？

    最近美国畅销书作家爱泼斯坦的《范围：为什么通才在专业化的世界里会取胜》（David Epstein,

    Range: Why Generalists TriumphinaSpecializedWorld.Macmillan,2019.）一书火了，不仅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而且也引起国内不少读者的关注，不仅引起教育界人士热议，更有企业界人士认为作者的观点“值得我们投资人反复品读”。据说该书“吊打”了专才教育，捅破了“要想出人头地，你就得尽早锁定自己最感兴趣的技能或领域，将全部精力倾注其中”这一流传甚广的成功学神话。可以说为“通才教育”狠狠地扳回了一局。其实回望教育史，自现代教育诞生之日起，“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之争就一直搅动着现代人的神经。有人说，“专才教育”的弊端在于让“人才”工具化；有人说，“通才教育”只能培养出半桶水人才。

    如果把“专才”与“通才”之争比作一场足球赛的话，那上半场“专才教育”可以说占有绝对的优势，它一路攻城拔寨，压着“通才教育”打。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尽管“专才教育”暴露出如此多深层的问题，仍然有相当多的人追捧它。有学者坚称：“大学，说到底还是要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专才教育上。”更有甚者认为“专才教育是大学的终极关怀”（练洪洋：《通才教育VS专才教育谁更是时代所需？》，2014年7月15日《广州日报》）。

    “专才教育”也的确有其傲人的资本。由于与工业文明相适应而且直接服务于工业文明，专才教育为现代工业文明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各类专业人才，对于现代化建设，专才教育可谓厥功至伟。

    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式微和“专才教育”的弊端日益暴露，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和机器人的广泛使用，特别是随着生态文明的崛起，这种专才教育遭遇质疑也成为一种必然。按照牛津大学的卡尔·弗瑞和迈克尔·奥斯本2013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在未来20年里，美国几乎有一半的工作将被智能机器人所取代。例如到了2033年，电话营销人员和保险业务员大概有99%的概率会被取代，运动赛事的裁判有98%的可能性，收银员97%、厨师96%、服务员94%、律师助手94%、导游91%、面包师89%、公车司机89%、建筑工人88%、兽医助手86%、安保人员84%、船员83%、调酒师77%、档案管理员76%、木匠72%、救生员67%。

    《范围》一书作者显然是专才教育的解构者。他的分析表明，过度专业化弊大于利。无论是教育上，还是事业上，过早进入高度专业化的状态，会让我们陷入认知壁垒，限制自己的发展。通过对各行各业顶尖人才和成功人士包括世界顶级运动员、艺术家、科学家、企业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跟踪观察，作者用海量的数据证明了：“通才”比“专才”更具竞争力。在大多数领域里，思维射程广的“通才”，要比视野狭窄的“专才”更易获得成功。那些颠覆式的创新和革命性的范式转型，大都是由通才完成的。通才的优势被作者概括成如下几点：第一，通才在不断试错中能更充分地认识自我；第二，通才更具有创新能力；第三，通才是不赢在起跑线的人，他们在事业上比专才更有后劲。美国的一个统计表明，那些增长最快的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在创业时的平均年龄是45岁。同样，很多职场上的成功人士，也是“大器晚成”，在获得成就之前尝试过很多其他的工作或者职业。正是因着这些早期的广泛涉猎，才让他们能够从不同领域获取多样化的知识和能力，从而取得后来的成功。

    《范围》一书对许多根深蒂固的教育观念和人才培养理念，比如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一万小时法则，甚至最近几年深受追捧的“Grit”（毅力）理念，颇具颠覆性。作者认为，在一个信息爆炸却多半无用的世界，学习能力和跨界思维能力才是最重要的，才能让人保持竞争力。通才，只有通才才会在高度专业化的世界里独领风骚。

    问题是：“通才教育”真像《范围》一书作者描写的那般美妙吗？应该承认，通才教育对专才教育的挑战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也是非常必要的。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前哈佛大学教授怀特海虽然肯定适当的分科和专业化是必要的，但在他看来，过分的专业化特别是对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对立的执念，是人类社会的主要悲剧，对社会的未来将造成严重伤害。因为这种专才教育将产生出“限于一隅的思想”。按照他的分析，这种专才教育在古老的社会里或许是一种“天赐之福”,但在现代社会“却将对公众贻害无穷”（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88页）。民国时期的史学大师雷海宗对此也有着深刻的觉知，他曾写道：“专家是近年来的一个流行名词，凡受高等教育的人都希望能成专家。专家的时髦性可说是今日学术界的最大流弊。但人生是整个的，支离破碎之后就不是真正的人生。”（雷海宗：《专家与通人》，1940年2月4日《大公报》重庆版）

    针对美国大学对专才教育的迷恋和对专家的膜拜，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博士深刻指出，现代大学的使命被锁定为“生产专家”，而总体而言，正是这些专家“将世界引向了灾难而不是避免灾难”。（JohnB.Cobb,Jr,“TheAn⁃ti-IntellectualismoftheAmericanUniversity’,inEducating foran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s. byMarcusFordandStephenRowe,Process Century Press, 2016,p.30）。从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到对人类有机共同体的摧毁，从土地、水和食物遭到污染，到癌症和抑郁症等身心疾病的患病率节节攀升，从消费主义横行到工作变得了无生趣，哪一项少了“专家”的身影？“专家”们可以说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甚至“通才”也是这样。就以《范围》作者津津乐道的马斯克为例，没人否认他横溢的才华和创造力，但生态意识和慈悲心在他那里显然是缺席的。他说地球要毁灭，去火星就行了，可是，我们会把火星变成下一个地球。这种所谓科技新贵在《范围》作者眼里无疑是成功人士，是“通才”的典范，但在我们看来，他们不啻是人类的罪人、地球的罪人。

    因此虽然较之“专才教育”，“通才教育”的优势是明显的，但它还不是生态文明所需要的教育。因为“专才”也好，“通才”也罢，其目的都是要确保在未来的竞争中胜出，确保能“获得体面的、收入丰厚的职业机会”。虽然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差异很大，但从根本上说，它也是一种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其重心依然放在“智力的开发”上。中国的现实是，仅“专才”一个标的就已经够“鸡娃”们受的了，再“通才”，孩子们还有活路吗？

    显然，与专才教育一样，通才教育也遗忘了教育的最终目的是立德树人。人被仅仅等同于追求成功的工具。这样的教育即使成功了，即使造就了众多优秀的金领白领，也无法规避大量“空心人”“纸片人”“机器人”“两脚书橱”“工作机器”“消费动物”，以及“精致利己主义者”等形形色色的非生态人的产生。当人被物化为成功的工具或者欲望机制建构与投射的对象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通才教育”的短板在于它还是把重心放在“才”（材）上，忽视了教育的“成人”使命，也就是说还没有跳出“以人为器”的窠臼。今天教育领域所发生的诸多悲剧都跟这种“以人为器”的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将通才教育作为破解现代教育困境的灵丹妙药，奉之为唯一正确的教育模式，显然是一种误导，也是与生态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的。因为与工业文明以人为器不同，生态文明视人为命，将人看作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鲜活的生命。从这样一种视人为命的立场出发，生态文明主张既超越专才教育也超越通才教育，它呼唤一种后现代的“通人教育”。

    所谓后现代的通人教育是一种培养学生融会贯通能力的教育，它侧重培育学生打通事物隔阂的能力，转化事物的能力以及打通学问与生命的能力。这里的“通”包括与自然通、与社会通、与实践通、与他者通。他/她通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通人教育既是一种有机教育、智慧教育，更是一种共情教育、成人（仁）教育。是一种“使学生和社会的生命得到滋养和改变”的深度教育。它旨在培养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人，具有感通能力的人，其所推重的是拥有悲悯情怀的“通情达理之人”。通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格的升华和生命意义的生发，也就是帮助我们成“人”（仁）。最终丰盈我们的生命，扩展我们的生命，升华我们的生命。

    概而言之，通人教育所要培养的是心中有理想、胸中有情怀、手上有本事的高生商的生态人。他/她对事物内在的有机联系有觉知，深知作为个体的小我是更大宇宙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对他者有感觉。她/他不仅拥有“感同身受”“人溺己溺”的悲悯情怀，而且拥有尊重他者，为弱小张目的道义担当。因此生态人注定是心怀慈悲的存在，他/她将在服务他者的过程中安放自己的身心。生态文明需要这种生态人，只有这种生态人才能建成伟大的生态文明。这种生态人也只有通人教育才能培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