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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礼是中国古代礼仪的总称，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
清代成书的《五礼通考》对中华礼制作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总结梳理，被称为“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百科全书”。
“古之所谓礼，其范围之广，与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或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学者认为。在此意义上，一部《五礼通考》也可说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化史”。
但这样一部重要著作，却一直没有一部便于学界和读者阅读、利用的整理本。直到最近，由方向东、王锷两位专研礼学的学者历经十多年的辛勤劳作，推出其点校本。
五礼文献，散在经典、注疏、政书、类书、文集和专著，浩瀚难检，每为学者所叹。朱熹曾说，“礼乐废坏二千余年，若以大数观之，亦未为远，然已都无稽考处。后来须有一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但未知远近在几时”。此语为吴必大淳熙十五六年（1188、1189）所记，时朱熹年届耳顺，学问已造极致，已深刻认识到古礼难读难治。但说要拆洗古礼重新编纂，“须有一个大大底人”来做，不知在何时，当然不会说是自己，可见其时虽深感需要却未必有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之设想。但其绍熙五年（1194）闰十月《上乞讨论丧服札子》时，有门人致疑而未能折服，及后见《郑志》有明文，方知经文未备，有待于传注之补充。于是不数日即《上札乞修三礼》，“欲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这应该就是《仪礼经传通解》属稿的动议节点和撰著体式，时距吴记已过五年。原来希望有一位“大大底人”来做，现在则当仁不让，不得不出来做这样一个“大大底人”。
朱子主持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虽未能及身完成，但其将《仪礼》《礼记》拆洗一番，并附以经史杂书文献的纂例与体式，却为后来“大大底人”所继承、修正与发展。《通解》虽说拆洗《仪礼》《礼记》，但还是按篇按类编录，如将《冠礼》《冠义》，《昏礼》《昏义》，《乡饮酒礼》《乡饮酒义》等《礼记》中解释《仪礼》的篇章挨次编录，也将有联系的相关篇章汇集一卷，如《五宗》和《亲属记》，《士相见礼》《士相见义》和《投壶》，《学制》和《学义》等。应该说，这仅是拆“书”而未拆“篇”。但到清代徐乾学居丧读礼，编纂《读礼通考》，虽说“仿朱子《经传通解》，兼采众说，剖析其义”，而实则将《仪礼》《礼记》中有关丧礼祭祀篇章拆得更散，分得更细，编类更合理，征引的文献也更多。《通解》丧礼不过二十卷，而《读礼》则有一百二十卷，所以论功绩，徐乾学是朱文公之后一位“大大底人”。唯一不足者，他是居丧读礼而纂辑丧礼，未及吉、嘉、宾、军和凶礼中的荒礼、札礼、灾礼等内容。所以朱彝尊序《读礼》而劝徐氏“并修吉、军、宾、嘉四礼，庶成完书”。徐氏欣然接受朱彝尊建议，着手编定体例，可惜方事排纂却遽然逝世。
《通解》与《读礼》所留下的缺陷与遗憾，由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来弥补。秦氏纂著《通考》虽距徐氏《读礼》仅三十余年，但其自期甚高，谓“吾之为此，盖将以继朱子之志耳，岂徒欲作徐氏之功臣哉”，事实也是如此，《通考》以“五礼”名，意欲统括吉、嘉、宾、军、凶五礼于一书。今其书二百六十二卷，凶礼仅十七卷，吉、嘉、宾、军占二百四十五卷，绍继朱书意图甚明。
五礼之名，首见于《舜典》，《周礼·大宗伯》郑玄著其吉、凶、军、宾、嘉之目，郑司农则序次为吉、凶、宾、嘉、军，可见当时并无恒定序次。唐代《开元礼》序五礼为吉、嘉、宾、军、凶，杜佑《通典》承之。秦氏《通考》亦依仿《开元礼》首以吉礼，殿以凶礼，于凡例中明各礼之所属。又撰《礼经作述源流》《礼制因革》二篇四卷置前，统领全书。五礼中吉礼有一百二十七卷，几占其书之半，诸凡圜丘祀天、方丘祭地、日月星辰、五帝明堂、社稷城隍、四望山川、宗庙制度、时享禘祫，以至先代帝王、先圣先师与功臣贤臣之配享，可谓无所不包。嘉礼九十二卷，从帝王之即位改元上尊号，朝礼、尊亲礼、饮食礼、冠昏飨燕、射礼学礼，以至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凡涉人伦日常，皆有可依循之礼。宾礼、军礼各十三卷，前者以天子与诸侯朝聘会同为主，兼及诸侯间之会盟交聘，更涉追尊二王三恪；后者以军制出师为主，兼及田猎马政。唯凶礼十七卷，除去论荒礼、札礼、灾礼等六卷，有关丧礼者仅十一卷。统观全书，凡维持天地人伦间生存所必需的，从殷商之礼俗发展为姬周之礼制的各种度数、节仪，乃至后世因时随势而因革与新增之各种度数、节仪，大多收摄其中，并可见历代学者持论之异同，历代礼制承袭与变化。《通考》经始于雍正二年（1724），告成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前后达三十八年，成文五百余万字，不得不推为一代之大制作，秦蕙田及参与其书之钱大昕、戴震也不得不推为朱熹所谓的“大大底人”。
《通考》成书至今二百六十年，先有乾隆二十六年（1761）味经窝刊本，旋被四库馆臣收入《四库全书》，至光绪六年（1880）有江苏书局重刊本，二十二年（1896）有湖南新化三味堂刊本。光绪之后一百多年间，以我之陋见寡闻，学术著作和论文中很少引述此书，也始终未有整理本。民初废经，社会动荡，礼学束阁，固是一因，而《四库》本难见和线装书流行不广也是客观事实。但更重要的是此书包容天地，牢笼万有，征引宏富，整理排印，实属不易。这套由方向东、王锷二位教授领衔整理、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册《五礼通考》，发轫于2004年，历经十六年方始与读者见面，可以想见艰辛之程度。
点校本《通考》在比勘多种版本和稿抄本基础上，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通校味经窝初印本、乾隆通行本和光绪六年本，其工作字数已在二千万以上。《通考》征引文献量极大，诸如十三经、二十二史、《通典》《文献通考》《册府元龟》《唐开元礼》等是其所常用，整理者皆一一校核，无疑又增加数百万字工作量。更有甚者，《通考》之《开元礼》转引自《通典》，发现异同舛讹，还须复核《唐开元礼》或《文献通考》，无疑又增加了工作量。如此对校、他校，参互核对，致使全书校记达6000条左右。如此内容复杂、篇幅庞大的书，整理者还选用了最复杂的标点符号系统，即加标专名线。凡有古籍整理经验者，都知道专名线的加标对读者阅读提供无限方便，对自己却是一件徒添无限麻烦，且往往吃力不讨好、授人以柄的工作。一部大书的整理，从初点通校、复核通稿，到打印成稿送出版社，再经校样三校次通读，这点校和编辑两个团队先后所花的精力，无论外行内行，都可以想见。王锷兄在与我交流心得时曾发给我的工作稿打印本照片有二十八册之多，使我望而生畏；而今出版后精装二十册的新书放在我桌前，则油然升起一种敬仰的心情。两位主事者都是我的好友，王锷先生从撰著《三礼研究论著提要》起，在礼学文献，尤其是《礼记》资料汇集和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方向东先生之《大戴礼记汇校集解》早已成礼学研究者案头书，而其用十余年时间独立校勘的阮刻《十三经注疏》也已成稿付梓行将与读者见面。今新点校本《通考》之行世，重新温习朱熹语录、徐乾学序跋及两家原书，隐约使我感到，即使不说两位主事者是朱熹所谓“大大底人”，至少在我的心目中是“大底人”，因为他们确实为礼学文献做出了大的贡献。
《通考》整理本之出版，是礼学文献整理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在庆贺之余，我更进一步想到它与《读礼》的关系。秦氏在凡例中指出徐乾学之《读礼通考》虽仿自朱熹《通解》，但只有凶礼中的丧礼，而没有吉、嘉、宾、军四礼，所以他要直接朱熹《通解》，依《通典》五礼次第，编纂《通考》。但将《通考》凶礼中的丧礼与《读礼》勘合，丧服礼制除基本文献外，大多是徐书已引录，秦书即略之，而专就其未及者增补之，可知凶礼丧制，《通考》仅是《读礼》之增补本。鉴此，就乾隆以前的五礼文献而言，必须将二书合观，方为完备。换言之，《通考》的整理出版，仅是五礼文献之大部分，而非全部，还须将徐氏《读礼》也整理出版，方成“完帙”。这就需要朱熹所谓又一个“大大底人”站出来承担。方、王两先生是否愿意承担，这要看他们手中工作情况，但作为古籍出版界老大也是出版《通考》的中华书局，应该筹措考虑合适人选，尽快启动这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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