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辨与争鸣

    近年来，席云舒在胡适研究领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胡适考论》就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

    席云舒的学术研究之路，类似于南开大学李新宇教授。一开始，两人都是诗人，后来随着年纪渐长，写诗的兴致少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大了，李新宇为了研究中国现代诗歌史，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系统翻阅《新青年》，结果被《新青年》杂志中传达的思想所吸引，进而开始研究“五四”时代的文学思潮，并逐渐走向鲁迅研究。席云舒在放弃写诗之后，成为出版社编辑。为了出版简体版《新青年》，他以极大的毅力逐字逐句将《新青年》杂志的所有文章录入电脑。下了这番苦功夫，他重回学界，在通过《新青年》进入“五四”之后，与李新宇不同的是，席云舒并未选择鲁迅，而是选择了胡适。

    改革开放以来，胡适研究一直是学界热点之一，要推陈出新，谈何容易？席云舒在进入胡适研究领域时，一定有过这方面的顾虑。不过，他找到了胡适研究的一把新钥匙，那就是通过研究胡适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来进入胡适研究。可以说，这一研究角度的转换，极大地推进了胡适研究，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研究资料的发掘与整理。胡适有关“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的论述，大多都是英文史料。为此，席云舒在收集胡适关于“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论述时，先是发掘了大量胡适英文佚文，数量有两百余篇之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创获。第二，在搜集整理这些英文佚文之后，他通过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这一角度，重新审视了胡适在文学革命、整理国故、小说史考证方面的贡献。这里，既有研究视角之转变，又有研究方法之创新。第三，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的形成，从1917年留学归国开始，到他晚年在美国与台湾的演讲为止，经历了四十余年的思想演变过程。从胡适关于“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胡适思想的变迁史。

    席云舒的《胡适考论》这本书，主要由六篇文章和一篇学术访谈构成。这六篇文章，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学术考辨类，另一类是学术争鸣类。

    先说学术考辨类文章。《康奈尔大学胡适的成绩单与课业论文手稿》和《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初探》均属此类。众所周知，胡适是有考据癖的学者，《康奈尔大学胡适的成绩单与课业论文手稿》一文完全是“以胡解胡”，即按照胡适学术考证的方法来考据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时期的课业选修情况。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以前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胡适留学日记》和周质平先生发现的康奈尔大学胡适的成绩单的基础之上。席云舒根据2014年康奈尔大学官方发布的胡适“成绩单”和《康奈尔大学校刊》上的课程大纲，重新考证了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求学时的选修科目情况，属于对历史事实的重新认定与考辨。不特如此，胡适在求学时期写下了大量的英文课程论文，这些论文写作时间的考订，是前人未曾涉及的领域。在考证了胡适选修课程的时间之后，这些英文论文的写作时间也就可以大体确定下来了，这就大大推进了胡适研究的深入。《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初探》一文也建立在学术考证的基础之上。前人研究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大都建立在1933年7月胡适在芝加哥大学“哈斯克讲座”上的六次演讲基础上，资料并不完备。席云舒则找到了大量的新资料，这些新的一手资料大都是首次发现。这一建立在新材料基础上的学术研究，不仅为胡适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而且还凸显了胡适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主题下的思想变迁。可以说，席云舒的这一类研究文章，是建立在“史学即史料学”的基础之上的，新史料与新阐释兼具，精彩纷呈。

    再说学术争鸣类文章。《论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和《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属于此类文章。《论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一文争鸣的对象既有严家炎先生、范伯群先生，又有李欧梵先生、王德威先生。严家炎认为，黄遵宪早在1887年的《日本国志》里提出了“言文合一”的主张，故而他将现代文学的发端提到1887年。针对这一点，席云舒指出，黄遵宪、梁启超这些清末白话文提倡者，其提倡白话文的目的在于开启民智、启蒙民众，这一将白话文工具论的思路，仅属于提倡思想变革的范畴，他们并未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而胡适主张的文学革命，目的是以白话文全面取代文言文，其起始目标是文学形式的革命，不过，这一文学形式的革命必然带来思想的革命。故而胡适的主张无疑更彻底也更完满。因此，现代文学的起点不应追溯到晚清，还是应该以1917年胡适、陈独秀等人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作为起点更为合适。此前，学界有人提出“胡适的文学革命是进步的，而整理国故则是保守的”这一学术观点，也有人进一步发挥美国学者列文森的观点，认为胡适“理智上接受西方，而情感上面向传统”。对此，席云舒认为，胡适的整理国故，体现的是他的“循果以推因”的方法论，而文学革命体现的是他的“制因以求果”的方法论，这是实验主义方法论在历史材料和实验材料中的两种不同运用。因此，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典型地体现了胡适思想的历史面向和未来面向，两者不可割裂。毫无疑问，这一论述是切中肯綮的。同样的，在《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一文中，席云舒针对过去十多年来“反思现代性”所体现出的三种倾向进行了学术论辩。针对“理性的膨胀”给人类带来消极后果的看法，他认为胡适所提倡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中国”的观点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值得深思：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理性膨胀的时代，而是一个理性缺失的时代。在反思现代性的浪潮中，有人主张中国应确立一种真正的宗教信仰，对此，席云舒认为胡适对中古宗教禁锢人的情感与理智的论述是值得后人深省的。在反思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中，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现代性是西方文化霸权对中国的入侵，对此，席云舒通过分析胡适的观点，提出不应将古今之变的历史规律置换为中西文化的对立。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学术考辨类文章，体现了席云舒的勤奋，用胡适常说的话来说，那就是“功不唐捐”；学术争鸣类文章，则体现了他的勇气。胡适常提到一个典故，有人问洞山：“你肯先师也无？”（赞成老师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通过席云舒的这本《胡适考论》，我们也看到了胡适对他的影响。然而，这又何尝不是胡适思想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回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