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疯癫

    疯癫（madness）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人类对其认识和治疗的历史已有千年。西方医学从古希腊开始就对疯癫的原因、诊断、治疗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古典的体液说（认为人的身体中有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失去平衡就会生病）认为黄胆汁和黑胆汁是造成狂躁和忧郁的原因。古罗马时期，医生们提出强烈的感情容易导致身体的不适，罗马人还提出应该用人道的方式对待疯癫的人，并且应该减轻对这些人犯罪行为的惩罚。中世纪时期，疯癫被认为或者是来自上帝的惩罚——惩罚人类不敬虔、不道德的行为，或者是魔鬼附体或者女巫施法的结果——很多疯人被送上“疯人船”驱逐出自己的城镇或村庄（史家对疯人船是否真正存在过有不同看法）。直到18世纪早期，人们仍旧认为“疯者”（为了避免使用被污名化的“疯子”一词，笔者这里使用中性词“疯者”）“丧失了理性——这是人类的本质——因此疯者也就失去了要求被像人一样对待的理由。”疯者被认为是一类特殊的生物，他们行同狗彘，不是人类，必须被监禁，用铁链、紧身衣等手段约束。直到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政府立法，加之医生、改革家的努力，疯者的处境开始有所改善，但即使在今天偶尔也还会爆出精神病院虐待患者的丑闻。

    对待疯癫的态度吸引了大批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进行研究，出版的专著不可胜数。学者们挖掘了大量档案文献，对疯癫问题做出各种解读。疯癫也同时吸引了艺术家的关注。特别是由于亚里士多德派学者的论断，“所有在哲学、政治、诗歌和艺术上杰出的人都是忧郁的”（在19世纪之前疯癫与忧郁没有清晰的分界，忧郁症的表现有时被归入疯癫，疯癫的表现有时也被称为忧郁症），艺术与疯癫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17—19世纪英法画作中的疯癫体现了广泛的文化含义以及人们对疯癫认知态度的变化，考察这些画作中描绘的疯者形象可以丰富史学的视角。

    一

    英国画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1757—1827）的画作《尼布甲尼撒》展现的是发疯的尼布甲尼撒。他赤身裸体、全身长满毛发，四脚着地，指甲长如鹰爪，这是《圣经》描述的被上帝弄疯的尼布甲尼撒的形象的体现。《但以理书》第4章28—33节写道：“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

    布甲尼撒王阿，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这是古代及中世纪人们对疯者的印象，与动物并无二致。

    英国画家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在其《浪子生涯》（ARake’sProgress）的八幅画作（这个系列既有油画也有版画）中描绘了纨绔子弟汤姆·瑞克维尔（TomRakewell）的一生。瑞克是一个富商之子，在其父去世后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他抛弃已经怀孕的未婚妻萨拉·杨（SarahYoung），来到伦敦，把所有的钱财浪费在酒色与赌博之上，结果因负债身陷囹圄，最终发疯，被关进伯利恒疯人院。在第八幅画作中，发疯的瑞克只有私处盖着白布单，其余部分全部裸露，脚踝上有铁环，被他抛弃的萨拉陪

    在身边，但他似乎已经认不出她。在远处，身着时髦衣裳的两位贵妇在参观伯利恒。“铁窗、铁链、赤身裸体，这些都是当时我们对疯子的刻板印象，再加上挤在这间病房里面人物的各种奇异行为，发疯的天主教徒，头戴主教冠，手持象征三位一体的牧杖；发了疯的天文学家；得了思乡病的忧郁症患者；满脑子幻觉的弄蛇人；精神错乱的音乐家；再加上一位自以为是国王的疯子，全身除了假皇冠以外一无所有，还尿在草席上；这幅图画所展示的是各式各样发疯的样貌”。此幅画作也印证了伯利恒疯人院曾经展览疯者，以疯者奇怪的言行举止为乐。据史料记载：“迟至1815年，据一份提交英国议会下院的报告，伯利恒医院在每个星期日展览疯者，参观费为1便士。展览收入每年高达近400镑。这就是说每年参观者多达96000人次。”

    苏格兰医生兼艺术家查尔斯·贝尔爵士（SirCharlesBell，1774—1842）在《论绘画中表情的剖析》（EssaysontheAnatomyofExpressioninPainting，1806）一书中有一幅对疯癫的素描。贝尔笔下

    的疯者具有明显的动物特征。由于疯癫，疯者陷入了一种兽性的状态，脸上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表情，没有明显的情绪或敏感性，只有空洞的眼睛、皱紧的眉头和咆哮的嘴巴。这与近代早期人们对疯癫的认知一致——疯子完全没有人类的敏感性。读者可以捕捉贝尔对疯狂的定义，疯癫之人是危险的，需要用铁链子锁住，他虽有阳刚之气，但畏缩的身躯、半裸、眉头弯曲、凶猛、像一头暴怒的野兽。这印证了福柯的描述：“在古典时期，它所表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疯人不是病人。实际上，兽性使疯人免于人身上脆弱、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伤害。疯癫时的那种顽强的兽性，以及从鲁莽的野兽界借来的愚钝，使疯人能够忍受饥饿、高温、寒冷和

    疼痛。直至18世纪末，一般人都认为，疯子能够承受生活中不可想象的苦难。他们不需要保护，不需要保暖御寒。”

    二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以伯利恒为首的疯人院改革运动的开展，画家笔下疯者的形象开始转变。苏格兰医生、精神病学家亚历山大·莫里森爵士（SirAl⁃exander  Morison，1779—1866）对疯癫的描绘开始人性化，疯者没有恶毒的疯狂面孔，一味地傻笑，甚至连他笔下的“杀人犯”也没有显得非常野蛮。

    也许更值得提及的是19世纪英国画家理查德·达德

    （RichardDadd，1817—1886）笔下的疯癫形象。达德出生于英国肯特郡查塔姆，是一名药剂师的儿子。他在罗切斯特国王学院接受教育，在那里很早就表现出了绘画方面的才能，并在20岁时进入了皇家艺术学院，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期最有潜力的画家。他曾经随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SirThomasPhillips）到欧洲“游学”，但在1842年12月表现出疯癫的迹象，变得有妄想和暴力倾向，相信自己受到埃及神奥西里斯（Osiris）的影响。1843年春返回家乡后，他被诊断出精神失常，被家人带到肯特郡科巴姆乡村休养。8月28日，达德劝说他父亲与之一起外出，说是要向父亲倾述心声，但在伦敦以东的科巴姆公园（Cob⁃hamPark），手刃其父，因为他确信自己的父亲是魔鬼的化身。之后，他逃往法国，后被捕并被送回英国。1844年他被送往伯利恒疯人院。在那里，他被允许继续绘画，1853—1857年他创作的33幅水彩画颇为有名，题为“激情素描”（SketchestoIllustratethePas⁃sions），其中包括《悲忧》（GrieforSorrow），《爱》（Love）和《嫉妒》（Jeal⁃ousy），以及《痛不欲生》（Agony—RavingMadness）。像他的大多数作品一样，这些作品都规模不大，主人公的眼神奇特、迷离。但在他笔下，疯者更具有人性，虽然处境仍旧不佳。

    达德在《痛不欲生》中显示了被禁闭在一个粗糙的石头牢房中的疯者，有一个简陋的床，床上散乱着几根稻草。但是，在达德的作品中，疯者四目圆睁，撕扯着头发，滥俗的疯癫形象在画家笔下变得复杂和柔软，让人心生怜悯。被禁锢的人性，被困在人类自己的妄想的监狱中，就像被囚禁在石头牢房中，这与19世纪中期之后出现的对疯癫认知观点吻合，即疯癫的人仍然拥有理性和人性。达德专注于疯者脸部的刻画，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睛大得不自然；但画作中疯者收缩着小腿、左手伸向天空，向人们展示疯者身上的锁链和徒劳的斗争，疯者的痛苦可见一斑。

    达德的另一幅作品《疯癫的简》（CrazyJane）描述的是一位年轻女子（人们认为达德的模特是一位男性，其脸庞和手臂都具有男性特征）被爱人抛弃后发疯的场景。画作背景是哥特式的废墟，乌鸦飞来飞去，她的手臂斜着伸过整个画面，仿佛在进行一场愚蠢的舞蹈。她的棕黄色的破衣

    烂衫，展现了她的贫穷，而天空则是柔和的蓝灰色。简紧紧抓住缠绕着的树枝和藤蔓，就像从她身上挣脱出来的网一样，沿着她的手臂蠕动着。她凌乱的头发如杂草。达德对色彩的微妙处理，以及对线条的精细处理，为场景增添了忧郁的特质。但是，画中最具特色之处是简的目光，她凝视着我们，直视我们的目光，仿佛在挑战我们的怜悯之心。画家笔下的疯者引起观者极大的同情。

    大约同一时期的法国浪漫主义画家西奥多·杰利柯（ThéodoreGéricault，1791—1824，其杰作是《梅杜莎之筏》[TheRaftoftheMe⁃dusa]）生命最后几年最大的成就也是关于疯癫的作品。他绘制了十幅描绘疯癫的作品，但只有五幅留存，被统称为“疯狂的画像”（PortraitsoftheInsane）,包括《沉迷于赌博的妇女》（AWomanAd⁃dictedtoGambling）、《绑架儿童者》（AChild-Snatcher）、《患嫉妒偏执狂的女人》（A Woman Suffering

    fromObsessiveEnvy）、《患有偷盗癖的人》（AKleptomaniac）和《患军事指挥妄想症的人》（AManSuffer⁃ingfromDelusionsofMilitaryCom⁃mand）。根据杰利柯的第一位传记作者查尔斯·克莱门特

    （CharlesClément）的说法，杰利柯的十幅画作是为巴黎女精神病院萨尔佩蒂耶医院（Salpêtrière）的医师诺尔热（Étienne-JeanGeorget，1795—1828）所作。在杰利柯笔下，深色营造出阴郁的氛围，令人回味内省。画家让所有的精神病

    患者身着衣裳，赋予他们一定程度的人的尊严。与杰利柯早期的画风相反，这些画作中的不稳定的笔法被用来反映患者无序的思想。在某些地方，它应用在几乎半透明的图层中，而在其他地方，则使用较厚的图层，从而在纹理中产生较高的表现力的对比度。

    这一时期受启蒙运动影响的医生拒绝对疯癫道德的或神学的解释，认为疯癫既不是魔鬼的行为，也不是道德堕落的结果，而是一种疾病的折磨，可以通过身体症状识别。随着医学的进步，这种认知逐渐被社会接受。

    三

    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化中都有疯癫（今天更多使用的词汇是“精神失常”）的影子。疯癫不断撩拨人类的想象力，它既让人着迷，又让人害怕。“疯癫不断提醒着我们，我们所自以为紧紧握住的现实，其实有可能极度脆弱。它挑

    战我们对于自己之所以为人的认知，而且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

    17—19世纪英法画作中疯者的形象，除了印证历史文献的记载，还给我们更直观的体验、更震撼的感受。疯癫是一种失去理智的状态，“这种崩裂破碎的情绪骚动，紧紧地抓住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永不放手”，疯癫的神秘性至今仍旧困扰着我们。疯癫的受害者带给自己、家人乃至于整个社会的悲惨与痛苦，是任何一个研究这个主题的人都无法忽视，更不能轻描淡写的。“它带有人类情感中一些最深刻的痛苦情绪：悲伤、孤立、隔绝、理性与意识的死亡。”自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艺术就没有如此精美地展示科学领域的关注点”。画家的作品可能可以让我们以更人性的目光看待这些不幸的疯者。画家巧妙地捕捉了转瞬即逝的瞬间——疯者的脸上复杂的情感表情。凝视这些肖像，也许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对这些可怜的灵魂产生极大的同情，他们内在的痛苦通过画家的笔端直接传达给大众。最重要的，画家通过他们的作品呼吁社会理性看待这些人，因为对待疯者以及一切弱势群体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画家与历史学家的使命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