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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8日，《诗探索》创刊4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诗探索》创刊人及学界专家谢冕、张炯、洪子诚、刘登翰、蒋朗朗、程步涛、白烨、杨匡汉、叶橹、吴思敬、林莽等出席了会议。
专家认为，《诗探索》的40年不仅记录了诗歌发展的历史，也记录了我们民族文化转变的历史，《诗探索》的意义就在于它参与了当时的思想启蒙，参与了时代的思想变革，参与了诗歌的发展。
很难想象《诗探索》创造的奇迹：不拿公家一分钱，不要一个编制，也没有一间办公室，居然坚持到今天。
办刊40年间，《诗探索》始终没有办公室。最开始借用北大中文系的一间会议室“办公”，编稿、看稿、讨论……不知不觉间，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成了刊物的“精气神儿”。民间性一直延伸并贯穿到《诗探索》的办刊，以及它所展开的活动。
《诗探索》主编谢冕解释其“民间性”：《诗探索》是由几个民间学术团体和单位主办的，主编和编委无须上方指派；所有的编者都是“志愿者”，从主编到编辑，没有任何报酬，有时甚至还要“自掏腰包”予以补贴；刊物没有固定经费，所有的费用都要“自筹”。但是这刊物却“命硬”，几次都是遇到“贵人”，总是“绝处逢生”“柳暗花明”！他认为，《诗探索》诞生在1980年是一个必然，那个年代开启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诗探索》也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高举诗歌的大旗、迎接了诗歌的新时代。
追溯《诗探索》的历史，要回到40年前。
应运而生
1980年，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共同主办了一次全国诗歌讨论会。在几天的学术研讨中，大家围绕新诗60年的成就、经验和问题、诗人的职责、诗与时代的关系、新时期诗歌的发展态势和朦胧诗的崛起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少诗人和诗评家都谈到，迫切需要创办一份研究和评论诗歌的刊物。
创作和评论是繁荣诗歌事业的两个轮子。当时发表诗歌的有《诗刊》《星星》等诗歌刊物以及《人民文学》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学刊物，但诗歌评论和诗美学研究的文章却极少有发表的阵地。张炯、谢冕、杨匡汉等考虑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来主办一份诗歌评论的刊物，取名为《诗探索》。1980年底，《诗探索》创刊号正式出版。
1980年12月，《诗探索》创刊，谢冕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诗探索》1980年第1期大32开，210页，设有《新诗发展问题探讨》《新探索》《新诗品》《名诗欣赏》《诗通讯》等栏目，刊有艾青《答〈诗探索〉编者问》、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丁慨然《“新的崛起”及其它——与谢冕同志商榷》、单占生《新诗的道路越走越窄吗？》、刘登瀚《从寻找自己开始——舒婷和她的诗》和张学梦、高伐林等八人《请听听我们的声音——青年诗人笔谈》等文。由谢冕执笔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我们需要探索》作为发刊词，申明《诗探索》的主张是：自由争论，多样化，独创性，推动新诗创造性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杨匡汉还去拜访了艾青，通报了创办《诗探索》的设想，请他谈谈对刊物的希望。艾青的意见是：“让大家吵。没有吵就发展不了诗歌。希望在刊物上大家都来探索，你探索你的，我探索我的。百家争鸣在一个‘争’字。要发展论争。”
杨匡汉说：“这不是自炫自得。冯至当时为能从刊物上看到不同的诗学见解而感到兴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位剧作家兼诗人，一口气买了20册《诗探索》；老诗人郑敏一次性买了10本赠送友人；一些边远地区的读者甚至不远千里来京城购买刊物；美国的华裔诗论家也认为刊物兼有开放和严肃的学术特色。”
“《诗探索》之所以赶在80年代的第一年问世，是要为那个梦想和激情的年代作证，为中国文学艺术的拨乱反正作证，为中国新诗的再生和崛起作证。《诗探索》和‘朦胧诗’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新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报春燕。”在福建师范大学博导孙绍振的回忆中，他是在前门一家旅馆里，参与了第一期的《诗探索》编辑工作。“就是因为南宁会议，也因为当了《诗探索》的编委，我被拉进了诗歌理论界，改变了后来的学术命运。”
《诗探索》不止改变了孙绍振的命运。谢冕说，新诗发生变革的事实和那个充满探索精神的年代，鼓舞他们创办这个旨在为新诗的革故鼎新而提供理论支持的、可能是中国诗歌史上首创的、当时也是唯一的一本纯理论的刊物。刊名“诗探索”，意在鼓励和促进当年受到严重损害的诗歌的复兴，意在彻底摈弃和摆脱那个年代加诸诗歌的所有思想艺术的枷锁，从而探索出一条通往开放、自由、多元的诗歌新时代。
在1983年10月起草的关于《诗探索》刊物检查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自1980年冬创刊以来，发行数由初版一万份增至目前的二万五千份……刊物本着‘双百’方针，鼓励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学术上尽量注意尊重不同意见，提倡批评与反批评（如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两篇直接批评主编的学术观点的争鸣文章）。刊物还注意考察新诗运动中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更新知识结构，努力使刊物保持朝气。刊物得到了有关领导和许多诗人的关心与支持。萧三、胡乔木、艾青、卞之琳、田间、严辰等人热情地为刊物先后撰稿。刊物也因此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见证时代
作为中国新诗理论研究刊物，《诗探索》对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许多重要诗人进行了有计划的回顾和研究，召开了许多专项研讨会和诗人个人研讨会，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同时也关注着一些当代重要诗人，以及重大的诗歌问题与诗歌发展动态。《诗探索》在刊物上设立了“诗人研究”“结识一位诗人”和“姿态与尺度”等栏目，开展了对民间诗歌群体的寻访和研究，进行了多次针对当下诗歌状态的专题讨论。
自80年代，有关的研究者开始追寻中国新时期现代诗歌的发展源流，有了一些追溯与探讨，其中一些提法和传说，令这段历史还存在着许多的疑点和不确定性。针对这些问题，《诗探索》编辑部决定进行一次“白洋淀诗人的寻访活动”。
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的作家、诗人、诗歌研究者牛汉、吴思敬、芒克、宋海泉、甘铁生、史保嘉、刘福春、陈超、张洪波等20多人参加了此次寻访活动。寻访者深入到白洋淀的相关村落进行实地考察，并进行了认真的研讨。大家围绕着“白洋淀诗群”的背景、人员、时间以及影响等等问题，进行了追忆和讨论，通过当事人各自的回忆与相互补充，基本上厘清了这段史实。
“白洋淀诗群”不是一个流派，是一些自发的追求现代诗歌写作的青年，没有共同的主张，因为时代使然，有一个大致趋同的追求，他们分散在这片水域，有着偶然的交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诗歌作品。因此，诗人牛汉力倡“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命名。他说，“白洋淀诗歌群落”这个名称本身就很有诗意。“群落”一词，给人一种苍茫、荒蛮、不屈不挠、顽强生存的感觉。寻访过后，《诗探索》1994年出版的第4辑（总第16辑）“当代诗歌群落”栏目，刊出了宋海泉《白洋淀琐忆》、齐简（史保嘉）《到对岸去》、甘铁生《春季白洋淀》、陈默（陈超）《坚冰下的溪流——谈“白洋淀诗群”》等文，为进一步探讨中国新时期诗歌的发展源头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基础。
《诗探索》的前瞻性和问题意识贯穿始终。诗坛所有的思潮和诗坛的现象，《诗探索》一直在场，一直发声，总是立在潮头引导、探索，像探照灯一样照亮诗坛，照亮诗人前行的道路。1998年“后新诗潮研讨会”上四十多人竞相发言，涉及议题广泛，争鸣热烈深入，展示出对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全面反思的势态，有媒体概括为“为期两天半的会议以争论开始又以争论结束”，争论要有见识、有立场，还有要胸襟。有争论又能始终如一的团结，这背后是诗人们对诗歌的热爱，学术至上的包容之心，是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比如在90年代末的“盘峰论剑”。
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席卷而来，人们都在忙于经商、下海，没什么人再关心朦胧诗、“第三代诗”，先锋诗人的外在压力大大减轻了，而先锋诗人内部的矛盾倒开始凸显出来了。程光炜主编的《岁月的遗照》与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显示了截然不同的编选思路与取舍原则。沈奇在刊登于《诗探索》1999年第1辑中的《秋后算帐——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一文中敏锐地指出：“显然，一种新的分化正在这个阵营内部发生。”作为诗歌评论第一线的《诗探索》同仁也感受到这种分化。于是，1999年4月16—18日，《诗探索》编辑部策划并发起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北京盘峰宾馆召开了。
“我们想，与其让不同意见的双方隔山打炮，何不让他们坐在一起面对面、开诚布公地交流意见？”吴思敬和《诗探索》同仁发函把先锋诗人中不同观点的两派请到一起，一方是以王家新、西川、孙文波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另一方是以于坚、伊沙、杨克等为代表的“民间写作”，还有陈仲义、程光炜、唐晓渡、陈超、沈奇等评论家。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中，一开始没有邀请徐江，是伊沙给吴思敬打电话，说徐江“最善于开会”，希望把他请来。能言善辩的徐江到会，成为民间写作的主要发言人。
谢冕在此次会议开幕时说：“交流就是目的，理解高于一切，依然不会有、也不试图有任何结论。”这也正是盘峰会议的指导思想。尽管他们事先估计到会有激烈的辩论，但会议开场后的剑拔弩张之势，还是出乎预料。
“在听到于坚、伊沙等对‘知识分子写作’的尖锐批评之后，王家新做了题为《知识分子写作何罪之有》的发言，他拿着发言稿，声音都变了，手在发抖。而听不下去的于坚，则‘砰’地一摔门，走出会场。我在现场，真有些紧张，生怕他们大动干戈。好在大家都还理智，没有出现失控的局面。”首师大教授、诗评家吴思敬说。
吴思敬做了总结发言，并把自己的观点写成《裂变与分化：世纪之交的先锋诗坛》一文，发表在《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上。四十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况，他认为盘峰诗会的争论尽管有些情绪化的成份，但毕竟是先锋诗坛内部的一次坦诚的对话。盘峰诗会的争吵打破了诗坛的平静，两种写作方式的冲撞，一方面打破了诗人固有的审美观念和思维定势，为诗的创造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这种冲撞也会带给读者审美习惯的变革。
艰难的历程
自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诗探索》总第12期以后，《诗探索》即无声无息地停刊了。尽管这中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负责人及编辑部的同仁曾多方面奔走，先后与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等联系，但均未能成功。
进入90年代，改革开放继续往前推进，这个时候，诗歌又开始有了新的起色。《诗探索》复刊以来一直在出刊，但还是比较困难，主要还是经费问题。1994年复刊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改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5年又改成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9年以前，《诗探索》每年还能出4辑，到了2000年，实际上一年只出2辑，成了半年刊。因此每次编辑部会上，经费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谢冕也准备好了，随时仿照徐志摩写一篇《诗探索放假》，但这篇随时准备发表的《诗探索放假》的文章，却始终派不上用场。《诗探索》坚持“在岗”，坚持站在诗学探索的前沿，为中国现代诗歌的繁荣发展自觉地守望和探求!时间过得很快，不觉40年匆匆过去。早先创刊的“元老”们约定，只要健康和精力许可，依然坚持他们的“义务劳动”，做《诗探索》忠实的永远的“志愿者”。
危难之时，总有贵人帮助。1997年10月18日，画家张仃向《诗探索》捐款4万元人民币，并致信编辑部：“《诗探索》编辑部各位同志：《诗探索》是一个很有品位，很严肃的诗歌理论学术刊物。我经常拜读，很受启发，为你们所做的工作深感敬佩。听说你们经济上遇到一些困难，作为一名艺术劳动者，我将自己的一幅作品拍卖所得肆万元人民币赠送贵刊，杯水车薪，聊表寸心。像《诗探索》这样刊物，理应更好地生存下去。”
“一本令全国诗歌写作者和研究者瞩目的诗歌研究刊物，所有的参与者，出于对诗歌的热爱，出于自愿的奉献，坚守了几十年。我相信，除《诗探索》之外，全国不会再有第二家。”诗人林莽回忆了当时复刊时的情况：最初联系好的一位答应赞助的书商，临到出版时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吴思敬通过努力筹到了4万元的复刊费，对于一个一年四期的文学期刊，这些费用只是杯水车薪。
为了能顺利复刊，大家遵照《诗探索》一贯的方式，一切工作都自己动手，所有活动尽量节约，所有人员都是义工。根据谢冕主编的原则，编辑部再困难也要坚持发稿酬，以示对诗歌研究和撰稿者的尊重。因为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编辑会经常分别在各位主编或编辑家中进行，也经常借用有工作关系的会议室或办公室进行。每次的会议更像是一次朋友间的家庭聚会，那种温情和友谊让人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诗探索》自2005年第1辑起改版为“理论卷”与“作品卷”两卷，创办“作品卷”是林莽的建议，也是谢冕的主张，他认为诗人不能只是写诗，要学会思考。“一本刊物，从约稿、编辑、排版、校对、印刷、发行，到通联、发样书、发稿酬等等，有许多琐碎的杂务工作，因为没有专职人员，大家既是编辑，同时也是编务工作者。记得有一期书的印制，为了节省费用，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河北的个体印刷厂老板。工作进行中，此人因财务纠纷被关进了看守所，我们排版的稿件就没了下落。经多方打听，知道他被关在看守所，我和刘福春，坐长途汽车到三河探监，才找到了稿件的下落。”林莽说，为节约费用，他在编辑、排版、校对、寄发刊物、跑印厂等方面，做了许多具体的编务工作。同样是为了节省费用，《诗探索》1995—1999年五年的封面都是他设计的。后来刊物转到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才由出版社负责了封面设计工作。
由于大家的努力，《诗探索》坚守并度过了中国诗歌的低谷期，并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了更多有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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