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朴学宗师钱大昕

    有清一代学术，历经大、精、新三个发展阶段，对传统学术做了颇富成效的整理和总结，并体现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独特治学取向、旨趣与关切。在此历程中，乾嘉间诸学人，或赓续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诸大师所倡治学之途辙，或别辟蹊径，拓展学术新领域，而尤以朴实考经证史之特征，彰显出其时的学术格局与气象。其中，钱大昕可谓一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关于钱大昕其人其学，学术界已进行了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丰硕。陈文和先生主编的《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增订本，凤凰出版社，2016年），较为系统、全面地汇集了钱大昕先生的学术著述和生平事迹。然而，随着相关文献的不断被发现、发掘，如何更为清晰、深入、提纲挈领地呈现钱大昕先生一生的学行及影响，便显得尤为迫切了。中华书局近期推出的李经国先生所著《钱大昕年谱长编》，可谓在此方面作出了新探索。该著由谱前、年谱、谱后、附录（传记资料）几部分组成，计65万字。承蒙李先生惠赐大著，拜读之后，深为其用功十余年之精神所感动，尤钦佩于其在书中所呈现的诸多新收获。大体而言，该著值得称道者，有如下诸端。

    第一，征文考献谱新编。钱大昕先生本人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十七岁时着手自编《竹汀居士年谱》，是谱记事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闰四月初八日、六十五岁时止。其后，其曾孙庆曾又将此后十二年事迹续编为《竹汀居士年谱续编》，并以案语的形式，对大昕先生自编年谱中有关事情做了说明，时在道光十一年（1831）。自此之后，便无新谱问世。时隔一个半多世纪之后，陈鸿森先生始有志重撰钱大昕先生年谱，并先行刊发长文《〈钱大昕年谱〉别记》（载《乾嘉学者的治经方法》下册，中国文哲研究所，2000年），于钱大昕研究颇有裨益。李经国先生《钱大昕年谱长编》的推出，可谓继武前修，更出新意。是著不惟篇幅相当可观，而且在文献的发掘、利用方面，尤为特色突出。据书后参考文献，计列有“手稿及未刊文献”116种，“已刊文献”478种，这还仅是作者过目并在文中征引者。更可注意的是，李先生所利用的文献，不少是稀见的手札、稿本、善本，有的甚至是孤品。其中，既有通过图书馆或私人收藏而获得者，也有他自己的收藏，如陈垣先生旧藏钱大昕家书册十五通、蒋祖诒先生旧藏钱大昕致李文藻书札册十八通等。

    显然，这些一手、珍稀文献，对呈现钱大昕先生的生平学行，提供了丰富而新鲜的素材。兹举钱大昕致李文藻手札一例，通过这批手札，我们不仅进一步领悟到二人之间深厚的交谊，而且得以了解钱大昕托李文藻刊刻《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的进程和细节，更据以得知钱大昕在小学方面的认识、造诣和取向。如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二十六日札中，钱大昕先生说：“仆两三年内学问无所进，惟于声音、文字、训诂，似稍窥古人小学之本……仆资性拙钝，独于此事似有神解，自谓得千载不传之秘。”夫子自道，足见其对小学的重视和致力。若联系其助秦蕙田编校《音韵述微》、分校《佩文韵府》、商榷段玉裁《诗经韵谱》、与孙星衍论《说文》、与费士玑论声韵学、辨析“双声叠韵”、与臧庸论古音学、序谢启昆《小学考》、与王念孙论《广雅疏证》等，可见钱大昕先生在研讨小学方面，用力既勤，所造亦精。

    第二，知人论世彰潜研。《钱大昕年谱长编》不仅尽可能系统、全面地呈现钱大昕先生求学、仕途、交友、游历、学术成就等人生诸多面向，而且着眼于知人论世，通过广泛勾勒、汇集与钱大昕有关涉的人物，力图展现乾嘉时期学人生活与思想的风貌。基于此，李先生遂在书中不惮繁难地广征博引与钱大昕先生有交往者的文献。此一处理方式，既彰显了钱大昕的交游圈，又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乾嘉时期学术生态的状况。而为了准确、完整地“复原”当时的一些信息，作者遂对“谱主与友人往来书札、唱和诗词者，原稿与刊行稿相异者，题跋与札记并存者，稀见刊本者，虽为已刊文献，也多作征引，以更好呈现原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作者看来，“谱撰人主观删汰之语句、已刊诗文之注文，有时恰潜伏有关键线索，可据之推断诗文撰写时间、考证谱主书札交往之活动等”。对所引文献之次序，作者亦做了主次分疏，如稿本、刊本并存者，鉴于刊本每有改动，所以优先考虑用稿本；他人刊行钱大昕诗文、钱大昕诗文集并存者，因互有异同，故优先选用他人所刊，以存未经改动之原貌；部分差异较大的诗文，则两收。如乾隆十五年（1750），钱大昕与王鸣盛、王昶、曹仁虎作联句诗送王峻归常熟，王昶《春融堂集》所收诗作与钱大昕《潜研堂诗集》所收该诗即有文字差异，王鸣盛《西沚居士集》中此诗与钱大昕诗集所收者亦有差异，所以，李先生同时收录了钱大昕、王昶两人的文本，并对钱大昕、王鸣盛所记文字差异做了交代。通过如此用心、详细的排比，以钱大昕为主而形成的一幅潜心研究、淡薄名利的乾嘉学人群像，鲜活地浮现在读者面前。

    第三，析疑订讹求得间。李先生《钱大昕年谱长编》，给人一个很明显的印象，那就是朴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钱大昕先生的人生历程，做了原原本本的呈现，而不事褒贬议论、故弄玄虚。此可见其对钱大昕先生治学风格与精神之体味。当然，由于长编中所涉史实、文献等间或有不备、差异甚至抵触者，所以李先生采取按语的形式，或交代有关情事之背景，或辨析其异同，或订正其讹误。如钱大昕先生文章结集时删去了写作时间，诗集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然部分时间错乱，不少诗、文结集时有修改，李先生经过比勘钱先生诗文原稿、同时期师友所刊钱先生诗文等，便厘清了其间的差异、彼此间的关系，以及一些诗文的具体撰写日期。本长编尽管以钱大昕先生自编年谱、庆曾年谱续编为基础，然并未照搬，而是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参照相关文献做了订正，计有二十余事。他如考订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赵君碑》题跋中“辛亥”当为“庚戌”，陈垣先生《钱竹汀手简十五函考释》中所说“第十二函”当为“第十一函”、写作时间“嘉庆元年”应为“乾隆五十七年”等，无不体现出李先生研读文献的精心，正所谓读书得间也。作者之所以下大功夫做按语，当然意不在吹毛求疵、炫博耀奇，而是颇有钱大昕先生所强调的“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廿二史考异序》）之品位。

    读李经国先生《钱大昕年谱长编》，收获是多方面的，诸如内容之丰富、文献之珍稀、关联一时学术翘楚之众多等，不一而足。尤有进者，该著的问世，将在很大程度上引发学界关于钱大昕研究甚至清代学术研究的热情，而如何评价、定位钱大昕及清代学术，或许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和挑战。

    观钱大昕先生一生，不惟学问博大精深，其人品亦为人所称道不已，且能以“读书立品”自励励人。正因如此，在当时及其后学人眼中，钱大昕乃是一位“通儒”（卢文弨）、“儒宗”（赵文哲）、“一代儒宗”（汪中、江藩）、“一代大儒”（袁翼）、“博学通经大儒”（臧庸）、“乾隆中一大儒”（胡培翚）、“经师”（王昶）、“一代经师”（吴骞）、“海内通人”（汪中），等等；而清高宗对钱大昕，亦有“硕学淹通”之评。这些相当一致的评价，显然并非一己之私好，而是代表了知识界对钱大昕先生之学术、人品的高度肯定和认可。如果观照钱大昕先生“博洽经训，尤精史学，通六书、九数、天文、地舆、氏族、金石，熟于历代官制及辽金元国语、世系”等造诣，以及其“于经典诂训，笃信汉儒，不喜后来新说，然亦未尝轻议宋儒”之治学态度，诸人所评洵谓名副其实。无怪乎凌廷堪发为“体大思精、识高学粹、集通儒之成、祛俗儒之弊、直绍两汉者，惟阁下一人而已”之感慨，段玉裁有“集经史学之大成者”之赞叹，李斗认为“精深纯粹，合惠、戴二家之学，集为大成”，阮元更以钱先生能兼人所难能之九事（《十驾斋养新录序》）而给予高度推扬，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钱先生列于吴派经学大师、历算学大师、小学家、考史学家、金石学家五个门类了。显然，学术界推崇钱大昕先生之史学成就是有根据的，但观之以上诸学人所衡论，对钱先生之定位，似可再斟酌。而且，就乾嘉时期学术发展而言，惠栋、戴震、钱大昕可谓代表了一时学术风气、取向和特征。然惠栋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去世，戴震亦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去世，之后至嘉庆九年（1804），钱大昕就成为学坛的中流砥柱人物和学术风向标了。加之大昕先生弟子门人多达二千余人，且与阮元、毕沅、谢启昆、汪志伊等封疆大吏学术往来密切，故其影响既广且深。

    在致“一代儒宗——钱大昕纪念展开幕暨《钱大昕年谱长编》新书发布”贺信中，陈祖武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竹汀钱先生学养湛深，继往开来。先生之学，博赡通贯，朴实无华，远绍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近承惠定宇、江慎修、戴东原，集诸朴学大儒学术之大成。不惟以乾嘉史坛巨匠崛起，而且拔理学旧幡，树朴学新帜，乃以一代朴学宗师而永垂史册。”以“一代朴学宗师”来衡定钱大昕先生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可谓一种全新认识。此一全新认识，不惟有助于对钱大昕先生学术历史地位的准确判定，成为推动对钱大昕先生学行深入研究的新起点，而且“也是寻求解决清代学术历史定位问题的突破口”。基于此，陈先生在贺信中又提出一个值得学界同仁思索的大问题，即：“前辈师长既以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而赅括历代学术，为何我们新时代的学人还要把清代学术的冠名问题留给后人呢？”也就是说，以“清代朴学”来赅括清代学术，或许是当下一个值得致思和探究的大议题。

    最后，尚需指出的是，李经国先生原本学物理出身，后来因缘际会，对古籍文献产生浓厚兴趣，而因结识启功先生、周绍良先生二位前辈学者，遂留意于搜集乾嘉学者文献，更得冯其庸先生教诲启发，乃致力于钱大昕先生事迹之编年。自2008年底着手，历时十余年，以“拉网式”查阅、搜集千余种文献书籍之所得，乃成此《钱大昕年谱长编》。经国先生这种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和对学术的热诚，无疑是值得钦佩与赞扬的。而据经国先生说，其收藏中不仅有一批钱大昕先生致友人的手札原件，而且还搜集到不少钱大昕先生的散佚之作。既然如此，我们期待经国先生继续发扬“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精神，再接再厉，将钱大昕先生手札、散佚之作分别结集出版，于推动钱大昕研究、清代学术研究，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