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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出版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杂志原主编沈昌文先生于2021年1月10日晨在睡梦中离世，享年90岁。沈公之妙，妙在集“江湖”与“庙堂”于一身。本文作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人口述史”系列的负责人庞沁文，有幸三访沈公，完整记录下了沈昌文先生的出版观，借此文与出版同道分享。同时，也借此文，悼念“风流其表、风雷其里”的沈公昌文。
出版人的成就与他所编的书刊的名气是成正比的，比如周振甫与《管锥编》，龙世辉与《林海雪原》，崔道怡与《人民文学》，等等，以此推论，我想到了《读书》的主编、《蔡志忠漫画》的引进者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沈昌文老师，将他列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人口述史”系列应该是实至名归的，我将此想法向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魏玉山院长汇报后，他表示同意。
该如何与沈老联系呢？我向三联书店人事部门问询沈老的联系方式，对方告诉我，沈老身体很健康，但耳朵不好，他与外界的主要联系方式是邮件，并告知了沈老的邮箱地址。我草拟了一封请沈老做口述史的邀请信，邮箱显示我发信的时间是2017年10月4日0点6分，很快，4日上午10点34分，沈老回复我，他已经口述过许多次了，是不是可以不再口述。我知道沈老此前口述过一本书《知道》。此书曾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30本书之一，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口述史主要是要保留录音录像资料，建数据库，而且口述内容的视角也与其他口述有所不同。我把这个意思让在研究院实习的研究生曾卓转告沈老，并让她与沈老保持长期联系，沈老终于同意加入到出版人口述史的队伍中来。
第一次访问沈老，是在三联书店的会议室。我和中国书籍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庞元、中国出版网邓杨、实习研究生曾卓一同赶到预定地点时，沈老已经等在那里了。按我的原意，此次见面只是预访，想跟沈老谈谈我们的设想，就如何进行访谈征求沈老的意见。没想到刚一坐定，沈老就开讲了。他讲了他考取三联书店的经历及他在三联书店做的十件事：一是定位文化；二是借助柳苏等文化名人挖掘香港资源；三是按上海规矩从台湾引进版权；四是“向后看”，了解西方国家发展历史；五是理性解读“性”，推出《情爱论》；六是引进“文化漫画”，“卖蔡”致富；七是举办读者服务日活动，扩大影响；八是盖办公楼，解决后顾之忧；九是建议办《三联生活周刊》，把出版社搞活；十是和作家“谈情说爱”，以“吃”会友。他一口气讲了近三个小时，把一生的主要大事都讲完了。
我想，也好，先总体讲一下，再一部分、一部分详细讲。采访结束后，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他“以吃会友”的办法，请他吃饭，他欣然应允，并将我们带到三联书店旁边的一家烤肉店里。果然，这家的烤肉非同寻常。吃完饭后，我们问老板，这位老先生是知名文化人，你知道吗？老板说，知道一点，他经常带人过来，是我们的贵宾。早就听说沈老是知名的美食家，对北京的饭店了若指掌，今日看来名不虚传。
第一次访谈沈老对他的一生做了概括的介绍，我想第二次就让他详细谈谈他与港台作家的联系。第二次访谈是庞元和曾卓到沈老家里做的，我因事没去。第三次我拟了详细提纲请沈老详细谈一谈他与《读书》的来龙去脉，让研究生汪之岸发给沈老，沈老答应了。我们商定接他到研究院的演播室采访。访谈一开始，沈老就按他的设想开讲了，完全没讲《读书》的事，为了不打断他的兴致，我就顺着他讲的内容提问。汪之岸与沈老第四次采访的时间定在2019年6月25日下午，不巧的是和另一位老出版家的采访时间重合了，老出版人能确定一次采访时间不容易，不能更改采访时间，于是我让庞元与汪之岸采访沈老，我和书籍出版社副总编游翔去采访另一位老出版家。
联系第五次采访时，汪之岸已经完成实习到美国学习了，联系沈老的工作交给了北京印刷学院的研究生黄丽。黄丽和沈老约定了采访时间，我们按计划把沈老接过来进行了访谈。
至此，一共采访了沈老五次，我参与了三次，其他两次的采访记录，我都做了详细的审读。总的感觉，沈老是一个真诚的人。他不回避他的缺点与不足，把自己完完全展现在公众的面前。比如他考人民出版社撒谎的事，比如他讲他的圆滑不受范用等老领导的待见，讲他在去香港三联书店参加傅雷家书的发布会，误把人头马XO当做绍兴黄酒喝，醉得不省人事；讲他在拜访柳苏时在旁边的小摊上津津有味地吃臭豆腐，讲他学江湖手段与台湾出版家谈版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血肉丰满、真诚可爱、幽默风趣的老出版人的形象。
沈老的口述内容涉及出版工作的方方面面，总的来说，对我有如下三点启示：
其一，把杂志、图书当做“副产品”。沈昌文口述的内容丰富而驳杂，对我启发最大的是他对出版工作的独特理解，他认为：“杂志、图书是副产品。”他说，“编杂志、出书，在我看是一种江湖行为，什么意图不让人知道，自己在那里琢磨，自己在那里交朋友，然后就成交，杂志、图书是副产品”。可见，沈昌文是把交朋友、进行社会活动当作主业，而图书、杂志只是他社会活动的副产品。这种观点对于出版人并不普遍适用，但对编辑组稿却有切实的指导作用，能否组到优质的稿件取决于编辑的社会活动能力，团结高层次作者朋友的能力。专注于与优质作者的交往，并获得他们的支持，可能是组到优质稿件的根本途径。
沈老的出版观在他的出版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落实，他把与作者“以吃会友”当作了一种生活方式，实现了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从他的口述中，我们还可以知道他加强与作者联系的方式一是吃饭，二是送书，三是请作者讲座，四是为作者做导游。沈老是一位美食家，对哪一个饭馆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特色也特别清楚，甚至有北京各家餐馆的联络图；沈老对哪一个作者喜欢什么书都十分了解，常常在吃饭的时候，把作者想要却买不到的书用布包起来送给作者；沈老在郑州越秀酒家搞过读者服务日，不断邀请著名作家去那儿做讲座；沈老还买了一个高压锅，隔一段时间就炖一锅红烧肉，约丁聪和他的太太一起吃红烧肉，喝啤酒。沈老想尽各种办法与作者交朋友并以此为乐，乐此不疲，甚至把吃饭交友作为他的主要工作，由此团结了一大批知名作者朋友，拿到好的书稿。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高层次的作者朋友圈是获得优质稿件的务本之道。
沈老以吃会友、以活动会友、以书会友、以诚会友，取得了很大成效，。他本人为银楼学徒出身，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却把一大批知名学者团结在《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的周围，实现了借势发展、借力发展。
给沈老的出版工作最大帮助的人是柳苏。他在《读书》杂志登了好几十篇署名“柳苏”的文章，其中最有名的一篇叫《你一定要看董桥》。他还给三联书店介绍了许多作者，比如董桥、金庸等，中国香港的作家几乎都是通过柳苏来进行搭线的。柳苏还跟他介绍了很多老革命，比如说徐铸成。沈昌文在郑州办读者服务日，就是通过徐铸成的关系。
《中时晚报》记者杨渡是最早帮助沈昌文了解中国台湾图书出版的人。杨渡隔一段时间会给沈昌文寄一些报纸，通过这些旧报纸，沈昌文了解了台湾漫画家蔡志忠，后来出版了蔡志忠漫画，后来他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的刘国瑞、林载爵等合作，引进出版了一批台湾的图书。
沈老组织出版了房龙的《宽容》及美国文化丛书等。王蒙是三联书店读者服务日的主要参加者，他曾写了著名的倡导公平的《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在《读书》发表，并在为沈老《阁楼人语》一书所写的序《有无之间》中，对《读书》“无为”“无能”“无用”三无办刊观大加赞赏，免费为《读书》作宣传。
此外，沈老还团结了董乐山、汪晖、赵一凡等一大批老中青作者，这些学人不仅为《读书》和三联书店写稿，还为刊物和出版社出谋划策，介绍新的作者。《读书》与三联书店在那一时期的兴盛，与这些作者的鼎力支持密切相关。
其二，做一个顺应时势的杂家型编辑。
出版人应该是专家还是杂家，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专家型编辑有专家的特长，杂家型编辑有杂家的优势，编辑究竟该是专家还是杂家，要依据编辑自身的特质来确定。周振甫以他专深的古典文史知识，对钱锺书的《管锥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受到钱锺书的好评，成为了专家型编辑的代表；而沈昌文则可以说是杂家型编辑的典型。
沈昌文口述说，范用希望他专门去研究一个作家，比如钱锺书，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跟钱锺书杨绛在一起，并不是探讨学问，而是给他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这样和钱锺书夫妇的关系处得也很好。
沈昌文口述说他在银楼里当学徒时自学英语，后改学俄语，进入人民出版社又跟何思源学法语，后来又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改学德语，再后来他读了一本根据字母的书写与介词的用法判断是哪国语言的书，号称是“懂十几种语言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其实他就是根据字母判断是哪国语言，不知道那些语言是什么意思，但这并不妨碍他被抽调到中宣部外国政治学术办公室编一本《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他并不需要精通那么多国家的语言，只要懂是哪个国家的语言，是阿尔巴尼亚文，还是罗马尼亚文，到外文局找相关的专家翻译就行了。
沈老做《读书》编辑部主任和主编期间，也是现学现用，现用现学。比如他要找金克木约稿，金克木是研究魏晋南北朝的专家，沈老就到图书馆苦读各种资料，随后去和金克木谈魏晋南北朝，还送给其相关图书。金克木还以为他懂魏晋南北朝，其实他是临时抱佛脚。
沈老坦言，在出版《蔡志忠漫画：菜根谭》之前，他根本不知道有《菜根谭》这本书，但他知道蔡志忠漫画是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非常的有意味、有姿色、有情趣，于是他果断引进出版了蔡志忠的漫画，很快就在内地畅销了。
沈老原本文化水平不高，但他能顺应时势，通过不断自学，弥补自己的不足，适应当时不断变化的形势的需要，最终成为了一名杂家型编辑，这可以说是编辑成长的一条道路。
其三，以向善的“圆滑”为手段。
沈老在口述中曾多次说自己是一位“滑头”，有奴气和江湖习气，善于“拍马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会说中国话，一会说外国话。他还说自己就是一个小混混，混来混去，混了一辈子。沈老把一堆贬义词都用在了自己身上，却并没有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势利小人，而是让人看到了一位自嘲的智者，在他圆滑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一颗向上的、向善的事业心。
沈老口述说，范用是他的老领导，是一个非常正派、非常耿直的人，对他的滑头滑脑的行为很看不上眼，有时候甚至会当面训斥他。但不论范用说什么沈昌文都会说，“yes”。沈昌文对范用非常尊重，不顶撞、不争辩，但他是和而不同，他有自己的主意。沈昌文和商务印书馆的原总经理陈原比较对脾气，他俩可以亲密地用世界语交谈，有段时间他曾要求到商务印书馆去工作。意外的是，在1980年初某一天下班的时候，范用找他谈话，让他留在人民出版社负责《读书》编辑部。他马上去跟陈原请教，陈原同意他到《读书》杂志。事后他才感觉到，范用让他到《读书》的主要用意是做润滑剂，调节范用与陈原、史枚等老领导间的关系。可见，范用虽然讨厌沈老的圆滑，但并不觉得他坏，依然认为他是一个可用的人，依然要用他的圆滑。沈老任《读书》杂志编辑部主任4年，不仅在杂志社做到了左右逢源，与知名作者的关系也非常友好，这为他此后的进一步提升奠定了基础。
沈老学徒出身，他对有知识的人特别尊重，他在人民出版社担任秘书和在中宣部外国学术著作出版办公室工作期间，有机会接触一些老知识分子，他常常会“想方设法”讨这些人欢心。他口述说，如果某个老知识分子偶然看见一盆花说这花不错，他第二天就想办法把这花送到老同志家里，给他放在书房里，告诉他这花有什么好处，该如何养。这样就积累了不少人脉资源。沈老说，他是在“拍马屁”，这显然是诙谐的说法，假如有更多的人愿意拍老知识分子的“马屁”，那该多好。
沈老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长期担任社长秘书，这个特殊的职位使得他非常受人尊敬，他自认为是社里的“红人”。1972年，沈昌文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本以为要倒霉了，但他得知军宣队的政委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时，就利用会说俄语的特长与政委拉上关系，很快被提拔为军宣队的文书，在这个岗位上，他利用这一特权给予史枚等老知识分子力所能及的保护。
圆滑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与邪恶结合，可能就会成为大恶人，如与善良之心结合，则可能造就一位成功的智者。和珅是圆滑的，他勾结太监了解皇上的喜好，极尽逢迎之能事，但他贪污腐化，只为一己之私，最后成为了历史的罪人。张居正一身正气，但他也不乏圆滑之术，他与大太监冯保联合，才赶走了前任首府高拱，掌握了重权，实现了他的改革理想。可见，向善的圆滑也是达成成功的一种手段。
（本文作者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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