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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知道沈昌文先生近段时间身体一直不好，但得到他梦中仙逝的消息，还是突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精力旺盛、充满活力。
一
沈昌文的名字永远与《读书》、“三联”联系在一起。从1979年创刊到90年代中期，“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确实是中国当代文化的风向标。在当代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史上，在当代中国精神发育和公共空间建构中，如果只能评选一本杂志，无疑首推《读书》。提起《读书》，大家自然都会想起在那个关键时段主政《读书》的沈昌文先生，想起沈公主政时期的“三联书店”。
《读书》创刊后一段不短的时间，大凡域外新思潮新观点都由《读书》率先介绍引进，而中国传统文化、旧式文人和一批五四后产生的被遗忘已久的新式知识分子大抵也是由《读书》首先“发掘”。“三联”独立成社后，出版了一本又一本大大小小的著作，将思想启蒙引向深入。
沈公主持出版的《宽容》《情爱论》的启迪作用，为人周知，毋庸多说。其实，今日我们深受其惠的互联网+，也离不开他的贡献。1981年，一位海外友人向《读书》杂志负责人沈昌文介绍了欧美反响强烈的《第三次浪潮》，并赠送了一本英文书。沈昌文立刻敏感到此书观念新颖，内容重要，可能适合中国社会需要，马上找人翻译。来不及出全书，他决定先在当年年末的两期《读书》杂志大篇幅连载部分精彩内容。果不其然，虽只翻译了部分章节，但立即对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理论界乃至政界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一时间未来学、信息革命、新技术革命、第三次浪潮……成为社会渴求的新知。
1983年3月，在沈先生的主持下，《第三次浪潮》终于全书翻译出版。此时正是新旧交替之际，思想解放、追求新知是社会主旋律，但反对力量仍然十分强大。在出版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沈昌文深谙此中奥秘，知道此时出版的边界何在，他对一些章节中的个别敏感词句做删节，尤其是原书第二十四章，整章删除，并且将原书的第二十五章改为第二十四章，后面几章依次排列。这样，原书共二十八章，中译本却只有二十七章。
虽然做了如此删节，此书仍只能作为“内部发行”。不过，毕竟是开放年代，虽是“内部”，仍然发行了十万册！从1983年6月到年底，仅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连发310篇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有关文章及报道。信息革命、新技术革命等等，与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在当时形成强大的“新方法论热”。以此来分析科学、技术、历史、社会、政治问题，分析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与方向，甚至有文艺批评家以此方法别开生面评论文学作品。然而，这本激起轰动效应的书，依然引来激烈的批判。
就在这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技术革命”却非常关心，发表讲话和指示，表示支持。由于国家领导人的支持，《第三次浪潮》在1984年公开发行，并且作为中央规定的干部必读书目之一。其发行量出现井喷式增长，很快达到数百万册。1985年《中国青年报》记者杨浪去采访时任济南军区政委的迟浩田，见迟将军的案头就放着一部《第三次浪潮》，迟将军一天的话题都是兴致勃勃地谈论这本书。由此，可见此书的影响之大。
信息革命、知识和观念革新的重要作用是《第三次浪潮》中的论述主轴，使科学在思想解放的破冰时期，再次成为打破僵化、突破本本的启蒙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工业革命这“第二次浪潮”在晚清进入中国时，中国开始是坚决拒绝、后来是被动接受，因此一波三折，极不顺利。而“第三次浪潮”来临时刻，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潮流的深刻认识，冲破阻力，坚决支持新技术革命，使“迎接新技术革命”成为共识，在以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浪潮”席卷而来时，中国主动迎接，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并且走在世界前列。几十年过去，IT、互联网、物联网、虚拟经济……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其中，《第三次浪潮》和沈昌文的努力，不应忘记。
二
《读书》曾经如此重要，我在那个时候能与如此重要的杂志结缘，实在是人生之幸。在那几年，与《读书》结缘，自然就与沈公结缘，更是人生之大幸。
1987年，《读书》第6期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这是我第一次给《读书》投稿，一个人都不认识，从邮局寄去。首投即中，当然是莫大的鼓励。能从《读书》的读者成为《读书》的作者，顿生“与有荣焉”之感。虽然1987年就在《读书》发了文章，但不短的时间内，与编辑部仍无任何往来。其实编辑部离我工作单位和家都只一步之遥，来来往往经常从门前经过，可从未想过要进去拜访一下。1990年第6期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没想到作为重点文章、标题还在封面登出；更没想到，还收到了编辑部参加“读书服务日”的邀请信。这才开始与沈公昌文先生及那几朵著名的“金花”认识，并且越来越熟，成为真正的朋友，也因此与《读书》的许多作者相识相熟。这才算“正式”成为引以自豪的“读书人”中的一员。
与沈公和“金花”们成为“至爱亲朋”后，稿件就不经邮局而直接送去了，与沈公自然越来越熟。沈公生性幽默，越老越“不正经”，总是笑谈自己编辑、出书的经验是“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通过“吃喝玩乐”与作者交朋友，交情深到“谈情说爱”的地步，于是顺理成章地“贪污盗窃”作者的思想、观点和学界思想界动态。然后“出卖情报”，把这些在编辑部统统提出来，讨论研究一番，依此“情报”策划选题，向某位学者约稿。等到书出之后，就“坐以待币”啦。这段“经验”现在可能已广为人知，当时我可是最早听他传授此秘笈者之一。我曾偷偷向不少年轻的编辑传授此道，都表示很是受用。
由于我家和工作单位与他家和“三联”都是近在咫尺，他的饭局，经常把我叫上。计划好的饭局不说，更多的是临时来了某人，总是突然来一个电话，只要有时间，我就应招而去。他的饭局，总有些有趣的人，经常会听到一些有趣的事。他承认，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起“串联”作用，通过他把一些本不相认或不熟悉的“读书人”串联一气，让彼此相识、熟悉。在他的饭局上，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物”彼此交流、讨论甚至争论。在这种“交往”中，总能聆听各方高论，学到、得到许多书本上没有也学不到得不到的知识。
饭局总免不了喝酒，惟我酒量太浅，也就半瓶啤酒的量，所以在饭局上基本不喝酒，只是大杯大杯喝饮料。沈公酒量其实也不大，一天晚上几个朋友吃喝之后，我与他一同出门，看他已有几分醉意，就劝他别骑车回家了，我送他回去。他坚持说自己没醉，哪知刚刚跨上车就摔倒在地。我忙上前将他扶起，劝阻不住，他又跨上车去。歪歪斜斜没几步，又倒在地上，只得同意由我送他推车回家。第二天，来电话问我看到他的钱包没有，他的卡、证件全在里面。又过一天，来电话说找到了，原来在他家卫生间的马桶后面。
还有一次，忘记是一个周六或周日的中午时分，他醉意朦胧地来到我办公室，说雷兄啊，我要到你办公室睡一觉。他知道我长期以所为家，办公室有张床。原来，出版界的一位女士在我们研究所对面的“凯撒西餐厅”办婚礼，请沈公和另一位摇滚女歌手当男女主持人。沈公对我说，这位摇滚女歌手的开场白真是有趣：诸位，今天我们参加婚礼，都要非常珍惜。因为这年头，结婚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后会更少，参加婚礼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对我说完，沈公就呼呼大睡。主持婚礼居然“半途而退”，也只有他做得出罢。
如今沈公远行，天堂或许也会增添一分幽默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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