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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学界把《新莱茵报》完整地翻译为本国文字，哪怕是完整的一号报纸。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将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壮举。我国《新莱茵报》的研究，需要突破德语的屏障，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真正提升到学术化和国际化的高度。
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当天，持续三天的法国二月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首次在社会革命中成为主导力量。统治法国的波旁王朝幼系政权被推翻，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二月革命点燃了席卷欧洲大陆的1848-1849年民主革命的火焰。3月5日，马克思接受法国临时政府的邀请，从被驱逐的布鲁塞尔来到巴黎。3月11日，马克思当选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恩格斯为委员。3月下旬，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了同盟在德国的具体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十七条”），印成传单与刚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一起分发给回国的德国工人。
4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和盟员德朗克同行，乘坐邮驿马车启程回国。
4月11日，他们到达普鲁士莱茵省的中心城市科隆。4月12日他们参加恢复出版《莱茵报》的股东大会，在同盟科隆支部的支持下一举取得报纸的创办权。为了继承老《莱茵报》的传统，新报纸名称确定为《新莱茵报》，马克思为主编。
6月1日，原定7月1日出版的报纸提前一个月出版。马克思写道：“鉴于反动派实行新的无耻发动……我们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从6月1日起就开始出报。”
于是，世界上第一家无产阶级日报，也是第一个共产党实际上的机关报《新莱茵报》诞生了。
以上的叙述，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简要过程。任何关于马克思生平的论著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都绕不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办的报纸——《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报纸的出版与散发是践行《宣言》阐发的共产党的纲领和策略的最近革命实践，马克思认为这是他和恩格斯一生中的“《新莱茵报》的全盛时代”（diebestenTageder„NeuenRhein⁃ischenZeitung“）（《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24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他们在报纸停刊的当年下半年，就开始讨论这次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第二年（1850年）他们分工合作，用整整一年的时间从不同角度切入，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这次革命实践的总结文章，发表在他们编辑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对这一年他们革命实践与思想理论的研究，构成了后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话题之一。
编译马克思的《新莱茵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壮举
从另一个角度看，《新莱茵报》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开创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新闻观的第一次完整的实践，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新闻实践中唯一一次完全掌握了报纸的编辑权和实际经营权。从确定报纸的宗旨、组建报纸编辑部和发行部、组织遍布欧洲的通讯员网、读者群的发动、广告的征集，报纸资金的筹集和使用、印刷商的选择、报纸号外（Ex⁃tra-Beilage）、附页（Extra-Blatt）、特别附页（AußerordentlicheBeilage）的散发和张贴，以及报纸出版本身的宣传等等，都在马克思的运筹帷幄之下，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盟员领导的各种社会团体组织、运作和协调。
关于《新莱茵报》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都被视为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但是，我国这两方面关于《新莱茵报》的研究文章，均只限于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的文章来论述，还没有直接依据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原版全部内容进行过研究，因而研究长期停留在这个层面，难以深化。
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的文章，60年前至3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只收录了409篇（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关于他们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至今一卷也未出版。目前最新（2020年12月）的国际同行的考证结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共发表了543篇（组）文章；有171篇（组）他们发表在该报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没有收录；同时这版《全集》误收录53篇（段）不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写的文章。随着考证的更新，这些数字可能还会发生变化。
1959年，我国出版了《新莱茵报》影印合订本（对开两大本，近1700版，其中缺第113号和二十几期非正刊，发行158套）。由于当时德语人才缺乏，《新莱茵报》的文字全部是哥特体字，中国熟悉这种古老字体的人更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是根据俄译文转译的，其他十分之九的报纸内容没有人看过。60年来，所有关于《新莱茵报》的文章不断重复使用诸如“革命纲领的宣传者”“人民革命的指挥部”“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来之不易的阵地”“永远飘扬的旗帜”等等标题，讲述老得不能再老的革命故事，但基本不是新闻专业的故事。因而，深化研究《新莱茵报》的第一步，应该是提供完整的《新莱茵报》中译文原版，并还原完整的版面语言。
2019年第10期《出版发行研究》发表的《无产阶级办报传统的追根溯源——〈新莱茵报〉出版史考证》，是我国以阅读原报纸为基础的第一篇关于《新莱茵报》的论文，作者是我带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夏琪。
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学界把《新莱茵报》完整地翻译为本国文字，哪怕是完整的一号报纸。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将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壮举。我国《新莱茵报》的研究，需要突破德语的屏障，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真正提升到学术化和国际化的高度。
编译马克思的《新莱茵报》，38年前的夙愿
1975年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即在1970年被解散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73级“工农兵学员”到北京市朝阳区委开门办学，在那里师生们完成了铅印本《新闻理论讲话》，其中第一讲第一节《第一张无产阶级的机关报——〈新莱茵报〉》是我写的，约1万字。1979年，我在《新闻研究资料》第一辑发表文章《最后一号〈新莱茵报〉》。1980年我写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是“马克思从《莱茵报》到《新莱茵报》的报刊思想”。由于材料搜集的时间跨度较大，最后只写了《莱茵报》部分（文章涉及《新莱茵报》），这已经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第一届80多位同学中最长的论文（121页打印纸，8万字）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届研究生郑保卫的选题是《新莱茵报》，很久以后我看到了他的论文，51页打印纸，3万字。我不懂德语，知道人大图书馆存有《新莱茵报》影印合订本，因为路远没有去看；郑保卫学的是俄语，就近去图书馆翻看过，但看不懂，所以他的毕业论文没有提及报纸的版面。
1983年3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等单位召开“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新闻学术讨论会”。新闻所首任所长安岗（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也是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首任主任）在会上提出翻译《新莱茵报》的任务，他说：“我们纪念马克思，不是搞形式、走过场，而是要作一点学术性的研究工作。”“我们能否把《新莱茵报》都翻译成中文，让全国新闻工作者都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编报、怎样写稿、怎样做评论工作的。我们现在的学术讨论需要深入，需要拿出点实际的东西来。下一次我们能否来一个关于《新莱茵报》的专题讨论会，研究这张报纸的一切方面，包括它的文
体、写作艺术。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根据中国的新闻实践更进一步结合起来”。
所党组书记和副所长戴邦（曾任新四军《拂晓报》记者和《雪枫报》副社长）也指出：“以往对《新莱茵报》的介绍，大都是从政治角度进行分析，如果从报刊工作角度来研究，就可以看到，《新莱茵报》是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资本主义的报刊世界中的一张无产阶级报纸，它的版面、专栏、时效、编辑部的分工合作、报纸批评、文风、客观报道与党的立场，报纸通讯员、社会新闻报道，甚至报纸的发行、广告等等方面，都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创新精神。如同我们研究《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一样，研究《新莱茵报》对我们现在的新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两位所领导提出的翻译和研究《新莱茵报》任务，没有人能够公开回应。我与两位领导坦言，新闻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人中，无人懂德语。我那时刚在北外自费函授学德语，只认识几个介词，无法以《新莱茵报》原版为基础做研究。
现在，我终于可以告慰老领导了。我们开始了马克思《新莱茵报》的编译，并开始了以报纸原版为基础研究《新莱茵报》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毅然的决定，艰难的起步
下决定要编译《新莱茵报》，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境下确定的。
2018年7月8日，在暨南大学召开了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新书发布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新使命”研讨会。下午的研讨会上，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彬发言中谈到：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要学习《新莱茵报》革命精神，现在我们连《新莱茵报》都没有翻译过来。我说，人民大学图书馆有合订本，但翻译会很难。主持讨论的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支庭荣当场拍板说，我们来组织翻译《新莱茵报》。我当时是暨大的讲座教授，本学科研究马新观的学者中唯一略微懂一丁点儿德语的人，这个事情自然由我来担当。原来我想都不敢想这个事情，既然有学院做后盾，我承诺先做起步工作，但说明由于我年事已高，不可能最终完成这项工作，得有接班人从事这项工作。学院有较多的“共建费”，理论上是足够用的，但后来才知道，这笔钱到账很晚，由于财务制度的限制，用于支付编译劳务很困难。
我回到北京，7月12日与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付晓静联系，请两位同学用小平车把两大本《新莱茵报》合订本借了出来。图书馆的管理员感慨地说，他在这个岗位十几年了，从未有人来借阅过。当晚我打了一系列电话，委托各高校，特别是几个外国语大学里新闻传播学院的人，帮助联系本校的德语系老师参与翻译工作。7月19日，我与暨大指定的助手李志敏老师讨论工作计划并开始联系出版社。7月26日，李志敏来到北京，借用中央民大三位研究生，用4天时间翻拍了整个《新莱茵报》合订本。
后来我多次追问委托的各高校新闻院系的人，各高校的德语老师的课程普遍很满，有太多的相对容易的日常德语翻译工作，而我们要翻译的是172年前报纸上的哥特式花体字，没有人熟悉那个时代；我们无法提供原版报纸，还得通过放大照片来看原文；这项工作还没有国家的课题背景。结果没有请动一位德语老师。
中央民大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毛湛文知道他们学院有一位硕士生的论文写的是德国早期的手抄新闻，于是找到她。她说是在德国读硕的同学帮助翻译的，于是通过她找到在哈勒-维腾贝格马丁路德大学读硕的同学。这位同学承担了翻译第1号，这是找到的第一位译者。
随后李志敏老师找到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朱颖教授，她积极动员了二十几位学过德语的硕士生，认领了第2号和第3号，后来还有合肥、西安的外国语高校的德语学生参与，还有两位西安外大新闻传播学院学德语的老师答应承担两号。我专程去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郭可院长、陈沛芹副院长为此组织了德语博士、硕士座谈会，但最终不要说教师，连博士生也没有参加的。后来我通过个人关系接力联络，有一位华东师大的德语老师承担了一号；一位要到中央编译局工作的老乡向我咨询，我借此请她承担了一号，这两位比较专业，但各自工作确实很忙，我盯了一年多才完成。后来川外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刘国强告知他们招了一位德国博士留学生，于是落实了终刊号的译者。李志敏老师为此建立了《新莱茵报》翻译微信群，一时工作开展得很有生气。
我清楚译者必须有较高素质，招募不到高级德语人才，是没办法的办法。果然，我审读第1号译文发现较多的问题，不断追问译者，几个来回后她再也不回应我了。其他十几个人翻译一号报纸，译文同样很糟糕。合肥、西安外语高校的老师同学多数退出了。上外因为有陈沛芹副院长督查并由学院发放较高的翻译劳务费，几个硕士生的翻译质量略好些。由于翻译费到位迟缓，这项工作几乎停顿下来。
由于这种情况，第一批三号报纸的编译和出版，磨砺了近两年。2019年1月14日，我向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新闻与传播研究》主编唐绪军发出邮件，询问能否出版一号《新莱茵报》编译与研究的专刊或增刊，发表三号报纸的中文版，再配几篇研究文章。他同意出增刊。5月11日我在南京大学的学术会上遇见他，告知三号《新莱茵报》译文初稿已经有了，他随后为此申请了增刊刊号。
但是后来的工作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翻译质量太差，几乎需要逐句推敲。拿整段德文请教德语高手，人家没有那么多时间，于是我把翻译明显有问题的德文段落拆分为单句，分别请教不同的人。对每位请教的人来说，耗时不多，好接受；然后我再与当时唯一懂点德语的博士生夏琪讨论整段文字如何翻译得准确无误，消耗很多时间。更棘手的事情在编辑注释方面，经常为了一个人名、事件的注释花费较长时间也不得要领。进入2020年了，三号报纸的中文版难以定稿，唐主编申请的2019年增刊号作废了。
约写论文的事情也遇到很多问题拖了下来。作者们都很忙或发生重大变故。2019年初，中央民大毛湛文副教授打算寒假里用14天完成他的论文，但他发现需要熟悉的材料越来越多，结果做了14个月。他太忙，后期的修改、核对是我替他做的；李志敏的母亲病危，她守在医院半年多，不得不把承担的论文转给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吴璟薇来做；吴璟薇也太忙，随后怀孕了，直到生孩子的当天上午还在修改论文……
显然，如此严肃而重大的课题，必须有德语专业单位的合作、要有强大的课题背景、充裕且及时的劳务费支付，才可能吸引高水平的德语人才参与；同时，必须由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和熟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专家，几年内培养出高水平的编辑注释方面的学术人才，才可能持续下去。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需要有研究马克思的阅历积累，人文、历史、地理知识的积累，需要经过两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在这个事情上，说空话套话无济于事。
2019年下半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继续编译《新莱茵报》的计划，由于一些原因而无法实现。2020年初，四川大学得知这个事情，同意接手编译《新莱茵报》的工作，聘任我为该校讲席教授。
在学校立项的经费需要走程序的时候，川大文新学院先从学院经费中拨出15万编译劳务费（已经用完）；随后学校批准了50万元的“编译和研究马克思《新莱茵报》专项课题”经费。我在成都到访成都体育学院时，遇到体育史研究所的潘华教授，他是奥利地哲学博士和德国博士后，于是请他加盟，他为翻译和审读做了很多工作；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任李大雪教授百忙中利用寒假审读了两号译文，并承诺德语系以后可以为这项工作做出整体的努力。
有了人才的保障和经费到位，到2020年底，《新莱茵报》前29号完成了译文初稿，其中18号的初稿已经审读。
也是在2020年，1958年第一本关于《新莱茵报》的研究著作《马克思恩格斯与〈新莱茵报〉》（作者古列维奇）由川大出资组织翻译，解决了版权问题，确定了出版社。目前川外俄语系书记杨俊副教授正在翻译过程中。
我在川大招懂德语博士生的信息有限传播后，沈阳师大陈秀云教授介绍我联系上了大连外大的应届德语硕士生杜渐，陕西师大张建中教授介绍我联系上了天津外大的应届德语硕士生张月，他们都是德语专业八级，同时也精通英语。加上潘华教授的加盟，2020年上半年，处于困难之中的三号报纸的译文审读和编辑注释工作得以完成；3、4、5、14号报纸的中文版也在年内定稿。
2020年6月6日，我告知唐主编三号报纸中文版基本做好，计划中的四篇论文已经有了3篇，他再次启动《增刊》的工作。此后，仅我看清样就有4遍，持续三个月，一遍就是三十多万字。因为疫情，印厂不能正常运转，《新传研究》编辑部的工作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10月，《增刊》终于问世。
由于错过了招博时间，为了保障这项工作不中断，川大文新学院聘任杜渐和张月为我的助研。目前，他们所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发表文章的确认工作，已经有了初步成果。
走出这第一步很艰难。暨南大学为此做了开创性工作，四川大学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给予了有力支持，《新闻与传播研究》编辑部和其他学术期刊编辑部鼎力配合，才成就了目前《新莱茵报》编译的初步成果。
编译《新莱茵报》的原则与难度
按照写作时使用的文字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这是列宁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梁赞诺夫1921年提出的。1924年7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出版原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Gesamtaus⁃gabe，缩写MEGA1）的决议。由于种种原因，MEGA1只出版了12卷（13册）便夭折了。
1978年至今4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由德国科学院出版社（AkademieVerlag）出版，兼具学术研究参考与收藏价值，是目前编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最权威的参考版本，已出版75卷，出齐尚无期。这套《全集》的框架几经调整，确定为四大部分114卷（122册）。这四大部分是：一般著作、资本论及手稿、书信、笔记。这个框架忽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主编、参与主编的一系列报刊。这些报刊是他们的编著作品，不仅以生动的报刊版面灵活地体现他们的思想，而且还体现了他们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与相互影响。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思想，也是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思想结晶。
我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是按照MEGA2的体例设计的，已出版30卷（计划70卷），也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辑的报刊视为他们的编著作品。编译《新莱茵报》，意味着我们把它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编著作品，这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一种新的认识。如果我们开创了这样的认识，就给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做的工作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壮举。
目前我国仅有1位研究者（韦建桦）在领导MEGA2工作的马恩基金会理事会里，有1位研究者（柴方国）参与了MEGA2第Ⅰ部分第8卷的编辑工作；而同样不属于印欧语系的日本，却有四个独立的MEGA2的编辑小组，出版了多卷。我们若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辑的报刊方面创新MEGA2的工作范围并实际作出成果，对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的正面学术声誉，都是不言而喻的。
编译《新莱茵报》仅仅是这个宏大设想的第一步。毕竟懂得德语的人才有限，我们先通过熟悉中文版，培养一批熟悉马恩编辑的报刊的人才，才有可能在下一步把出版原文版马恩编辑的报刊列入创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
涉及《新莱茵报》上马克思恩格斯文章的是MEGA2第Ⅰ部分7-9卷。2016年出版了第7卷，2020年12月出版第8卷。（不久前，我们得到了刚刚完成的第8卷电子版——此后该书不再出版纸质版）与《新莱茵报》年代对应的第Ⅲ部分（书信）第2卷和第3卷已经出版。从“德语文献档案数据库”，我们可以获取最新考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文章的篇目。这些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新莱茵报》提供了更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以及与其他人之间交往的历史资料。然而，至今新闻传播学科内还没有人接触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算是本学科第一批决心迈入这个门槛的研究者。
MEGA2的两大核心编辑理念，即“学术化”和“国际化”。这也是编译《新莱茵报》的原则。关于学术化，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写道：“MEGA2超越以前所有版本马恩作品集的最显著优势在于其学术特质。它关于创办起源、可靠性、原文的变动、出处的变化、转载、后续版本中的校正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三方资料的增补标准都是出版界中最为严格的……MEGA2已经明智地摒弃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进行解释性评论的方式……MEGA2可以理解成一种文本、注释和读者三者之间有益对话的形式。初学者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地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肩上阅读他们的著作。”（詹姆斯·布罗菲：《评近期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创新》，2015年第2期）国际化对我们来说，就是编译标准向MEGA2看齐，即使达不到也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就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基于MEGA2”，对马克思思想进行解读。（林进平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卷37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这项工作极为艰难，173年前全部哥特体字的报纸，就是现在的德国人也需要熟悉一段时间，转换为现代拉丁文字才好读懂。新闻语言比艰深的哲学、文艺理论语言简单，但为了及时、简要地叙述事实，句子的语法结构并不严谨，只有处于当时情境下才容易理解；新闻里涉及的新闻人物，绝大多数只有姓（有些地方连姓还是缩写）；使用的地名，相当多的与现在迥异，因为近200年来欧洲各国行政区划的变迁天翻地覆，除了德语，不得不涉及十几种语言（拉丁文、法语、意大利语、英语、丹麦语、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瑞典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俄语、乌克兰语等等）；至于当时发生的许多具体事实，早已湮没在现代人之前五代祖先的记忆里；还有度量衡、词汇、语法的变迁；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习惯于使用的各种非德文文学作品词句等等，使得编译工作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常常为了搞清楚一个人物、符号、单词，很长时间找不到答案。翻译、解释基本事实需要丰富的人文、历史、地理知识的积淀。
例如，第2号新确认的恩格斯写的意大利新闻里有一句话：“卡尔·阿尔伯特策划让伦巴第人和威尼斯人一起加入他的王国。”原译文翻译得莫名其妙，后来逐词对照重译，现在这句译文是准确无误的。然而，不作注释估计没几个人看懂，若注释就得搞清楚谁是“卡尔·阿尔伯特”，“伦巴第人和威尼斯人”是怎么回事。网上有较多的“卡尔·阿尔伯特”，都不可能是文中的人，对“伦巴第”做地理注释无意义，因为“伦巴第人和威尼斯人”不可能单纯指这两个地方的人。走了一段弯路后才想到，落脚点既然是“王国”，伦巴第和威尼斯都在意大利北部，那么应该查一下1848年意大利北部国家的分布，一看历史地图困顿就解开了。这个王国应该是意大利西北部的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意大利唯一本地王族血统的国家，而国王的名字这里是德文，所以很难查到，意大利语是卡洛·阿尔贝托·阿马德奥（1831-1849年在位）。而“伦巴第人和威尼斯人”，是指奥地利统治的伦巴第-威尼托王国（国王由奥地利皇帝兼任）发生革命后分别在米兰建立的伦巴第临时政府、在威尼斯建立的威尼斯临时政府。这是意大利统一进程中最早的一步。国王是有王号的，恩格斯直呼其名，表达了一种对他的蔑视，这是新闻语言的微妙之处。这个国王在本国现代化方面是开明的，但在意大利统一的作为方面颇为窝囊。恩格斯看得很准，卡尔·阿尔伯特的统一设想第二年就失败了，他被迫把王位让给儿子，意大利是在他儿子手上实现统一的。
再如，《新莱茵报》第6号的一篇新闻，报道1848年6月3日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辩论是否接纳普鲁士波森省的代表。接纳意味着承认普鲁士吞并波兰，而波兰应该是独立的。当时的辩论结果是折中：“暂时允许在议会有一席之地，等待宪法委员会对波兰问题能有所决策”。在报道激进派议员雅科布·费奈迭抗议接纳波兰代表时，行文中有一句括号里的话：“以普鲁士王国逃亡者著称的雅科布·费奈迭，因为‘抗议’克拉科夫被吞并而出名。（海涅说：这件事情值得怀疑，帕麦斯顿和费奈迭已提出抗议！）”。克拉科夫是波兰的一个城市，1847年被奥地利吞并。当时费奈迭在巴黎作为德国流亡者同盟领导人抗议过此事。我们查到法兰克福议会里有一位姓海涅的议员，这个人是来自巴登大公国的卫生官员，政治观点模糊且仅在议会初期与会，没有关于他积极参与辩论的记录；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怎么和现在的事情搞在一起，难以理解。我感觉这个“海涅”应该是德国著名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于是请博士生夏琪试着把这段话放到德文谷歌上搜一搜，发现这段话被收入当代人编的历史文献《海涅对同时代人的评论集》第9卷第360-361页。如果不全面考察而简单地将“海涅”注释为议员海涅，整篇报道会变得莫名其妙，难以向读者解释。为此我们进一步查对1846年发生的克拉科夫起义、帕麦斯顿1846年对克拉科夫事件的态
度、海涅1830-1856年在巴黎的生活、海涅与费奈迭的关系、马克思与海涅的关系等各方面的历史材料，梳理清楚了事情的脉路，用不到200字为此注释：“这句话出自《莱茵附页。曼海姆晚报文学副刊》（RheinischeBlätter.LiterarischeBeilagezurMannheimerAbendzei⁃tung）1847年1月23日第10号第40页，标题为《海·海涅的一个辛辣讽刺的笑话》。1846年，克拉科夫发生波兰人民起义，起义被俄奥联军镇压，随后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出于警惕俄国扩张而反对奥地利吞并克拉科夫。海涅的目的是讽刺费奈迭没有实力而说空话。马克思在新闻里添加这句话，意在表达对费奈迭的厌烦。”就政治观点而言，海涅、马克思、费奈迭当时都属于民主派阵营，但在人品做派方面，海涅和马克思不喜欢费奈迭。新闻中马克思添加的这个讽刺故事，在当时民主派的圈子里可能不陌生，且海涅写的讽刺费奈迭的诗《科贝斯第一》（KobesI）在民主派内部也颇为流传。费奈迭生于科隆，科隆方言“雅科布”即“科贝斯”。173年以后再看报纸，这样的故事若不做注释或注释错了，都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没有人知道当时这样微小的事情。这就是编译报纸的难点。
已经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马克思或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虽然是从俄译文转译的，翻译水平总体较高。这次编译《新莱茵报》我们直接移到中文版里，但需要对其中的人名、地名和事件重新做注释，补充新的注释；对个别错译予以更正，对关键地方不够准确的译文需要适当重译。例如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第3号发表的丹麦-德国战争的新闻，其中他引证了一家报纸的报道：“在阿尔森城外执行警戒任务的联邦军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阿尔森是一个岛，不是城市，“阿尔森城外”的原文是“AlfenaufdenVorposten”，中译文有误，因而我们纠正为“阿尔森岛前线”。
还有《马恩全集》中文版的注释，也需要再次核对。例如《新莱茵报》第1号的新闻里，五次出现法国海军上将勃丹（Baudin）的名字：“如果不是法国海军上将勃丹的卑鄙行动使流浪汉转到保皇党方面去”“海军上将勃丹率领着相当强大的法国舰队守卫在那不勒斯”等等。《全集》中文版第一版5卷683页人名索引显示，他卒于1845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1848年还在指挥舰队。查证《海军历史名人录》（Who's whoinNaval History）《法语的探险和遭遇》（Explora⁃tionsandEncountersinFrench）等书，均记载勃丹卒于1854年。再如《新莱茵报》4次报道过的马克思的老乡、普鲁士国民议会左派议员瓦德涅尔（Valdenaire），《全集》的人名索引提供的生卒年为“？-1859”。我们没有照抄，而是重新查对，确认了他的生卒年为“1812-1881”，并通过查阅马克思的书信发现，革命失败后他与马克思保持着联系，1856年12月2日到伦敦拜访过马克思。
翻译该报的广告时，原来设想对其中的广告人、地名等不加注释。但后来发现，广告人的身份地位与报纸的关系十分重要，邮轮的航班信息对于分析报纸的新闻时效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于是，我们对报纸广告里航班信息的生僻地名均做注释，结婚信息里女方来自何地的地名以及该地与出版地科隆的距离都加以注释，因为这显示了当时人们交往的活动空间范围。对一些广告人的追索发现，他们大多是当地、本国甚至欧洲的著名商人或后来发展为世界著名的大公司，这反映了《新莱茵报》广泛的社会联系。
《新莱茵报》连续几号报纸有一则科隆举办艺术展览会的广告，提及所展示的20位艺术家的作品，我们对这20个人逐一做了搜寻。做这项工作时处于新冠病毒肆虐时期，网络也不通畅，我动员了在美国做法律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日本东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祁景滢，以及正在美国访学的人民大学博士生王敏、正在英国访学的山东师大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钱婕协助查找。祁景滢感慨地写道：“做史料研究翻译和调查，真的很花时间和精力。往往又
被条件和环境所限，举步不前多有发生。但可以看到真实且持久的成果，能够让心沉静下来。”“做这个调查挺让我长见识的。”最终，我们共同落实了其中15位（有3个姓表明是家族艺术家群体）艺术家的生平注释，他们全部是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著名的艺术家，从侧面反映了出版《新莱茵报》的城市科隆的文化水准。
鉴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人物注释，大多用武断的一句话把具体人物定性为“××阶级”。这次做人物注释，均删除这类话语，只确认具体职务或社会工种、党派划分。同时，还要考虑当事人或地名、报刊与《新莱茵报》、与当时历史关系的远近，近的需要多写一二句，远的尽可能简化表达，因为注释的目的是帮助读者理解眼下的句子与行文。
进一步的发现：《新莱茵报》还有242期非正刊
我国所有关于《新莱茵报》的文章都说，该报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共出版了301号。我们将“德文文献数据库”（DeutscheTextarchiv）里的《新莱茵报》数字扫描版（Digitalisierung„Neue Rheinische Zeitung“）及2016年出版的MEGA2第Ⅰ部分第7卷、2020年12月出版的第8卷，与1959年中国中央编译局出版的《新莱茵报》影印合订本，逐号逐版对照和相互印证，发现该报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除了出版301号正刊（实际出版298号，有三号是没有增加版面的合刊号），还出版了30期第二刊（与正刊同样四个版的报纸），以及各类附刊207期，没有编号但以《新莱茵报》名义散发的通知传单5期，共计242期非正刊。这个数字占到正刊的81.2%。关于这一点，知之人甚少。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抢时间报道新闻、尊重报刊规律的体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连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第一次完整新闻实践的基本情况都没有掌握，如何继承和发扬？因此，搞清楚这242期非正刊的缘由和具体情况，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
报纸工作是在时间的机床上奔忙。1848-1849年欧洲革命时期，各种突发事件频现，报纸一天出版一次，很多重大事件难以发表在当天的报纸上，一拖延就是一整天。那时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邮驿马车和水路航运，铁路刚建设。但马克思新闻时效观念很强，为了尽可能在获知新闻的第一时间把发生的重大且紧急的消息传递给读者，有时除了每天下午出版的正刊（一般四版）外，增加出版“第二刊”（一般也是四版）、“附刊”（一般两版）、“特别附页”“号外”“附页”等。这些额外的附加版面，即非正刊。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各类非正刊，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对新闻的需求，同时还要以最快的编辑方式和发行或散发方式把最新消息传递出去。这样自然提升公众对《新莱茵报》信赖度，报纸可以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第二刊通常是在正刊内容放不下时的加版，相当于同一天出版两次正刊，这是新闻量突然加大时的应对措施。它的版面与正刊完全一样，只是在头版第一栏第一行用特大号字标识“ZweiteAusgabe”（第二刊）。
当《新莱茵报》正刊的四个版容不下较多新闻，但又用不着出版第二刊时，马克思通常的做法是出版两个版的附刊（Beilage），多达164期。当天最后编排的“最新消
息”栏通常安排到附刊中。
当收到特别紧急的重要消息时，编辑部以时效性最强的传单形式出版报纸，版面尺寸约是正刊的二分之一，多数单面印刷，也有双面印刷的，印好后将它们迅速张贴在科隆各大街拐角的公共招贴栏上或在科隆大街上散发。在《新莱茵报》的非正刊中，包含43期这种小尺寸单张报纸，分别是19次特别附页、15次号外和9次附页。这种传单形式的单页报纸，时效性强且传播速度快，所以马克思在给当时暂时流亡在瑞士的恩格斯的信中，开心地写道：报纸“现在非常受欢迎，我们每天还在出附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8卷45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
由于世界上仅存的12套《新莱茵报》原版报纸均不够全，现在没有完整的该报非正刊的材料。我们逐版对照后，最初确定该报有233期非正刊，有关论文已经写好发排。但在仔细查看MEGA2第Ⅰ部分第7卷（该报6-10月的马恩文章）的各种注释材料时，先后四次发现或侧面证实了以前没有统计在内的非正刊，我为此4次与两家相关期刊编辑联系纠正非正刊的数字，我都不好意思了，一再道歉，但刊物主编没有责备我们，而是称赞我们治学态度严谨。随着2020年12月MEGA2第Ⅰ部分第8卷的出版，现在《新莱茵报》的非正刊的数字已经增加到242期。
眼睛一亮：编译整份报纸的思想收获
尽管工作艰辛，但这种努力还是令人有一种成就感：展现在眼前的几号编译好的《新莱茵报》中文版确实让人眼睛一亮，原来《新莱茵报》除了我们熟知的坚定的革命立场外，它同时也是遵循新闻规律、报纸经营规律的典范。
例如《新莱茵报》的经营与广告。该报从创刊号到第15号，头版头条通栏不是新闻，而是马克思亲自撰写的新莱茵报发行部关于征订报纸的启事，全文如下：
《新莱茵报》将于6月1日起每日发行。
订阅价格：科隆地区一季度1塔勒15银格罗申。除科隆外，普鲁士其他地区2塔勒3银格罗申9分尼。普鲁士以外地区需要加收邮费。
6月份只能与下一个季度（7月，8月，9月）同时订阅。这四个月订阅的价格是：科隆地区2塔勒；科隆地区之外2塔勒25银格罗申。
可通过国内外所有的邮局和书店订阅。或在报纸发行部威·克劳特先生处订阅，地址：科隆圣阿加塔街12号
可在报纸发行部继续认购股票，外埠认购股票者也请与该处联系。
登载广告费用
四栏版面8磅活字每行或相同篇幅…1银格罗申6分尼。
[翻译：刘然；审读：夏琪]
从第16号持续到87号，每天头版头条通栏仍为报纸发行部的征订启事，只是压缩为一段文字，行文做了简化表达。
《新莱茵报》的广告是很丰富的，每天正刊四版，一般第四版均为广告，有时第三版也有部分广告。该报创刊号第一条分类广告，不是商品广告，而是“科隆城市居民情况”，分为“出生”（7人）、“死亡”（6人）、“结婚”（4对）三部分。这样的广告，对当事人或亲属而言，一句话的广告费用微乎其微，但报纸的公示具有法律性质的权威记录价值。第二条广告是邮轮航班信息，仍然是服务性质的，共有11班莱茵河邮轮去往20个不同地点（包括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海牙）。第三条广告还是公益性质的：莱茵河水位，5月31日为7英尺2英寸。该报的航班信息，很快从莱茵河流域扩展到驶往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的航班，并进一步扩展到驶往北美和加勒比海以及南美洲的航班。
除了各种商品广告，《新莱茵报》还有股市交易、粮油市场，甚至来自古巴的砂糖广告，以及各种政治观点表达、私人事项的广告。例如第3号的私人广告《吕布尔》，当事人因为在吕布尔市的一次宴会上与市长发生冲突而被关押了2小时，为了自己的名誉而叙述经过和自我辩解，中译文长达1000字。他愿意花钱自解心结，报纸提供这样的服务不是两厢情愿的好事吗。
仅从《新莱茵报》的版面，就可以感受到马克思的报纸经营理念，他从不放过任何可以为报纸带来收入的机会。他说过：只靠精神资本是办不了一家报纸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8卷376页）
这次编译《新莱茵报》，得以理解了恩格斯关于该报文学副刊一段论述的内涵。1883年，他以该报编辑、诗人维尔特的作品为榜样，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党的机关报，写道：“维尔特所擅长的地方，他超过海涅（因为他更健康和真诚），并且在德国文学中仅仅被歌德超过的地方，就在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假如我把《新莱茵报》的某些小品文转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面，那末读者中间有很多人会大惊失色。但是我不打算这样做。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就像罗曼语民族那样，就像荷马和柏拉图，贺雷西和尤维纳利斯那样，就像旧约全书和《新莱茵报》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9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我国始终无人就恩格斯的这段话做任何阐释，因为没有人看过维尔特在《新莱茵报》上的这方面作品。
就此，我们欣赏一下恩格斯称赞的维尔特作品所表现的“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natürlichen,unent⁃behrlichen undäußerstvergnügli⁃chenDingen）。例如《新莱茵报》第5号头版发表的维尔特的总标题为“荷兰行”诗的第二首：
可爱的女人们！牙齿那么白脸颊那么红，
我衷心地爱她们，我热忱地爱她们——
她们腿上穿着裤子。如果她们去睡觉，
她们轻柔地脱下裤子，
然后欢欣鼓舞地跳进松软的床上——
而后将裤子挂在床的靠背上。一次波恩的哈教授闹个笑话，他入寝时心不在焉：他把裤子放在床上，
却把自己挂在床的靠背上啦。[翻译：潘华]
再看《新莱茵报》终刊号头版维尔特的小品文《给女士们的公告》里的描述：
不要去问：怎么做？你们心里很清楚。让你们年迈的男人们离开，带上新的男人们，那些变革者——就是这样！
如果四十或者五十年前喊道：“法国人来了！”那么所有年轻的女孩和女人都急切地靠在窗边，把窗帘拉到一边，然后向街道看去，既淫荡，又羞耻，直到鼓手长带着他巨大的鼓棒，以及后面那些有趣的年轻小伙子，他们简简单单地齐步进入这个城市也进入每个人的心里。——就算是以后再也生不出好看的小孩，也要为这些法国人的远征送上祝福！
现在不会喊道“法国人来了！”不，“匈牙利人来了！”并且你们应该友好地接待这些匈牙利人。这是德国政治应当用心的事情。匈牙利人就是19世纪的法国人！
以前德国的女孩们在最有快感的时候会悄声说：“你让我不快乐！”不久他们就会欢呼：“你让我快乐！”因为匈牙利人会变成德国人而德国人会变成匈牙利人，而那快乐的嘴唇的吻会在山川森林间燃烧，直到西伯利亚的积雪融化，直到哥萨克被顿河和德涅斯特河浸没。
[翻译：何渊]
《荷兰行》带有一些生活的幽默；而《给女士们的公告》则蕴涵着德国40多年以来的政治变迁。19世纪初，法国人给德国人民带来了革命的因素，而当前是匈牙利革命军正与奥地利军队展开激战……这就是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的风格。报纸在反动派的迫害下被迫停刊，他还在用红色油墨印刷的最后一号报纸上以胜利者的姿态和欢快的生活气息呼吁德国的妇女们，离开那些固守旧秩序的老朽，跟革命者走。当初的革命者是带来法国大革命气息的法国军人，如今给德国带来革命因素的是正在与奥地利皇家军队激战的匈牙利革命军。
恩格斯34年后对此记忆犹新，再次展示《新莱茵报》当年的风采，目的在于提倡报纸的一种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和报纸幽默的风格，包括挑战当时的禁欲主义。
有意思的是，我写的关于《新莱茵报》文学副刊的上面这些文字，某省学术期刊的上级审读人员以有色情描述为由，要求删除其中引用的《给女士们的公告》的段落，否则不予采用。这段话发表在马克思主编的报纸被迫停刊的最后一号头版，显然代表马克思的寓意，作者是马克思的战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而且在很多年后其内容和风格由恩格斯写专文予以提倡。我拒绝删除，转而一字未改地发表在《东岳论丛》上。
已经开启的马克思《新莱茵报》中文版编译与进一步研究
2020年11月1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以“《新莱茵报》的编译与研究”为主题的《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增刊发布暨学术研讨会。这期10月出版的《增刊》，首次发表了《新莱茵报》创刊号、第2号和终刊号的中文版，以及4篇研究论文。几乎同时，《辽宁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10月出版）发表《新莱茵报》第4号中文版，陕西《新闻知识》2020年第10期发表《新莱茵报》第14号中文版。2020年内共有5号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中文版得以发表。
以《新莱茵报》原版报纸为基础的研究，加上2019年的1篇，到2020年底已经发了11篇论文。除了《增刊》的4篇论文外，2020年第9期《城市党报研究》发表我的论文《马克思〈新莱茵报〉的国际视野》；2020年第4期《辽宁大学学报》发表我和张月的论文《鲜为人知的马克思〈新莱茵报〉237期非正刊》；2020年第5期《兰州大学学报》发表我和杜渐的论文《马克思〈新莱茵报〉资金源的经营实践》；2020年第11期《新闻大学》发表我和夏琪的论文《论编译马克思的〈新莱茵报〉》；2020年第11期四川《新闻界》发表我和夏琪的论文《新确认的恩格斯〈新莱茵报〉37篇（组）新闻考证》；2020年第12期《东岳论丛》发表我的论文《以原版〈新莱茵报〉为基础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展望2021年，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论丛》正在排版第5号《新莱茵报》中文版，福建《东南传播》杂志已经排好了2021年第1期发表的《新莱茵报》第3号中文版。《河北大学学报》和广西《岭西学刊》承诺2021年发表《新莱茵报》第6号和第8号的编辑注释工作已经处于收尾阶段。
这项工作在经历了艰难的起步阶段后，终于看到了首批编译和研究成果。
编译和研究《新莱茵报》本身，如果各种条件具备，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可能完成，估计1500万字，计划出版22卷（每半月一卷）。这是需要两代人完成的事业。希望这项工作后继有人。
（作者为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课题来源：四川大学专项课题“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的编译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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