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中的宏旨

    好友张维欣多年精心结撰之作《谭嗣同年谱长编》，我是最早的读者之一，也一直关注甚至参与到她的研究中，对这部书早就有很多话想说，但提起笔来，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是和她一同研讨乃至争论的细节，怕流于琐屑而无关宏旨，故此迟迟没有写下一字。今书已面世，无可再拖，遂提起笔来，努力寻绎这部著作在谭嗣同研究乃至近代史研究中的独特之处。

    这部年谱的谱主，被人们贴上英雄的标签。这里所说的人们，不仅有通过历史课本了解到“戊戌六君子”的普通大众，也有近代史领域的专业学者。学界的共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第一个研究范式就是“革命史观”。谭嗣同是作为维新先驱、变法烈士而进入学界研究视野的。而随着学术进步和文献发掘，学界对革命史观下肯定光绪康梁谭、贬抑慈禧荣禄袁世凯的价值判断，以及关于“训政”“围园”“告密”等重要史事的考订，都有不同于以往的新成果、新探讨。简单说来就是，以往被充分相信的康梁一方的记录，渐渐被证明多所歪曲篡改，戊戌政变非袁世凯“出卖”所致，维新派在实际操作中也不无失误，特别是康有为的人格在后来被证明不乏瑕疵。事实上，维新运动的研究近年来渐呈式微之势。但看到2018年纪念戊戌变法120周年的应景文章里，有学者提出谭嗣同研究已经高度饱和之说，还是不免发出感慨：以往热过、过热的研究，真的“饱和”了吗？这部《谭嗣同年谱长编》就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年谱长编》截断众流，既不趋革命史观之时，也不趋解构革命史观之时，从最扎实的文献工作出发，反而取得了丰硕而可喜的成绩。

    作者本非近代史专业出身，而是工科专业。戊戌研究圈内最为作者推崇的学者茅海建先生，尚有资料获取不易之叹，非科班的标签，使得作者在完成这部著作时所费心力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当然，努力未必有收获，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我也遇到过不少枉抛心力的“民科”之作，但这部《年谱长编》则令许多业内专家刮目相看。其中最令我心折的，是对文献史料的搜集、排比、研讨、考订等一系列工作。书中对重要问题得出新见、有所补正或驳正之处颇多，如对浏阳算学馆与算学社具体建立过程，谭嗣同受张之洞委派赴日始末，夜访袁世凯为康有为指派等史事的梳理考证，都令人信服。而这些成果的获得，无一不是凭坚实的文献功夫。

    《年谱长编》解决了什么大问题吗？乍一看并没有，只是丰富了关于谭嗣同的若干细节而已。然而这细节之中蕴藏着宏旨。近代西方史学的引入，深刻改变了原本重视人物的传统史学的走向。人物成为了事件的附庸，与所谓大事、大势看似关系不甚密切的细节被研究者大量遗弃。以我相对熟悉的近代人物文集日记编纂来说，《吴虞日记》删除了大量的生活细节而仅保留与读书、思想相关的内容，《刘光第集》则既不保留原本编次又不按照时序或文体排列，而以最能反映作者“思想倾向”的《甲午条陈》开篇。所谓的人物研究、思想研究，也往往不是建立在以文献为基础的对人物整体全面把握的基础上，抽离了丰富细节的人物，沦为没有血肉的脸谱，或某一观点的论据，与孟子所言“读其书，论其世，不知其人可乎”的教诲渐行渐远。而《年谱长编》却是以大量的细节，还原谭嗣同的本来面目。作者着重分析了可能在一些人眼中连“经历”都算不上的情感片断，如谭氏的两次“苍然之感”，看似枝节，但只有对谭有相当熟悉，才能体会到，这种情感体验，与其《仁学》思想的形成大有关系，乃至可视为谭后来以身殉道行动一脉相承的逻辑起点。以我所见，也只有张灏先生曾对此给予足够重视。作者并不追赶情感史等时髦标签，但谁又能否认这种细节所蕴藏的宏旨呢？

    本书中也不乏对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局势的重视。如对谭嗣同西北生活经历的记述，就是在沙俄分裂阴谋、西北战乱的背景下展开的，并首次提出《六盘山转饷谣》与当时战事吃紧乃至谭氏自己的甘肃粮台效力经历密切相关，只是限于体例未能充分展开——好在在这方面，有作者参与的《谭嗣同诗注》值得期待。

    作者是抱着替谱主写日记的初衷写作此书的，研究者或许会当作资料汇编，而相信吸引更多读者的，是作者经年艰辛之下刮垢磨光而熠熠生辉的那些细节，它们真实、饱满、生动，使历史人物变得如此亲切可感。